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03年，杜牧出生在长安城南的杜氏老宅里。这一年的大唐，刚从安史之乱的余波里喘过一口气，却又陷入了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泥沼。长安的朱雀大街依旧车水马龙，大明宫的檐角还挂着盛世的余晖，可明眼人都知道，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王朝，已经走到了日薄西山的路口。
杜家是长安城里数一数二的高门望族，“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的俗语流传了上百年，祖辈里出过的宰相、侍郎能数出十几个。杜牧的祖父杜佑更是当朝名臣，耗费三十年心血写成《通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杜牧从小就被寄予了厚望，父亲杜从郁希望他能考取功名，重振门楣，像祖父一样做个匡扶社稷的能臣。
他也确实是个天生的才子。十来岁的时候，杜牧就已经把《尚书》《礼记》背得滚瓜烂熟，别的孩子还在跟着先生学作对子，他已经能对着长安的风物写出辞藻清丽的诗文。祖父杜佑格外疼这个聪明的孙子，闲暇时总把他叫到书房里，给他讲前朝的兴衰得失，讲开元盛世的繁华旧梦，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道理。这些话像种子一样埋在杜牧的心里，慢慢长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壮志。
他后来在诗里写“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短短十个字，藏着少年时最澄澈的理想：他要做大唐的缝补匠，把这个千疮百孔的王朝，重新缝补成当年盛世的模样。
可命运从一开始就给他出了难题。杜牧十岁那年，祖父杜佑病逝，没过几年，父亲杜从郁也撒手人寰。家里的顶梁柱一下子塌了，杜家原本殷实的家底很快就坐吃山空，杜牧和弟弟杜顗跟着母亲，只能靠变卖家产、典当衣物度日。最惨的时候，母子三人连杜家老宅都住不起，只能搬到长安郊外的破屋里，冬天没有炭火，夏天没有蚊帐，吃了上顿没下顿。他后来在给朋友的信里写“某幼孤贫，安仁旧第，置于他人，致仕旧业，荡为寒灰”，字里行间都是说不尽的辛酸。
可哪怕日子过得再苦，杜牧也从来没有放下过书本。他白天去山上砍柴换钱，晚上就着昏暗的油灯读书，指尖翻过的《史记》《汉书》卷了边，抄录的治国策论贴满了土坯墙。他不像别的文人那样只钻诗词歌赋，反而格外喜欢读兵书，对着《孙子兵法》一遍遍做注解，把历朝历代的战争例拆解得明明白白。那时候他才十几岁，望着远处长安城里的宫阙，心里的火从来没有灭过：他要靠自己的本事，把属于杜家的荣耀拿回来，把这个摇摇欲坠的大唐撑起来。
机会很快就来了。公元828年，25岁的杜牧参加科举考试，一篇《阿房宫赋》写得掷地有声，“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的句子一出来，就把主考官们惊得拍案叫绝。放榜那天，杜牧毫无悬念地高中进士，同期考中的三十多个人里，他是最年轻的一个。
站在放榜的墙前，望着自己的名字排在最前面，杜牧心里的快意几乎要溢出来。他想起十几岁时在破屋里读书的日子，想起祖父生前对他的叮嘱，觉得自己终于等到了施展抱负的机会。他骑着马游街的时候，长安的姑娘们都隔着帘子看这个年轻英俊的新科进士，路边的酒楼老板争着请他进去饮酒题诗，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出身名门的年轻人，未来必然是大唐的宰相之才。
那年的曲江宴上，杜牧喝醉了酒，对着曲江的春水挥笔写下“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秦地少年多酿酒，已将春色入关来”的诗句，字里行间都是少年得志的意气风发。他以为自己的人生从此就要一路坦途，却没想到，命运的巨浪，才刚刚开始把他往暗流里卷。
中唐以后的官场，早就不是盛唐时凭才学就能出头的样子了。宦官把持着朝政，藩镇割据在地方，牛李党争把朝堂搅得乌烟瘴气，哪怕是才华横溢如杜牧，也逃不过被卷进党争的命运。他考中进士没多久，就被派到江西观察使沈传师的府里做幕僚，一去就是五年。
沈传师是个温和的官员，待杜牧很好，可江西毕竟远离朝堂，杜牧满肚子的治国方略，根本没有施展的地方。他每天的工作不过是写写公文，陪着上司游山玩水，应酬往来。闲下来的时候，他就去南昌的滕王阁上转转，望着赣江的浪涛拍打着岸，想起少年时的壮志，心里说不出的失落。
也就是在这段日子里，杜牧“风流才子”的名号慢慢传了开来。他常去南昌的酒楼上喝酒，点一壶最烈的酒，就着几碟小菜，和歌女们谈诗论曲。有一次沈传师家里办宴席，请来的官妓里有个叫张好好的姑娘，生得明眸皓齿，唱得一口好歌，杜牧见了格外喜欢，特意为她写了一首《张好好诗》，字里行间都是怜惜之意。后来张好好被沈传师的弟弟纳为妾室，再后来又被抛弃，流落到洛阳当垆卖酒，杜牧见到她的时候，还特意拿出当年写的诗，唏嘘了好久。
他不是沉迷酒色，只是心里的苦没地方说。他想回长安，想在朝堂上施展抱负，想把自己写的那些削藩、强国的策论呈给皇帝看，可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把满心的失意，都揉进酒里，写进诗里。他写“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看似是在写自己的风流快活，可仔细读来，字字都是自嘲，字字都是不得志的酸楚。
公元833年，杜牧被淮南节度使牛僧孺聘为掌书记，去了扬州。那时候的扬州是大唐最繁华的城市，运河码头帆樯林立，夜市里的灯火通宵不熄，十里长街上到处都是酒楼歌馆。别人去了扬州都是想着怎么享福，可杜牧去了，心里却只有焦虑。他知道扬州的繁华不过是表面的假象，北方的藩镇还在虎视眈眈，朝堂里的宦官还在兴风作浪，这个王朝随时都可能塌下来。
他在扬州待了三年，这三年里，他表面上天天出入歌楼酒馆，和朋友们饮酒作乐，暗地里却写了很多篇策论，给宰相李德裕写信，分析藩镇割据的弊端，提出平定叛乱的具体策略。李德裕是当时难得的能臣，看了杜牧的策论格外赞赏，后来平定泽潞藩镇叛乱的时候，采纳了很多杜牧的建议，果然大获全胜。可即便如此，杜牧也没有得到重用，他的身份太尴尬了：他是牛僧孺的幕僚，属于牛党，可李德裕是李党的领袖，两党斗了你死我活几十年，哪怕杜牧的策论写得再好，李德裕也不可能重用他。
他在扬州的日子过得很憋屈，只能天天在夜色里出门，去酒楼上买醉。牛僧孺知道他心里苦，也不拦着他，还特意派了两个兵卒偷偷跟着他，怕他出意外。后来杜牧要离开扬州回长安任职，牛僧孺给他践行，拿出一沓纸条给他看，上面写着“杜书记某年某月某日去某家饮酒，平安”“杜书记某年某月某日去某家赴宴，未归”，杜牧看了，瞬间红了眼眶，他知道上司是懂他的，懂他的苦，懂他的不得志。
离开扬州那天，他站在运河边，望着扬州的城郭，想起这三年的日子，挥笔写下了“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的诗句，没人知道他写这首诗的时候，心里想的到底是扬州的姑娘，还是自己再也回不来的少年时光。
回到长安之后，杜牧的日子也不好过。牛李党争愈演愈烈，他今天被升为监察御史，明天就因为被人弹劾被贬到外地，后来又被召回长安，没待几年又被派到黄州做刺史。他像个皮球一样被人踢来踢去，满肚子的抱负，从来没有真正施展的机会。
可哪怕被一贬再贬，杜牧也从来没有混过日子。他在黄州做刺史的时候，严惩当地的恶霸，减免百姓的赋税，把黄州治理得井井有条。他在池州的时候，兴修水利，鼓励农桑，还重修了池州的翠微亭，常常和朋友们在亭子里喝酒论诗，写下了“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千古名句。
他心里始终装着百姓，装着这个王朝。他在杭州做刺史的时候，看见运河年久失修，百姓出行不便，就亲自带着人疏通河道，还在岸边种了很多柳树，当地的百姓为了感谢他，把这些柳树叫做“杜公柳”。他写过很多反映民间疾苦的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看似是在骂商女，实则是在骂那些醉生梦死的官员，骂他们忘了亡国的危险，还在过着纸醉金迷的日子。
他也从来没有放下过对国家命运的担忧。晚年的时候，他被召回长安做中书舍人，看见朝堂里的官员们还是天天忙着党争，没人关心国家的前途，心里急得不行，写了很多篇奏疏，建议皇帝削弱宦官权力，打击藩镇割据，可这些奏疏递上去，全都石沉大海。他站在长安的城楼上，望着远处的夕阳把大明宫的檐角染成血色，心里清楚，这个王朝的气数，已经快要尽了。
公元852年冬天，杜牧在长安病逝，终年五十岁。临终前，他自己给自己写了墓志铭，把一生的经历写得简简单单，没有夸耀自己的政绩，也没有抱怨命运的不公，只是平静地交代了后事，还把自己一生写的诗文拿出来，烧了一大半，只留下了两百多首，觉得那些都是“少年时的戏作”，不值得流传。
可他不知道，他留下的这些诗，成了大唐最后的绝唱。他的诗里有“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清丽，有“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的旷达，有“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的温柔，也有“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沉痛。他不像李白那样狂放，不像杜甫那样沉郁，也不像白居易那样直白，他的诗里有一种独属于晚唐的通透，像秋天的风，吹过人的脸颊，带着一点凉，却又清清爽爽，让人心里透亮。
很多人说起杜牧，总觉得他是个风流才子，一辈子就在酒色和诗文里打转，可只有真正读懂他的人才知道，他心里的苦，他心里的热。他出生在名门望族，从小就抱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可生在晚唐的乱世里，他的抱负根本没有施展的机会。他不是不想做个匡扶社稷的能臣，是这个时代，根本不给他机会。
他的风流，是失意的伪装；他的旷达，是无奈的释然。他明明知道这个王朝已经病入膏肓，可还是拼尽全力想做点什么，哪怕只是在地方上做个刺史，也要把自己管辖的地方治理好，让百姓能过上几天安稳日子。他就像晚唐的一棵枫，明明已经到了万物凋零的秋天，却还要把最红的叶子展出来，给这个灰暗的时代，添一点鲜亮的颜色。
后世很多人喜欢杜牧的诗，喜欢的就是这份通透。他从来不会喊什么空洞的口号，也不会沉溺在悲观里无法自拔，他知道时代的洪流不可逆转，可还是认认真真地过好自己的日子，认认真真地写好每一句诗，认认真真地做好自己能做的事。他写的风流，是看透了世事之后的洒脱；他写的沉痛，是藏在骨子对家国的热爱。
现在我们读杜牧的诗，还能感受到一千多年前扬州的春风，长安的秋月，池州的春雨，黄州的霜叶。那些“春风十里扬州路”的快意，那些“十年一觉扬州梦”的酸楚，那些“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旷达，越过千年的时光，依然能打动我们。
他是大唐最后一个风流才子，是晚唐最亮的一抹月色。他把一生的失意、温柔、沉痛、旷达，都揉进了诗里，给这个即将落幕的王朝，留下了最后一点浪漫的念想。他告诉我们，哪怕生在乱世，哪怕理想不能实现，也可以活得通透，活得洒脱，活得有滋有味。
历史的长河里，我们记住了李白的狂，杜甫的圣，白居易的俗，也应该记住杜牧的透。他是盛唐最后的余韵，是晚唐最温柔的注脚，是那个日薄西山的时代里，永远不会熄灭的一点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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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大唐最后的风流才子，把一生的失意，都活成了晚唐最亮的月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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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一觉扬州梦，赢的从来不是薄幸名：你根本没看懂真正的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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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盛唐最后一缕余韵，在日薄西山的晚唐，活成了永不熄灭的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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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解了千年的"风流才子"：杜牧的旷达里，藏着整个晚唐的沉痛与温柔
公元803年，杜牧出生在长安城南的杜氏老宅里。这一年的大唐，刚从安史之乱的余波里喘过一口气，却又陷入了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泥沼。长安的朱雀大街依旧车水马龙，大明宫的檐角还挂着盛世的余晖，可明眼人都知道，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王朝，已经走到了日薄西山的路口。
杜家是长安城里数一数二的高门望族，“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的俗语流传了上百年，祖辈里出过的宰相、侍郎能数出十几个。杜牧的祖父杜佑更是当朝名臣，耗费三十年心血写成《通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杜牧从小就被寄予了厚望，父亲杜从郁希望他能考取功名，重振门楣，像祖父一样做个匡扶社稷的能臣。
他也确实是个天生的才子。十来岁的时候，杜牧就已经把《尚书》《礼记》背得滚瓜烂熟，别的孩子还在跟着先生学作对子，他已经能对着长安的风物写出辞藻清丽的诗文。祖父杜佑格外疼这个聪明的孙子，闲暇时总把他叫到书房里，给他讲前朝的兴衰得失，讲开元盛世的繁华旧梦，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道理。这些话像种子一样埋在杜牧的心里，慢慢长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壮志。
他后来在诗里写“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短短十个字，藏着少年时最澄澈的理想：他要做大唐的缝补匠，把这个千疮百孔的王朝，重新缝补成当年盛世的模样。
可命运从一开始就给他出了难题。杜牧十岁那年，祖父杜佑病逝，没过几年，父亲杜从郁也撒手人寰。家里的顶梁柱一下子塌了，杜家原本殷实的家底很快就坐吃山空，杜牧和弟弟杜顗跟着母亲，只能靠变卖家产、典当衣物度日。最惨的时候，母子三人连杜家老宅都住不起，只能搬到长安郊外的破屋里，冬天没有炭火，夏天没有蚊帐，吃了上顿没下顿。他后来在给朋友的信里写“某幼孤贫，安仁旧第，置于他人，致仕旧业，荡为寒灰”，字里行间都是说不尽的辛酸。
可哪怕日子过得再苦，杜牧也从来没有放下过书本。他白天去山上砍柴换钱，晚上就着昏暗的油灯读书，指尖翻过的《史记》《汉书》卷了边，抄录的治国策论贴满了土坯墙。他不像别的文人那样只钻诗词歌赋，反而格外喜欢读兵书，对着《孙子兵法》一遍遍做注解，把历朝历代的战争案例拆解得明明白白。那时候他才十几岁，望着远处长安城里的宫阙，心里的火从来没有灭过：他要靠自己的本事，把属于杜家的荣耀拿回来，把这个摇摇欲坠的大唐撑起来。
机会很快就来了。公元828年，25岁的杜牧参加科举考试，一篇《阿房宫赋》写得掷地有声，“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的句子一出来，就把主考官们惊得拍案叫绝。放榜那天，杜牧毫无悬念地高中进士，同期考中的三十多个人里，他是最年轻的一个。
站在放榜的墙前，望着自己的名字排在最前面，杜牧心里的快意几乎要溢出来。他想起十几岁时在破屋里读书的日子，想起祖父生前对他的叮嘱，觉得自己终于等到了施展抱负的机会。他骑着马游街的时候，长安的姑娘们都隔着帘子看这个年轻英俊的新科进士，路边的酒楼老板争着请他进去饮酒题诗，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出身名门的年轻人，未来必然是大唐的宰相之才。
那年的曲江宴上，杜牧喝醉了酒，对着曲江的春水挥笔写下“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秦地少年多酿酒，已将春色入关来”的诗句，字里行间都是少年得志的意气风发。他以为自己的人生从此就要一路坦途，却没想到，命运的巨浪，才刚刚开始把他往暗流里卷。
中唐以后的官场，早就不是盛唐时凭才学就能出头的样子了。宦官把持着朝政，藩镇割据在地方，牛李党争把朝堂搅得乌烟瘴气，哪怕是才华横溢如杜牧，也逃不过被卷进党争的命运。他考中进士没多久，就被派到江西观察使沈传师的府里做幕僚，一去就是五年。
沈传师是个温和的官员，待杜牧很好，可江西毕竟远离朝堂，杜牧满肚子的治国方略，根本没有施展的地方。他每天的工作不过是写写公文，陪着上司游山玩水，应酬往来。闲下来的时候，他就去南昌的滕王阁上转转，望着赣江的浪涛拍打着岸，想起少年时的壮志，心里说不出的失落。
也就是在这段日子里，杜牧“风流才子”的名号慢慢传了开来。他常去南昌的酒楼上喝酒，点一壶最烈的酒，就着几碟小菜，和歌女们谈诗论曲。有一次沈传师家里办宴席，请来的官妓里有个叫张好好的姑娘，生得明眸皓齿，唱得一口好歌，杜牧见了格外喜欢，特意为她写了一首《张好好诗》，字里行间都是怜惜之意。后来张好好被沈传师的弟弟纳为妾室，再后来又被抛弃，流落到洛阳当垆卖酒，杜牧见到她的时候，还特意拿出当年写的诗，唏嘘了好久。
他不是沉迷酒色，只是心里的苦没地方说。他想回长安，想在朝堂上施展抱负，想把自己写的那些削藩、强国的策论呈给皇帝看，可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把满心的失意，都揉进酒里，写进诗里。他写“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看似是在写自己的风流快活，可仔细读来，字字都是自嘲，字字都是不得志的酸楚。
公元833年，杜牧被淮南节度使牛僧孺聘为掌书记，去了扬州。那时候的扬州是大唐最繁华的城市，运河码头帆樯林立，夜市里的灯火通宵不熄，十里长街上到处都是酒楼歌馆。别人去了扬州都是想着怎么享福，可杜牧去了，心里却只有焦虑。他知道扬州的繁华不过是表面的假象，北方的藩镇还在虎视眈眈，朝堂里的宦官还在兴风作浪，这个王朝随时都可能塌下来。
他在扬州待了三年，这三年里，他表面上天天出入歌楼酒馆，和朋友们饮酒作乐，暗地里却写了很多篇策论，给宰相李德裕写信，分析藩镇割据的弊端，提出平定叛乱的具体策略。李德裕是当时难得的能臣，看了杜牧的策论格外赞赏，后来平定泽潞藩镇叛乱的时候，采纳了很多杜牧的建议，果然大获全胜。可即便如此，杜牧也没有得到重用，他的身份太尴尬了：他是牛僧孺的幕僚，属于牛党，可李德裕是李党的领袖，两党斗了你死我活几十年，哪怕杜牧的策论写得再好，李德裕也不可能重用他。
他在扬州的日子过得很憋屈，只能天天在夜色里出门，去酒楼上买醉。牛僧孺知道他心里苦，也不拦着他，还特意派了两个兵卒偷偷跟着他，怕他出意外。后来杜牧要离开扬州回长安任职，牛僧孺给他践行，拿出一沓纸条给他看，上面写着“杜书记某年某月某日去某家饮酒，平安”“杜书记某年某月某日去某家赴宴，未归”，杜牧看了，瞬间红了眼眶，他知道上司是懂他的，懂他的苦，懂他的不得志。
离开扬州那天，他站在运河边，望着扬州的城郭，想起这三年的日子，挥笔写下了“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的诗句，没人知道他写这首诗的时候，心里想的到底是扬州的姑娘，还是自己再也回不来的少年时光。
回到长安之后，杜牧的日子也不好过。牛李党争愈演愈烈，他今天被升为监察御史，明天就因为被人弹劾被贬到外地，后来又被召回长安，没待几年又被派到黄州做刺史。他像个皮球一样被人踢来踢去，满肚子的抱负，从来没有真正施展的机会。
可哪怕被一贬再贬，杜牧也从来没有混过日子。他在黄州做刺史的时候，严惩当地的恶霸，减免百姓的赋税，把黄州治理得井井有条。他在池州的时候，兴修水利，鼓励农桑，还重修了池州的翠微亭，常常和朋友们在亭子里喝酒论诗，写下了“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千古名句。
他心里始终装着百姓，装着这个王朝。他在杭州做刺史的时候，看见运河年久失修，百姓出行不便，就亲自带着人疏通河道，还在岸边种了很多柳树，当地的百姓为了感谢他，把这些柳树叫做“杜公柳”。他写过很多反映民间疾苦的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看似是在骂商女，实则是在骂那些醉生梦死的官员，骂他们忘了亡国的危险，还在过着纸醉金迷的日子。
他也从来没有放下过对国家命运的担忧。晚年的时候，他被召回长安做中书舍人，看见朝堂里的官员们还是天天忙着党争，没人关心国家的前途，心里急得不行，写了很多篇奏疏，建议皇帝削弱宦官权力，打击藩镇割据，可这些奏疏递上去，全都石沉大海。他站在长安的城楼上，望着远处的夕阳把大明宫的檐角染成血色，心里清楚，这个王朝的气数，已经快要尽了。
公元852年冬天，杜牧在长安病逝，终年五十岁。临终前，他自己给自己写了墓志铭，把一生的经历写得简简单单，没有夸耀自己的政绩，也没有抱怨命运的不公，只是平静地交代了后事，还把自己一生写的诗文拿出来，烧了一大半，只留下了两百多首，觉得那些都是“少年时的戏作”，不值得流传。
可他不知道，他留下的这些诗，成了大唐最后的绝唱。他的诗里有“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清丽，有“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的旷达，有“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的温柔，也有“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沉痛。他不像李白那样狂放，不像杜甫那样沉郁，也不像白居易那样直白，他的诗里有一种独属于晚唐的通透，像秋天的风，吹过人的脸颊，带着一点凉，却又清清爽爽，让人心里透亮。
很多人说起杜牧，总觉得他是个风流才子，一辈子就在酒色和诗文里打转，可只有真正读懂他的人才知道，他心里的苦，他心里的热。他出生在名门望族，从小就抱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可生在晚唐的乱世里，他的抱负根本没有施展的机会。他不是不想做个匡扶社稷的能臣，是这个时代，根本不给他机会。
他的风流，是失意的伪装；他的旷达，是无奈的释然。他明明知道这个王朝已经病入膏肓，可还是拼尽全力想做点什么，哪怕只是在地方上做个刺史，也要把自己管辖的地方治理好，让百姓能过上几天安稳日子。他就像晚唐的一棵枫，明明已经到了万物凋零的秋天，却还要把最红的叶子展出来，给这个灰暗的时代，添一点鲜亮的颜色。
后世很多人喜欢杜牧的诗，喜欢的就是这份通透。他从来不会喊什么空洞的口号，也不会沉溺在悲观里无法自拔，他知道时代的洪流不可逆转，可还是认认真真地过好自己的日子，认认真真地写好每一句诗，认认真真地做好自己能做的事。他写的风流，是看透了世事之后的洒脱；他写的沉痛，是藏在骨子对家国的热爱。
现在我们读杜牧的诗，还能感受到一千多年前扬州的春风，长安的秋月，池州的春雨，黄州的霜叶。那些“春风十里扬州路”的快意，那些“十年一觉扬州梦”的酸楚，那些“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旷达，越过千年的时光，依然能打动我们。
他是大唐最后一个风流才子，是晚唐最亮的一抹月色。他把一生的失意、温柔、沉痛、旷达，都揉进了诗里，给这个即将落幕的王朝，留下了最后一点浪漫的念想。他告诉我们，哪怕生在乱世，哪怕理想不能实现，也可以活得通透，活得洒脱，活得有滋有味。
历史的长河里，我们记住了李白的狂，杜甫的圣，白居易的俗，也应该记住杜牧的透。他是盛唐最后的余韵，是晚唐最温柔的注脚，是那个日薄西山的时代里，永远不会熄灭的一点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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