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真正意识到“我两个舅舅都在省里”，是大学室友拍着我肩膀说“你将来工作不用愁了”。那时候我二十岁，站在宿舍楼的晾衣间，手里攥着刚洗好的牛仔裤，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哦，对，大舅是正厅，二舅是副厅。

可我这二十多年，从没给他们打过一次求办事的电话。

小时候逢年过节去外婆家，两个舅舅永远在接电话，饭桌上轮流离席。大舅总爱摸我头：“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二舅话少，但每年给我包的红包比别人厚两倍。他们坐在主位上，外公外婆坐在旁边，整个家族的人都围着那两张椅子转。只有我妈从来不往前凑，她坐在角落里嗑瓜子，偶尔冲我眨眨眼。

大学毕业后，我考了老家的公务员。笔试过了，面试前夜，我妈敲我房门，欲言又止。我问怎么了，她说：“你大舅……其实你面试那天他在考官名单里。”我愣了愣，把复习资料合上：“那我明天不去了。”

后来我真的没去。我在家附近找了份文案工作，月薪三千八，每天挤公交上班。我妈骂我犟，我说：“妈，大舅在名单里，我考上了是关系，考不上是丢人。我在他面前站不直。”

第二年我换了个城市，重新考。这次大舅不在，我凭自己进去了。入职那天发朋友圈，二舅破天荒点了个赞，没评论。过了两周我回老家，二舅把我叫到书房，倒了杯茶：“当时你怎么想的？”我捧着他那只紫砂杯说：“我要靠你们，十八岁就该靠了。既然前三十年没靠，以后也不靠。”

二舅喝了一口茶，忽然笑了：“你妈当年也是这么说的。”他望向窗外，“我们兄妹三个，就她最像外公。”

后来这些年，家族里的人来来往往，求办事的踏破门槛。有人拐弯抹角找到我，让我“递个话”，我一律说“我跟舅舅们不熟”。是真的不熟——工作十年，我主动打的电话加起来不到十次，都是春节拜年、中秋问候，最长的一次通话是外婆去世那年，大舅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你多陪陪你妈”。

去年春节聚餐，大舅喝多了，忽然把我拉到阳台上。他头发白了大半，脸上是常年开会熬出的倦色。他问我：“工作还顺心吗？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晚风吹过来，楼下是满城的灯火。我看着他眼角深深的皱纹，忽然有点心酸。我说：“大舅，什么都不用。我就是想跟您说——你们的位置是你们的，我走我的路，咱们见面的时候，就是舅舅和外甥，不用想别的。”

他没说话，手在我肩上重重按了一下，回了酒桌。

那晚散席后，二舅开车送我们一家。等红灯的时候，他从后视镜里看我，突然说：“你知道外公当年是什么吗？”我摇头。他说：“外公是挑担子卖豆腐的，走街串巷一辈子。你妈小时候跟着他，每块豆腐都记账，从不多拿一分。”

绿灯亮了。车子驶过深夜的街道，我妈在后座已经睡着了。二舅声音很轻：“你身上有外公的骨气，挺好。”

我偏过头看窗外。路灯一盏一盏往后倒，像这些年所有我可以拨但始终没拨出去的电话号码。我不后悔。舅舅是舅舅，路是路，我自己踩出来的脚印，哪怕浅，也是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