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峪黄河大桥 图片来源丨视觉中国
大江大河以其丰沛的水资源和两岸肥沃的土地，孕育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世界四大古代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以及古代中国文明，无一例外都诞生于大江大河流域，这充分说明了河流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
01.
文明源头：
治水催生国家雏形
图左为大禹，图右为西周遂公盨（一种食具）上的铭文，记述了大禹治水的过程和方式以及为政以德的功绩。这是中国目前已知关于大禹治水及德治的最早文献记录。图片来源丨视觉中国
在古老的中国，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摇篮，先后出现了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及河姆渡文化等一大批璀璨的史前文化。先民通常选择在水源充足的地区定居，这样既便于获取生活用水，也利于开展原始的农业生产。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在这些适宜居住的地方不断繁衍生息，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聚落，进而发展为具有共同文化和血缘联系的族群部落，奠定了早期社会组织的基础。
清大禹治水玉山，是清乾隆时期的宫廷玉器，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局部雕有成群结队的劳动者在山崖峭壁上开山治水的场景，即为“夏禹治水”故事。图片来源丨视觉中国
大禹治水是推进中华民族文明、加速中国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的标志性事件。传说尧舜时期洪水泛滥，为解决水患，部落联盟决定，由夏部落的酋长“鲧”总揽治水之事。然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尧的助手舜巡视四方，发现鲧治水不力，遂将其流放羽山，“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因治水而丧命的鲧，便是禹的父亲。经部落联盟推举，年仅20岁的禹成为第二任治水总负责人。禹深刻认识到，高筑堤埂拦不住来势汹汹的洪水，疏浚河道方能导引洪水回归正途，遂改变其父“堵”的方法，以“疏”为主。
他精心挑选了四位在舜的部落联盟任要职，并各有专长的氏族酋长，作为自己的得力助手共同领导治水。他们分别是：契，商族的始祖；后稷，周族的始祖；皋陶，少昊氏的后代；伯益，秦国的始祖。他们既是禹治水的主力骨干，也为此后几千年的政治变幻带来了深远影响。历经十三年，禹终于平定水患，使百川通畅而皆归于海，也有了流传至今的“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美誉。
清代《运河形胜图卷》（局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图片来源丨视觉中国
治水的成功，不仅让人们重新回到肥沃的平原安居乐业，也给禹自身带来了极高的威望，助他终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
2007年以来，在安徽省蚌埠市西郊涂山南麓的禹会村禹墟发掘出土的不同鼎足的青铜鼎明显带有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浙江良渚文化及上海广富林遗址特点，这也是当时各地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佐证。这种情况不禁让人联想到《左传》中的有关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再结合《史记》中的描写，“夏之兴焉以涂山”，有学者据此认为此时的禹已然是“践天子之位”的夏禹了。“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的故事也被记录在《尚书·禹贡》中，后世帝王学习儒家经典时也都以禹为榜样，将学习水利、治理水患作为治国要务。
02.
王朝基石：
治水之道即治国之道
治水是立国之本，治水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王朝的气运与国祚，中国历朝历代基本如此。学界以黄仁宇为代表的“治水派”认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与治水需求密切相关，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带来丰润雨量的季候风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古代中国命运的三大关键因素，中国的治水社会特质塑造了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国家形态。治水在中国是最为典型的公共事务，具有大范围集体行动的性质。在文明早期，治水的体制结构与国家治理结构是高度一致的。治水之道即治国之道。
清代赵澄绘《高明治水图卷》（局部），江苏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藏。图片来源丨视觉中国
春秋战国时期的礼乐崩坏，导致政权下移、变法兴起。《淮南子·要略篇》提到“齐桓公之时，天子卑弱，诸侯力争，南夷北狄，交伐中国，中国之不绝如线。齐国之地，东负海而北障河，地狭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管仲之说便阐述了“水”在治国中的核心问题。
作为一个修建于古代的水利工程，都江堰水利工程不筑高坝，不截江流，默默运转2000余年，至今仍滋养着四川盆地的千万亩良田，堪称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成功实践。（竖图，请横屏观看）图片来源丨视觉中国
《管子·度地》篇详细记载选择国都时必须注意的地理条件，水可利农，也可成害，故又提出“五害之属，水最为大”。书中谈到水害内容，并建议设置水官，以充足的人力、物力及时巡视、修缮，合理利用农忙闲时，掌握时令季节，有备而无患。
汉代画像砖拓片，大禹治水画像砖。图片来源丨视觉中国
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也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通过开凿河道沟渠进行引水、漕运、灌溉的情况，同时记述了蜀地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西门豹引漳水治邺，以富魏之河内”、郑国主持修建郑国渠“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汉武帝黄河瓠子决口治河等知名且重大的治水事件。此书为历代史书中的水利卷志编纂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范本，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书中记载的很多水利工程至今仍然在发挥着巨大的防洪抗灾作用。
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黄河在濮阳西南的瓠子决口，一路南下夺了淮河和泗河的河道，泛滥成灾。汲黯与郑二人受命带十万大军堵口，无功而返。而丞相田蚡又因担心毁了自己的食邑而上书说：“江河之决口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疆塞，塞之未必应天。”因之“久之不事复塞”，致使庄稼连年歉收，东南千里成泽国，梁楚之地尤重。
汉代画像石 大禹治水图 沂南汉墓博物馆。图片来源丨视觉中国
直到汉武帝亲临治河现场，率百官堵塞决口，才取得成功。汉武帝作《瓠子歌》二首，表达对水患的忧虑与治河的决心。其一曰：“瓠子决兮将奈何？皓皓旰旰兮虑殚为河！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其二曰：“河汤汤兮激潺湲，北渡回兮迅流难。颓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万福来。”诗中显现出汉武帝对治水责任的自省，也体现了其治水以安民的执政理念。《河渠书》载：“道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治水和利用水成为治国的重中之重。
隋唐大运河的开凿将南北河道连通，此举奠定了国家经济中心南移的基础，使“国家财富，仰给东南”逐渐成为历史常态。江汉平原的围垸水利、太湖围田和沿海御咸蓄淡工程等适合当地特点的灌溉方式得到发展。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是灌溉不断发展和水土资源逐步开发的过程，也有效保障了大一统王朝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中华文明的演进。
03.
水治与吏治：
水利作为王朝治理的镜子
治水需跨区域协调、大规模人力物力动员及财政保障，这种需求催生了集权化的组织形式与公共管理体系。后世王朝通过设立专门水利机构、颁布法律条令，将治水纳入治国核心议程，既强化了中央统筹能力，又通过对公共事务的治理来凝聚民心，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了制度与民心的支撑。
秦设都水长、都水丞，掌管国家水政，并制定一系列法规。《田律》是中国最早制定的农田水利法规，“决通川防，夷去险阻”促使黄河河政趋向统一。汉承秦制，中央治水官员仍设都水长、都水丞，并在太常、少府、司农、水衡都尉等下设都水官。隋唐时期在工部之下设水部郎中，又置都水监，形成水部和水监两套相对独立的水利管理体系。
万里长江与京杭大运河在江苏镇江交汇。这里是沟通我国南北、联通中国与世界的重要纽带。图片来源丨视觉中国
唐代的《水部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国家级水利法规，以法典形式详细规定了灌溉、漕运、水利设施运用等方面的次序、方法和责任，实现了水利管理从依赖官员个人能力到依靠制度与法律的转变。
金代泰和二年（1202）出台的《河防令》，是现存最早的系统性防洪法令，全文共十一条，专门针对黄河与海河水系各河流的河防修守工作制定了明确规范。
明清时期漕运关乎国脉，设河道总督专领河政，是主管黄河、运河或海河水系事务的水行政长官，权力极大。下设管河道、厅、汛、堡，由道员、同知、通判、州同、州判、县丞、主簿、巡检分段修守河防，沿河各级地方政府仍有修守职责。
河督制度标志着古代中国水利官僚体系的专业化与系统化达到了顶峰，但同时也因其机构庞大、耗费惊人，成为王朝的沉重负担。
位于河南郑州的桃花峪是黄河中游与下游的分界点，在这一河段修建的桃花峪洪水控制工程，有效整合了周边区域的水库资源，增强了防洪的主动权，是黄河防洪体系的重要一环。（竖图，请横屏观看）图片来源丨视觉中国
面对黄河水患影响漕运的问题，清代康熙帝“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清实录》）。他亲自钻研水利技术，常与大臣御前辩论水利。“朕于古今河务之理，细加研究，故召问之时，尔等不能欺也”，体现了他对治水的重视及决心。
同时，康熙认为“致治之道，首重人才”，所以他在河道总督的选任上慎之又慎，最后把治河重任交予靳辅。在康熙的支持下，靳辅开始实施大规模的河道治理工程，行蓄清敌黄、束水攻沙之法，筑堤岸、疏下流、塞决口。在他的任期内，黄河流域的水患明显减少，“水归故道，漕运无阻”，康熙帝称其治河“劳绩昭然”。
上虞龙鳞坝 （竖图，请横屏观看）图片来源丨视觉中国
康熙也重视对西方科技知识的学习，他让法国人张诚和白晋教他西方数学，亲自校改、系统学习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翻译文本，并用学习到的立体几何知识亲手设计，命人用木头雕刻了一个立体版的“改移清口图”，以直观显现清口水位之间的相互高低关系，更好地了解形势、制定策略，并让河臣于成龙实地勘验其可行性，康熙面对于成龙指出的实施方面的实际困难，也是从谏如流。
明代黄河河防图，开封至陈留段。（竖图，请横屏观看） 图片来源丨视觉中国
在康熙帝的执政生涯中，还有一项极为重要的举措，那便是集水利工程视察、政治安抚、经济调研与文化整合为一体的“六次南巡”。“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康熙帝亲临一线，督促官员测量水位、勘察地形并现场拍板，对“治河”与“通漕”两大国策的实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黄河、淮河得到有效治理，漕运畅通，民生安定。
康熙帝不仅将治水视为德政的象征，还将其作为一项必须解决的科学技术和治国管理难题，他践行“知行之效”理念，认为“治水如治天下，得其道而治，不可用妄巧行”，在治河方面知人善任，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工程师皇帝”和“治水皇帝”。
大运河，金色水道。图片来源丨视觉中国
历代有作为的官员也都深知水利兴废与政事兴衰密不可分，将治水作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重点工作。如，汉代贾让提出治黄三策；唐朝时期白居易兴修西湖水利；北宋时期范仲淹修建海堰，苏轼治理西湖；明朝潘季驯“束水攻沙”治理黄河；徐光启《农政全书》提出农田“用水五术”；清代林则徐治理黄河、兴修海塘、兴建新疆水利工程，并写下水利专著《畿辅水利议》等。
治水投入与国力兴衰息息相关，彰显了“水利者，国之大事也”的历史规律。东汉时期，王景治理黄河，“发卒数十万，遣景与王吴修渠……景虽简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后汉书·王景传》），相当于两年多的财政收入全部用于治河。
北宋时期，黄河灾害频发，治河伴随着整个北宋时期，花费数额巨大，有人惊叹“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清朝时期，“有清首重治河”，治河费用逐年递增，康熙年间为几十万两白银，乾隆年间为300万两白银，到嘉庆年间上涨为600万～700万两白银，已经接近全国国库收入的15%。如此繁重的治河任务和庞大经费开支，只有在大一统管理体制下，从全局利益出发、进行全国统筹安排才能做到。
河南济源小浪底黄河大坝泄洪排沙。 图片来源丨视觉中国
治水之道是重要的治国之道，水利始终是衡量帝王治国能力的重要标尺，也蕴含了“平水土以安天下”的执政哲学。
对于历代王朝来说，治水从来不是单纯的工程技术问题，而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关联着政权兴衰和社会稳定。在治水实践中构成的执政逻辑，深刻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国家治理方略。这一传统并未随着帝制的终结而消亡，而是在现代中国以全新方式得以延续。今天我们看到的三峡工程，同样是国家级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其承载的依然是“治水安邦”的宏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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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旭辉
美编：杨欣瑶
校对：段海英
审核：任 红
来源：《中国三峡》杂志202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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