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0月，南京军区总医院，80岁的许世友病情反复，身边人最常听到的，不是将军谈战事，而是他反复叮嘱后事：不要火化，要把遗体送回河南新县，葬在母亲坟旁。
这件事并非临终突然起意。早在1979年，许世友已经给儿子许光写信，寄去50元钱，让家里提前准备棺材。他在信中说，自己死后不要火化，要埋到父母身边。
一口棺材，后来按照家乡习惯选材制作，存放在家中。对许世友来说，这不是迷信意义上的安排，而是一个儿子迟到了几十年的心愿。
许世友出身河南新县。少年时家境贫寒，为了将来能够养活母亲，他八岁离家到少林寺学艺。参加革命后，长期随部队转战，和母亲聚少离多。战争年代，别说侍奉老人，连平安见上一面都十分困难。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部队两次经过家乡附近，许世友都冒险回去探母，有时深夜进村，天亮前便离开。那种见面，往往只有短短几个小时，却成了母子之间极珍贵的记忆。
1952年，许世友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后，终于有条件把母亲接到济南。山路狭窄，汽车无法继续前进，他只好换乘牲口进山。多年未见的母亲背着柴禾回来，母子在家门口相认。
“娘，我是三伢子。”
老人认出儿子后，许世友当场跪下。将军在战场上果断强硬，面对母亲却始终像个孩子。遗憾的是，许母不适应城市生活，住了不到一个月便病倒，只能重新回到大别山老家。
为了让母亲有人照料，许世友把儿子许光从北海舰队调到新县人民武装部工作。1957年冬天，他借勘察后方之机回乡探母。这次相见，成了母子最后一次见面。许世友跪在老人面前痛哭，母亲也一遍遍喊他的乳名。
许母去世时，许世友因军务无法赶回安葬。他面对家乡方向下跪，表达了一个朴素念头：活着不能尽孝，死后也要守在母亲身边。正因为如此，1956年中央倡议党员干部实行火葬时，他没有在相关倡议书上签名。
那一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倡导火葬，目的在于移风易俗、节约土地，许多领导同志都签了字。许世友没有签，并不等于对中央倡议有公开抵触，而是认为自己的情况特殊。他曾向毛泽东说明缘由，毛泽东没有因此责备他。
许世友常说，自己活着要尽忠，死后要尽孝。这个说法看似朴直，背后却有几十年的亏欠感：革命让他成为名将，也让他错过了陪伴母亲的岁月。土葬，是他为母亲守坟的个人愿望。
1985年9月30日后，许世友病情明显恶化，时常昏迷。一次醒来，他把秘书叫到身边，请对中央提出棺葬要求。
“替我写个报告。”
“要写什么？”
“死后棺葬，葬在老母亲坟边。活着尽忠，死了尽孝。”
秘书随后按要求向中央反映。许世友还曾叮嘱侄子，设法找车把自己送回老家。可直到10月22日逝世，他始终没有等到答复。
许世友去世后，南京军区党委立即研究遗体处理问题，并向党中央、中央军委请示。火化已经实行多年，领导干部丧事从简也是明确要求，是否为一位将军破例，分量显然不轻。
请示材料送到北京后，中央领导相互传阅，最终呈到了邓小平案头。邓小平斟酌后批示：“同意，照此办理，下不为例。”这句话既批准了许世友的遗愿，也明确表明这是特殊个案，不作为普遍先例。
许世友被批准土葬，依据并不只是个人孝心，更与他的革命经历、军队贡献和特殊身份有关。邓小平认可的，是一位老战友的最后请求，同时也没有改变国家关于丧葬制度的基本原则。
为避免造成不良影响，后事按严格要求办理。不得公开举行追悼活动，不登报宣传，家属不得向外传播，不立碑，也不举行大规模仪式。许世友的灵柩在南京停放期间，警卫力量加强，回乡路线和时间都作了周密安排。
10月31日，南京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入殓时，灵柩内放入手表、收音机、茅台酒、猎枪和100元人民币等物品，带有大别山民间习俗色彩。仪式结束后，灵柩没有公开送行。
11月8日零时，车队从南京出发。车辆没有遗像、花圈和哀乐，沿预定路线行驶。11月9日凌晨，灵柩抵达新县许家洼，清晨4时安葬于许世友父母合葬墓西南约50米处。墓穴封闭后，没有举行公开仪式。
墓地起初不设墓碑。1986年，前来祭奠的人越来越多，墓前空无一物，引起不少议论。王震得知后，向中央提出立碑请求，中央予以同意。
后来，墓前立起花岗岩石碑，正面不写职务，不列战功，也不铺陈生平，只在八一军徽下刻着七个字：“许世友同志之墓”。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