文｜刘澜昌
9月2日，日本经济新闻报道，2026年上半年，共有953名持“经营管理”在留资格的外国人在没有办理再入境手续的情况下离开日本，是去年同期的3.9倍。这个变化十分明显：2025年秋季以前，此类离境者通常只有几十人，去年12月已经增至114人，今年以来则进一步升至每月100至200多人。与此同时，日本自2025年10月起收紧“经营管理”在留资格，将资本金要求从500万日元提高到3000万日元，并增加经营经验、学历和雇佣等条件。一个原本用于吸引外国创业者的制度，正在经历一次明显的政策转向。
日本为什么要提高门槛？答案并不复杂。随着外国经营者数量快速增加，部分企业被质疑经营规模过小，甚至存在借创业之名获取长期居留资格的情况。到2025年底，持“经营管理”在留资格的外国人已经达到46781人，是五年前的1.7倍。对于日本政府而言，如果制度逐渐偏离“吸引真实投资和创业”的初衷，那么强化审查、提高要求确实具有合理性。资本金从500万提高到3000万，配合至少一名符合条件的全职员工，以及经营经验或相关高学历要求，本质上是在提高制度的真实性和筛选能力。问题也恰恰从这里开始。
资本规模可以证明一个人的资金实力，却未必能够准确衡量一家企业的实际价值。大型投资项目当然需要充足资金，但一家餐馆、一间零售店、一家小型贸易公司，并不意味着必须拥有3000万日元资本才能产生经济效益。对于日本一些人口减少、商业空心化的地区来说，真正稀缺的恰恰不是大企业，而是愿意租下一间空置店铺、自己承担经营风险、雇用员工并长期留下来的小型创业者。
东京新大久保就是一个值得观察的案例。当地过去就存在商铺继承人不足的问题，疫情期间部分店铺退出后，一些外国经营者接手，填补了商业空间留下的空缺。如今，如果这些经营者因为无法筹集3000万日元而被迫退出，那么政策影响就不会停留在签证层面。一家餐馆关门，意味着员工失去工作，房东失去租金，供应商失去订单，周边客流也可能减少。外国经营者看起来只是一个个个体，实际上已经嵌入日本地方经济的细小网络。
更值得关注的是政策变化产生的速度。新规实施后五个月，相关申请数量较此前减少约96%。这说明新的筛选机制已经迅速改变了市场预期。对于资金实力较强、企业规模较大的经营者来说，3000万日元可能只是融资和投资安排的问题；对于依靠个人积蓄开店的小型创业者来说，却可能直接改变是否继续留在日本的决定。
953名离境者并不能简单等同于953家企业倒闭，也不能证明每一个人离开日本都是因为新规。有人可能是经营失败，有人可能已经完成业务转让，也有人本来就准备回国。因此，把所有离境都归因于签证收紧并不严谨。但时间上的高度重合仍然值得警惕：政策门槛提高之后，离境人数迅速上升，这至少说明相当一部分经营者正在重新评估继续留在日本的成本。这背后其实存在日本经济政策中的一个长期矛盾。
日本正在经历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地方城市尤其需要新的投资者、经营者和就业创造者。与此同时，日本社会对外国人口快速增加又存在现实担忧，希望通过更严格的制度防止滥用。两种需求并不矛盾，但如果监管过于依赖单一的资本门槛，就容易把“防止制度套利”和“排除小型创业者”混为一谈。
一家企业有没有价值，最终还是要回到经营本身。是否真实营业，是否持续纳税，是否雇佣员工，是否具有稳定客户，是否填补当地市场空缺，这些指标有时比账面上的资本金更加接近企业真实贡献。一个能够经营十年、长期雇用当地员工的小餐馆，即使资本规模不大，也可能比一家资本雄厚但缺乏实际业务的公司更有社会价值。
因此，日本真正需要解决的并不是“门槛高还是低”这么简单的问题，而是能否建立更加精细的筛选机制。对于涉嫌造假、空壳经营和利用制度获取居留资格的行为，当然应该严查；对于真实经营、持续纳税、能够创造就业的小企业，则应该保留一定的政策弹性。监管如果只追求“提高标准”，最终得到的可能只是数量上的减少，而不一定是质量上的提高。
日本尤其需要考虑地方经济的承受能力。东京、大阪这样的核心城市拥有强大的商业吸引力，即便一批外国经营者离开，也很容易找到新的接替者。但人口流失严重的地方并非如此。当地真正缺的是人，是经营者，是愿意承担风险重新开店的人。如果严格政策让这些人提前离场，那么日本在解决签证制度漏洞的同时，也可能削弱自己最需要的地方商业活力。
这也是953这个数字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它不是一个足以证明政策失败的数字，却是一种需要认真观察的信号。日本正在主动提高外国创业的门槛，也就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筛选成本。留下来的经营者如果能够带来更大规模的投资、更稳定的就业和更高的经济价值，那么政策调整或许能够证明其合理性；如果大量退出的恰恰是那些真实经营、扎根社区的小企业主，那么日本最终付出的代价可能比预想中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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