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超
华东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
讲师
中国民众如何看待贫穷与富裕？
——社会地位归因的情境差异
来源 | 《社会学研究》2026年第4期
作者 | 黄超
责任编辑 |赵梦瑶
本研究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考察民众的贫富归因倾向。研究发现：第一，人们在贫穷归因情境中更强调个体性因素，在富裕归因情境中则更强调结构性因素。第二，高学历群体在贫穷归因情境中的个体性倾向更强，在富裕归因情境中的结构性倾向更强。第三，高学历群体的地位认同越高，其在贫穷归因情境中的个体性倾向越强；高学历群体的地位认同越低，其在富裕归因情境中的结构性倾向越强。据此，本研究提出“情境化归因”的概念，意即在面对“何以致贫”与“何以致富”两个问题时，民众会有选择地调用不同的归因图式，形成依情境而变的归因倾向。
一、引言
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构建现代化理论时提出“先赋—成就”（ascription-achievement）模式变量，用以界定社会地位的分配原则是基于个体的先天特质，还是取决于后天取得的成就（Parsons, 1951）。相较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更强调以后天成就作为地位分配的原则，由此形成了开放的阶层结构。然而，阶层结构的开放性并非现代社会所独有。早在中国先秦时期，“选贤与能”便成为人才选拔的政治伦理。两汉推行的察举制、隋唐推行的科举制，都致力于打破权贵、门阀等利益集团对优势地位的垄断，为有才能的平民提供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这种历史悠久、成就导向的地位分配实践，使能力和个人奋斗成为中国民众理解地位分配的重要标准，也构成其公平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实背景下，探讨民众对贫穷与富裕的归因，不仅有助于了解民众对收入差距的认知，也有助于把握民众对社会公平状况以及收入分配制度等政策安排的评价。
近十年来，社会学学者围绕中国民众对社会地位分化的解释及其群体差异这一议题，展开了丰富的学术探讨。不过，现有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有的研究发现，中国民众更强调能力、努力等个体性因素的作用（Xian & Reynolds, 2017; 李忠路，2018；干一卿、王鹏，2026）；有的研究则指出，家庭背景、社会关系以及制度安排等结构性因素也有重要影响（Alisky et al.，2025）；还有研究表明，中国民众并不是在个体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同时承认两类因素的解释力（李适源、周洁，2025；Zhu，2025）。上述研究揭示了民众归因观念的复杂性，但这些研究大多都有一个隐含预设，即社会地位归因遵循某种相对稳定的一般化解释框架，且该框架适用于解释不同阶层的地位获得。事实上，当归因对象具体落到社会地位连续谱两端的贫困群体和富裕群体时，由于二者所处的结构位置和机会条件并不相同，个体性因素与结构性因素的解释力可能会发生变化，民众也可能展现出不同的归因倾向。
本文尝试从“情境化归因”视角重新考察中国民众的社会地位归因。所谓情境化归因，是指民众并非以同一套框架解释所有阶层群体的地位获得，而是在不同情境中有选择地进行个体性或结构性归因，从而形成依情境而变的归因倾向。具体而言，本文将重点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我国民众在解释贫穷和富裕时分别呈现何种归因倾向，个体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的重要性在两种归因情境中的相对位置如何？第二，不同学历群体在两种情境中的归因倾向的系统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可能的形成机制是什么？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使用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分析民众对“何以致贫”与“何以致富”两类问题的归因。本文试图说明，社会地位归因并非遵循某种稳定且固定的解释框架，而是一个随归因情境变化的认知过程。若这一判断成立，它将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的社会地位归因及其群体差异，提供更具情境意识的分析视角。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视角
（一）社会地位归因的模式探索
围绕民众如何解释社会地位的高低，既有研究概括出三种模式：个体性归因、结构性归因和二者兼具的双重归因。个体性归因植根于现代化理论所强调的地位获得的自致逻辑。该理论认为，社会地位的分配原则将从传统社会强调的出身、身份等先赋性因素，逐渐转向能力、教育和职业成就等自致性因素。与此相应，大量经验研究发现，民众确实倾向于从个体层面理解社会地位差异：将陷入贫困或较低的社会地位归因于懒惰、能力不足、努力不够，而将获得财富或较高的社会地位理解为能力出众和积极进取的结果（Furnham,1982；Reynolds & Xian,2014；Bucca,2016；Mijs,2021）。现代化理论不仅将地位差异解释为个人成就的体现，还赋予这种差异以规范意义上的合法性。经验研究表明，人们普遍认可收入和地位应当依据勤奋、才能等个体层面的自致性因素而非先赋性或结构性因素来分配（Kluegel & Smith,1986；Marshall et al.，1999）。随着我国市场转型和教育扩张的推进，社会开放性不断增强，个体的努力、能力积累及教育获得愈发容易转化为切实的向上流动体验。正是这一过程，使努力、能力等因素逐步进入人们的归因框架，成为其理解社会地位获得的关键线索。相关研究指出，这些个体性因素已成为人们解释社会地位的重要依据，并在相当程度上为地位分化提供了合法性（张静，2008；怀默霆，2009；Whyte & Im,2014；李忠路，2018；Li & Hu,2021）。
尽管在现代社会中，基于个体性因素的地位分化通常被认为是公正的，但民众的归因倾向并非始终指向个体性因素。随着各国社会不平等程度的持续加深以及社会流动的日趋放缓，越来越多的研究注意到，民众对结构性因素的敏感度正在上升（Kreidl,2000；Davidai,2018；Bartram,2023；Ehmes & Gangl,2026）。近期聚焦中国社会不平等认知的研究也表明，过去十余年间，家庭出身、关系网络和制度条件等因素在民众进行贫富归因的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Alisky et al.，2025）。结构性归因倾向的显现，与现代化理论在现实中的持续受挫密切相关。在社会流动机会较为充裕的时期，能力和努力更易被视为改变命运的关键，现代化理论也因此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然而，当流动机会日趋减少、教育回报趋于稳定、优势地位的进入门槛不断提高且竞争日益激烈时，家庭背景、社会关系乃至制度环境等结构性因素便更容易进入人们的归因框架。换言之，民众对结构性因素的重视，并非否定能力和努力的价值，而是意识到个人能力转化为实际的向上流动机会，本身也深受结构性因素的制约。相关研究表明，当民众越发频繁地感受到向上流动难度增加甚至受到阻滞，或者意识到个人努力未能换来预期回报时，现代化理论所宣扬的“成就决定地位”的解释力和合法性便会受到质疑，社会地位差异也更可能被归结为结构性因素作用的结果（Mijs et al.，2022；赵青矣、史海钧，2026）。由此可见，民众在理解社会地位高低时，已不再单纯强调个人责任，尤其是在涉及流动门槛和机会壁垒的情境中，更容易转向结构性的归因逻辑。
在此基础上，近年来还有研究超越了个体与结构的二元对立框架。相关研究指出，归因本身具有多维性，不能简单地将个体性归因与结构性归因理解为非此即彼的关系（Kwon & Pandian,2024）。这一判断在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印证。诸多研究表明，中国民众理解社会地位分化的方式相当复杂，人们既承认教育、努力和能力等个体性因素的作用，也强调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等结构性因素的重要性（Xian & Reynolds,2017；Ge & Hou,2022；Tang et al.,2026；李适源、周洁，2025；Zhu,2025）。谢宇（2010）关于中国社会不平等的论述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双重归因的社会根源，他指出，中国社会的地位分化，既根植于以成就为基础的社会分层逻辑，又受到区域、单位等集体性因素的深刻塑造。可见，中国社会本身同时具有支持个体性归因与结构性归因的经验基础。就这一意义而言，个体性归因与结构性归因虽然在理论分析中经常作为对立面出现，但无论在现实的地位获得过程中，还是在民众的认知图式中，二者并非必然互斥。民众往往依据具体情境，调用不同的归因图式来把握复杂的社会现实。总而言之，关于中国民众社会地位归因的研究焦点，正从早期的个体性归因，经由结构性归因，转向更为综合的双重归因。
（二）教育对社会地位归因的影响
除了探索社会地位归因的一般模式外，既有研究还关注不同群体的归因倾向差异，其中教育是最常被讨论的影响因素之一。教育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传授知识和技能，更在于它塑造了人们对贫穷、富裕以及更广泛的社会不平等的理解。然而，关于教育究竟会使个体更倾向于个体性归因，还是更容易转向结构性归因，既有研究并未得出一致结论。一些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个体越认同努力与能力的重要性，也越倾向于将社会地位差异理解为个人投入和个人成就的结果（Jackman & Muha,1984；Duru-Bellat & Tenret,2012；Kraus et al.，2012；Reynolds & Xian,2014；李忠路，2018）。对此，相关研究多从合法化角度加以解释。有研究指出，学校教育通过竞争、评价和选拔机制，不断强化以个人表现解释成败的观念，并将原本嵌入社会结构中的差异，重新表述为个人能力和成就的差异，从而赋予既有不平等以某种合法性（Bowles & Gintis,1976；Bourdieu & Passeron,1990）。就此而言，个体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在长期的学校生活中内化个体性归因图式，从而倾向于将社会地位获得解释为个人能力和努力的结果。
还有一些研究发现，随着受教育程度提高，个体也可能更敏锐地意识到机会不平等、制度约束以及家庭背景等因素在地位获得中的作用（Robinson & Bell,1978；Baer & Lambert,1982；Bucca,2016）。尤其是最近一项针对中国民众优绩主义观念的研究发现，高学历群体虽然更加认同优绩主义，但是在判断社会是否真正按此原则分配资源时，却往往持否定态度（Li & Hu,2021）。这说明，人们倾向于以更为现实的方式看待分配问题，更为清楚地意识到制度性、结构性因素在地位获得过程中的影响，不认为努力和能力可获得预期的回报。对此，相关研究多从启蒙视角加以解释。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不仅将个体纳入竞争秩序之中，也提升了其对社会结构的敏感度。正如阿普尔（Michael W. Apple）所言，教育并不只是再生产既有秩序，它也可能促使个体意识到，许多看似属于个人成败和个人选择的问题，实际上与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制度安排和权力关系密切相关（Apple,2004）。由此看来，个体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超越狭隘的个人经验，内化结构性归因图式，并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解释社会地位的获得。
（三）迈向情境化归因
无论是强调个体性归因、结构性归因还是双重归因，既有研究大多预设了人们在解释社会地位时，背后存在某种相对稳定的解释框架。同一套框架既可以被用来解释为何陷入贫困，也可以被用来解释如何实现富裕。然而，在民众的日常理解中，处于社会地位结构两端的贫穷与富裕并不只是收入多少或者地位高低的差别，而是对应着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流动问题。贫穷更多关乎个体为何未能摆脱不利处境，即从低收入阶层上升至中等收入阶层；而富裕则更多关乎个体如何跨越门槛进入上层位置，即从中等收入阶层进一步跃迁至高收入阶层。前一种流动大体可被纳入现代化理论的解释框架，而后一种流动则涉及更为明显的门槛，需要引入更具结构性的视角加以理解。从“人无横财不富”“小富靠勤，大富靠命”等民间俗语中不难看出，民众早已朴素地意识到，前述两种社会流动所依赖的资源条件并不相同。因此，我们在研究中有必要进一步追问：面对贫穷与富裕这两种不同的归因情境，民众是否会表现出差异化的归因倾向？
双重归因研究实际上已经为这种情境化归因视角提供了重要启示。既有研究提示我们，人们在解释社会地位时，并非简单地在个体性归因与结构性归因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相反，这两种归因图式可能以某种叠加形态共存于民众的主观意识中，并在不同情境下被差异化地激活。由此反观既有研究所归纳的社会地位归因的三种模式，所谓的个体性归因或结构性归因，很可能源于特定问题情境分别激活了个体性或结构性归因图式，而双重归因则可能是两种图式在某些问题情境中被同时激活的结果。换言之，既有研究所发现的模式差异，很可能源于归因情境的差异。因此，归因不应仅被视为遵循某种相对稳定的解释框架，而应被理解为一个随情境而变的认知过程。
在情境化归因视角下，关于教育效应的分歧也可获得新的理解。既有研究或强调教育会强化个人责任意识和优绩主义观念，使高学历群体更倾向个体性归因；或强调教育提高了个体对社会结构和不平等机制的敏感度，使高学历群体更易作出结构性归因。本文认为，这种分歧一方面与研究者的理论视角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源于尚未充分区分不同的归因情境。若此判断成立，则既有研究关于教育效应的分歧便可被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中重新审视：教育的作用并非单向度地强化某一种固定的归因倾向，而更可能是在某些情境中激活个体性归因图式，在另一些情境中激活结构性归因图式。换言之，教育对归因倾向的影响本身具有情境依赖性。进一步来看，教育的影响可能不仅取决于受教育年限本身，还取决于个体对自身教育能否带来相应社会地位的评价。当个体的地位认同较高时，教育经历更易被视为努力和能力获得回报的证明，从而强化其个体性归因倾向；当个体的地位认同较低时，教育经历则可能会强化个体对努力与回报不匹配的感知，进而提升其对机会结构和制度约束的敏感度。因此，理解教育的作用需要结合个体的主观地位认同。综上所述，本文将贫穷归因与富裕归因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之下，尝试从情境化归因视角出发，考察民众如何在不同归因情境中灵活调用不同图式，并进一步分析教育和主观地位认同如何影响这一调用过程。
三、研究假设
如果民众会在不同情境中调用不同的归因图式，那么首先需要回答的是：贫穷归因与富裕归因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在此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考察这种差异是否会因教育经历而有所强化，以及教育的作用是否又会受到地位认同的影响。围绕上述问题，本文依次提出贫富归因的不对称性命题、教育强化命题和地位认同调节命题。
（一）贫富归因不对称性命题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因素在社会分层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社会流动机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户籍、单位等制度性区隔虽未消失，但这些因素对地位获得的影响已有所弱化，越来越多的人得以凭借个人奋斗与能力积累摆脱贫困，尤其是通过教育这一制度化通道步入中产阶层。在此过程中，现代化理论所描绘的“通过个人奋斗实现向上流动”的图景，与改革开放以来流行的个人奋斗叙事相呼应，共同塑造了公众对地位获得的理解。对普通民众而言，这种理解一方面契合了改革开放以来相当一部分人的实际生活体验，另一方面也与朴素的分配公正观相一致。已有研究表明，多数民众认为由个人能力与贡献差异所导致的收入差距是合理的，即便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也倾向于接受这一原则（吴忠民，2005；张静，2008；怀默霆，2009）。当摆脱贫困被视为一个可通过能力和努力逐步实现的过程时，民众便更容易从能力和努力的角度回答“何以致贫”这一问题，即认为摆脱贫困首先取决于个人能动性的发挥；若民众仍陷于贫困，则他们更倾向于从懒惰、能力欠缺等个体性因素加以解释。
然而，现代化理论的解释力并非没有边界。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凭借个人能力和努力实现向上流动的图景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种变化首先表现为流动距离的缩短。虽然经济体制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仍在持续促成向上流动，但是长距离、跨越式的流动已大幅减少，社会流动更多表现为相邻阶层之间的短距离流动（李路路等，2018；李煜，2019）。与此同时，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也重构了社会流动的内涵。在低收入群体占比较高的阶段，社会流动的核心问题是个体如何摆脱贫困，向上流动至中等收入群体。这一过程大体可被纳入现代化理论关于地位获得的解释框架。然而，当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持续扩大以后，该群体如何维持自身地位乃至如何向上流动至高收入群体，同样成为社会流动的核心问题。如果说低收入群体与中等收入群体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受教育水平、专业技能等人力资本差异，那么中等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之间的差异则更多体现为机会结构的差异，涉及家庭出身、社会网络、信息和制度壁垒以及其他难以由个人决定的资源条件。这些因素植根于社会权力结构和不平等的再生产系统之中，个人很难通过努力直接摆脱其影响。这一现实不仅推动学界出现“重返阶级分析”的呼声（冯仕政，2008），也可能强化公众对结构性因素的敏感度。最新研究显示，中国民众近年来确实展现出更强的结构性归因倾向（Alisky et al.，2025）。由此推论，当面对“何以致富”这一问题时，民众可能会比解释贫穷时更强调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等结构性因素的重要性。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a：在贫穷归因情境中，民众会展现出更强的个体性归因倾向。
假设1b：在富裕归因情境中，民众会展现出更强的结构性归因倾向。
（二）贫富归因不对称性的教育强化命题
如果民众对贫穷和富裕的归因确实存在不对称性，那么这种不对称性是否会因个体教育经历的差异而产生分化？从合法化理论的角度看，学校不仅是传授知识与技能的场所，也是塑造归因倾向的重要场域。首先，学校教育通过绩效评价机制强化个体性归因倾向。虽然学生的考试成绩客观上受到家庭背景、学校资源等因素影响，但在校园生活中，它与个体勤奋刻苦程度的关联更为直接、更可见，这会使学生潜移默化地将学业成败归因于自身努力（Jin & Ball,2020）。其次，学校教育通过学业竞争进一步强化个体性归因图式。学生在学校中不断被评价、比较、筛选和区分，同学间往往呈现竞争而非协作的关系。这种竞争文化作为一种隐性课程，传递了现代社会典型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和优绩主义意识形态，引导学生习惯于用努力和能力解释学业表现，乃至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再次，学校环境还可能遮蔽结构性因素的作用。相关研究显示，社会区隔使人们日常交往的群体具有相似的生活背景，从而低估结构性因素的力量（Mijs & Savage,2020）。类似地，当前教育领域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学校阶层隔离现象（吴愈晓、黄超，2016）。学生大多与阶层背景相似的同辈群体互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对更广泛的阶层差异的感知，降低了从结构性因素理解地位分化的可能性。对于高学历群体而言，他们在校园环境中停留的时间更长，并且通过教育实现的社会流动经历在相当程度上确证了学校所传递的价值体系。由此推论，在解释贫困群体为何未能摆脱不利处境时，高学历群体更容易调用个体性归因图式，将贫穷归因于努力不足、能力有限等。
从启蒙视角看，教育不仅是知识传递的过程，也是批判性思维形成的过程。关于公平感的经验研究表明，高学历群体往往具有更强的平等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会促使个体形成对社会平等的期待，并更强烈地批判现实中的不平等现象（Robinson & Bell,1978；Baer & Lambert,1982；李骏、吴晓刚，2012）。这种批判性思维会推动个体进一步追问社会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原因。就此而言，高学历群体也可能会更敏锐地意识到，社会地位的分配并非完全取决于个体性因素，家庭背景、社会关系和制度环境等结构性因素同样发挥着关键作用。不过，这种批判性思维的展开也具有情境性，更可能体现在富裕归因情境中。一方面，高学历群体在技能、学历、勤奋等个体性因素方面已达到相对“饱和”的状态，这使他们在审视向上流动尤其是对高收入群体进行归因时，更容易发现个体性因素不足以完全解释这种地位跃迁。另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回报率逐渐趋于稳定，教育失配现象日益显现，高学历群体在求学阶段建立的地位和收入预期，与步入社会后遭遇的“努力—回报”不匹配的现实之间构成张力（张静，2010）。这种张力将促使他们在面对“何以致富”这一问题时，质疑现代化理论和优绩主义叙事，转而调用结构性归因图式。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a：在贫穷归因情境中，高学历群体比低学历群体更强调个体性因素的重要性。
假设2b：在富裕归因情境中，高学历群体比低学历群体更强调结构性因素的重要性。
（三）贫富归因不对称性的地位认同调节命题
前述命题指出，学历越高的群体在贫穷归因情境中越倾向于作出个体性归因，在富裕归因情境中越倾向于作出结构性归因，展现出更鲜明的归因不对称性。然而，这种不对称性的深层机制，即高学历群体为何会情境化地调用不同的归因图式，仍有待进一步阐明。如若不然，我们便无法解释高学历群体的批判性思维为何只在理解“何以致富”时展现，而未延伸至对“何以致贫”的解释。笔者认为，批判性思维并不意味着对所有社会现象都进行结构层面的反思，而是取决于个体所处的社会情境。事实上，前文的分析隐含着一个重要预设，即高学历群体更有可能占据一个相对中间的位置。一方面，他们通常已通过教育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向上流动；另一方面，他们想要进入社会上层仍面临明显壁垒。在这一位置上，贫穷归因在向下比较中完成，富裕归因则是在向上比较中完成。在向下比较的情境中，高学历群体更容易感受到自己相对于贫困群体实现了向上流动，从而相信个人努力和能力获得了应有回报，更倾向于认同个体性因素的作用。相反，在向上比较的情境中，高学历群体更容易意识到进一步向上流动所遭遇的结构性限制，或产生一种“怀才不遇”的感受，从而转向认同结构性因素的解释力。换言之，相同的教育经历并不必然导向相同的主观感受。对高学历群体中的一部分人而言，教育可能被视作个人努力和能力获得回报的证明；而对另一部分人而言，教育则可能成为个人能力和努力未获得应有回报的证据。由此可见，高学历群体对自身社会地位的主观评价，或许是理解其贫富归因不对称性和归因图式调用规律的重要线索。因此，作为客观地位表征的教育对归因倾向的影响并非孤立发生，而需结合主观层面的地位认同，才能得到更完整的解释。
张静（2010）提出的社会身份“结构性失位”假说，为理解高学历群体的归因图式调用提供了重要启发。她指出，社会结构由群体的主观预期和客观地位两个维度构成，二者有可能重合，也可能分离；重合带来稳定和秩序，分离则导致个体质疑社会公正性并积累不满情绪。受此启发，本文认为，在归因图式调用问题上，高学历群体的主客观地位是否匹配，决定了个体如何理解自身地位，进而影响其归因倾向。对高学历群体而言，地位认同较高通常意味着其客观地位和主观评价之间的一致性较强，地位认同较低意味着其客观地位和主观评价之间的张力更大。前者更容易强化对个体性因素解释力的认同，后者则更容易强化对结构性因素解释力的认同。若此解释成立，高学历群体贫富归因的不对称性便会因地位认同差异而发生变化。具体而言，在贫穷归因情境中，高学历群体的个体性归因倾向将随地位认同的提高而增强；在富裕归因情境中，高学历群体的结构性归因倾向将随地位认同的降低而增强。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a：在贫穷归因情境中，个体的地位认同水平越高，教育对个体性归因倾向的强化作用越明显。
假设3b：在富裕归因情境中，个体的地位认同水平越低，教育对结构性归因倾向的强化作用越明显。
四、数据、变量和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2019年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简称CSS）数据。该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采用分层、多阶段、与人口规模成比例（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简称PPS）的概率抽样设计，覆盖我国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乡住户。本次调查最终获得有效家庭问卷10283份，所有问卷均作为有效样本被纳入分析。
（二）变量处理
1.贫富归因因素
CSS2019问卷中的贫穷归因量表和富裕归因量表，分别用于测量受访者对导致个体陷入穷困或获得财富的各因素重要性的认知。量表要求受访者从给定的若干因素中选择最重要的三个因素并加以排序。这种多选排序的题型设计，相较于单选题能够更准确地反映贫富归因的多维性，相较于多选题则能够捕捉各因素在受访者心目中的细微差别和相对权重。表1和表2分别展示了贫穷归因因素和富裕归因因素的排序分布和平均排序得分。
表1显示，在贫穷归因情境中，32.52%的受访者将“懒惰”列为首要原因，16.07%的受访者将其列为第二原因，8.48%的受访者将其列为第三原因。从平均排序得分来看，“懒惰”最有可能被列为最主要的致贫原因；同时，“懒惰”“没有能力和才干”和“身体不好”是最有可能进入前三位的因素。表2显示，在富裕归因情境中，“有能力和才干”最有可能被列为首要的致富原因；同时，“有能力和才干”“家庭背景好”和“工作努力”则是最有可能排入前三位的因素。鉴于本文聚焦于贫穷归因与富裕归因情境中个体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排序，在变量操作化时，本文从两套量表中选取具有较强对应性和可比性的题项，将“努力/懒惰”和“能力和才干”这两项个体可主动改变的特质或行为界定为个体性因素，将“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这两项个体较难掌控的社会环境与资源分配条件界定为结构性因素。
2.受教育年限
受教育年限为连续变量。本文将受访者报告的最高受教育程度转换为受教育年限。对于该变量的缺失值，本文依据受访者的性别和出生世代进行分组，在各组内部计算受教育年限均值，并以此进行填补。
3.地位认同
CSS2019问卷通过“上”“中上”“中”“中下”“下”五个选项，测量受访者对自身社会经济地位在本地所处层级的认知。由于在本文中地位认同主要被用于考察其对受教育年限效应的调节作用，为便于模型估计与结果解释，本文将其处理为虚拟变量：将“中下”与“下”合并为“低地位认同”，将其余类别合并为“高地位认同”。
4.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男性=1，女性=0）、年龄（定比变量）、婚姻状态（已婚=1，未婚/离异/丧偶=0）、城乡区位（城市社区=1，农村社区=0）、收入（定比变量）和职业（定类变量）。其中，收入是指受访者包括劳动报酬、经营性收入、养老金、金融投资理财收入、社会救助收入等在内的年总收入，经对数化处理后纳入模型。职业是指受访者目前或最近一年内从事的工作，具体分为五类：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以及商业和服务性工作人员、农民、工人、无业或其他。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
（三）统计模型
本文使用排序Logit模型（Rank-Ordered Logit Model）进行估计。该模型适用于分析个体对多个选项的偏好顺序。相较于将排序数据简化为只关注首位选项，或仅识别被选选项但忽略其排序的统计方法，排序Logit模型充分利用排序数据中的完整序次信息，从而更全面地考察个体对不同选项的相对偏好差异。模型中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各归因因素的类别虚拟变量，因变量为受访者对各项归因因素的排序位置。遵循统计软件对排序数据的处理规则，本文将受访者排入“最主要原因”的归因因素排序位置赋值为3，将“第二主要原因”赋值为2，“第三主要原因”赋值为1，未被排入前三位的原因赋值为0。排序Logit模型假设，个体对选项的排序行为由其内心的偏好强度（或称潜在效用）决定。个体i对归因因素j的偏好强度表示为：
其中，Xij表示归因因素j的虚拟变量（本文的自变量）。Zi表示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由于Zi仅随个体而变化，不随选项变化，在排序Logit模型的设定下，其主效应无法被直接识别。因此，Zi必须以与自变量交互的形式（Zi×Xij）纳入模型。系数β衡量了归因因素j相对于基准项的净相对排序优势，且不受个体特征影响。具体而言，β>0表示相对于基准项，归因因素j更有可能被受访者排在靠前位置；β<0表示相对于基准项，归因因素j更有可能被受访者排在靠后位置，或未被列入主要原因。
五、结果分析
（一）个体性与结构性因素的排序位置分析
为考察受访者在贫穷与富裕两种归因情境中对个体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的排序位置差异，本文分别针对两种情境构建了排序Logit模型。其中，贫穷归因情境下的两个模型分别以结构性因素“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为基准项；富裕归因情境下的两个模型分别以个体性因素“努力/懒惰”和“能力和才干”为基准项。模型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该表揭示了不同归因因素在两种情境中的相对排序位置及其差异。
表4中的模型1和模型2呈现了对贫穷归因情境的分析结果。模型1显示，在控制变量保持一致的情况下，两项个体性因素“努力/懒惰”和“能力和才干”的系数分别为1.006和1.067，均为正值且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相较于基准项“家庭背景”，受访者更倾向于将这两项个体性因素视为致贫的主要原因，并赋予其更靠前的排序位置。模型2呈现相似的模式，两项个体性因素的系数均为正值且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相较于基准项“社会关系”，受访者也更倾向于将“努力/懒惰”和“能力和才干”视为更主要、排序更靠前的致贫原因。由此可见，在贫穷归因情境中，中国民众的归因倾向呈现清晰的层级结构，两类因素的重要性大致排序为：个体性因素（能力和才干、努力/懒惰）>结构性因素（家庭背景、社会关系）。假设1a得到验证。
模型3和模型4则呈现了对富裕归因情境的分析结果。模型3显示，在控制变量保持一致的情况下，两项结构性因素“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的系数分别为-0.022和-0.483，其中前者不显著，后者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相较于基准项“努力/懒惰”，受访者对“家庭背景”的排序与之大体相近，而对“社会关系”的排序相对靠后。模型4显示，两项结构性因素的系数分别为-0.874和-1.335，均为负值且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相较于基准项“能力和才干”，受访者对“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的排序都相对靠后。综合模型3和模型4的结果可见，在富裕归因情境中，受访者对各项因素的重要性排序大致为：能力和才干>努力/懒惰=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由此可见，民众对富裕的归因并未形成清晰的层级结构。相较贫穷归因情境，“家庭背景”这一结构性因素的排序位置更为靠前，与“努力/懒惰”大致相当，表明结构性归因倾向有所增强。由此，假设1b得到部分验证。
（二）受教育年限对归因倾向的效应分析
为考察贫富归因倾向随受教育年限的变化，本文进一步构建了包含受教育年限与各项归因因素交互项的排序Logit模型。在建模过程中，下文延续前文做法，分别在贫穷归因和富裕归因两种情境下构建两组交互模型。其中，贫穷归因的两个模型以结构性因素为基准项，富裕归因的两个模型以个体性因素为基准项。模型估计结果见表5。
总体而言，教育对归因倾向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情境差异。在贫穷归因情境中，受教育年限越长，个体性因素在排序中的优势越明显；在富裕归因情境中，教育则主要提升了“社会关系”这一结构性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具体而言，模型1和模型2显示，在贫穷归因情境中，两项个体性因素，即“努力/懒惰”和“能力和才干”的主效应均显著为正，说明在受教育年限为0的群体中，个体性因素更容易被列入致贫的主要原因，且排序位置较结构性因素更为靠前。进一步而言，两个模型中个体性因素与受教育年限的交互项系数也均为正值，尤其是模型1的两个交互项系数（0.046和0.034）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随着受教育年限增加，受访者更倾向于将个体性因素排在结构性因素之前。
模型3和模型4则呈现了富裕归因情境中的教育效应。两项结构性因素，“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的主效应均为负值，且几乎全部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受教育年限为0的群体中，受访者仍倾向于将个体性因素排在结构性因素之前。进一步来看，两个模型中结构性因素与受教育年限的交互项系数均为正值，尤其是“社会关系”与受教育年限的交互项系数分别为0.032和0.029，均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受访者更倾向于将结构性因素（特别是“社会关系”）排在个体性因素之前。
仅凭交互项系数难以呈现个体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的相对排序位置及其随受教育年限的变化规律。为此，笔者根据表5模型结果绘制了图1和图2。图1展示了在贫穷归因情境中，个体性因素的相对排序位置如何随受教育年限变化；图2展示了在富裕归因情境中，结构性因素的相对排序位置如何随受教育年限变化。
图1的左右两幅图分别呈现了以“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为基准项时，个体性因素的排序位置及其变化情况。综合两图结果，可得出两点发现。第一，贫穷归因情境中的层级结构在不同学历群体中具有较强的普遍性。具体而言，无论受教育年限长短，“懒惰”与“能力和才干”等个体性因素的相对排序取值均大于0，说明它们的排序位置比结构性因素更靠前。第二，教育并未改变这种层级结构的基本格局，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它。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个体性因素相对于结构性因素的排序位置明显提升，尤其是相对于“家庭背景”这一结构性因素，高学历群体比低学历群体更倾向于将懒惰、没有能力和才干等个体性因素视为致贫的主要原因。换言之，教育强化了贫穷归因时的个体性归因倾向，这一结果支持假设2a。
图2的左右两幅图分别呈现以“努力”和“能力和才干”为基准项时，结构性因素的排序位置及其变化情况。综合两图结果，可得出两个发现。第一，正如表5中的模型3和模型4所示，“家庭背景”与受教育年限的交互效应虽为正值，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家庭背景”相对于两项个体性因素的排序位置并未随受访者受教育年限的增加而上升。第二，随着受教育年限增加，“社会关系”的排序位置无论是相对于“努力”还是相对于“能力和才干”而言均有明显上升，表明高学历群体比低学历群体更可能将“社会关系”列为致富的主要原因。总体而言，假设2b得到支持，但更准确地说，教育强化了人们在富裕归因情境中对“社会关系”这一结构性因素重要性的认知，而对“家庭背景”的强化作用不甚明显。
（三）地位认同对教育效应的调节作用分析
为分析地位认同如何调节教育对个体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排序位置的影响，笔者在排序Logit模型中同时加入了受教育年限与各项归因因素的二重交互项，以及地位认同、受教育年限与各项归因因素的三重交互项。建模策略在贫穷归因和富裕归因两种情境下分别展开，基准项的设定沿用前述做法。模型估计结果见表6。表中的主效应表示，在受教育年限为0且地位认同较低的群体中，某一归因因素的排序位置。二重交互效应表示，在地位认同较低的群体中，受教育年限对某一归因因素排序位置的影响。本文重点关注的三重交互效应，则是指在地位认同较高和较低的两类群体之间，受教育年限对某一归因因素排序位置影响的差异。
在贫穷归因情境的模型1和模型2中，“能力和才干×教育×地位认同”三重交互项系数分别为0.023和0.029，二者均为正值且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相对于基准项“家庭背景”或“社会关系”，教育对“能力和才干”这一个体性因素排序位置的效应，在地位认同较高的群体中更强。在富裕归因情境的模型3和模型4中，模型3的“家庭背景×教育×地位认同”和“社会关系×教育×地位认同”三重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说明相对于基准项“努力/懒惰”，教育对“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这两项结构性因素排序位置的效应并未受到地位认同的调节。在模型4中，“家庭背景×教育”和“社会关系×教育”二重交互项系数分别为0.017和0.047，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在地位认同较低的群体中，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会提高对结构性因素的相对排序位置。而“家庭背景×教育×地位认同”和“社会关系×教育×地位认同”三重交互项系数分别为-0.026和-0.030，二者均为负值且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教育对结构性因素排序位置的效应，在地位认同较低的群体中更大。
为直观地呈现三重交互模型的估计结果，展示受访者对个体性因素（能力和才干）与结构性因素（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的排序位置，笔者根据表6中的模型1和2绘制了图3，根据模型4绘制了图4。图3显示，相对于“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在受教育年限较长的高学历群体中，地位认同较高者比较低者更倾向于将“能力和才干”排在靠前的位置。换言之，较高的地位认同会强化高学历群体在贫穷归因时的个体性归因倾向，这尤其体现在“能力和才干”这一个体性因素上。由此假设3a得到验证。图4的左右两幅图分别展示了“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相对于基准项“能力和才干”的排序情况。在受教育年限较长的高学历群体中，地位认同较低者更倾向于将上述两项结构性因素排在更靠前的位置，即较低的地位认同会强化高学历群体在富裕归因时的结构性归因倾向。由此假设3b得到验证。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探讨了我国民众在“何以致贫”与“何以致富”两种情境中，对努力、能力等个体性因素以及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等结构性因素的归因排序。本研究有三个主要发现。第一，民众在两种情境中会差异化地调用归因图式，呈现贫富归因的不对称性。具体而言，在对贫穷进行归因时，个体性因素被赋予更大的重要性；而在对富裕进行归因时，以“家庭背景”为代表的结构性因素的重要性有所提升。第二，教育并非单向度地强化个体性或结构性归因倾向，而是在不同情境中强化不同的倾向。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民众在贫穷归因情境中更倾向于赋予个体性因素以更大的重要性，而在富裕归因情境中则更倾向于提高“社会关系”这一结构性因素的排序位置。高学历群体展现出更鲜明的归因不对称性。第三，地位认同是理解教育效应的重要机制，它调节了教育在不同情境中对特定归因倾向的强化作用。在进行贫穷归因时，地位认同越高的高学历群体越倾向于将“能力和才干”视为更重要的因素；而在进行富裕归因时，地位认同越低的高学历群体越倾向于提高结构性因素的相对排序位置。
总体而言，民众对社会地位的归因并不遵循某种一般化、单一的解释框架，而表现为一个具有情境性和群体差异的复杂过程。贫穷归因更多指向个人能动性的发挥，富裕归因则体现出更强的结构敏感性。本文认为，这种不对称归因模式可从主客观两个层面得到理解。其一，在客观层面，贫穷和富裕并不对应同一社会流动问题：前者关乎“摆脱底层”的向上流动，后者关乎“跃迁上层”的向上流动。现实中这两类流动所依赖的资源条件不同，当映射到民众的认知上时，便形成了情境化的归因倾向。其二，在主观层面，高学历群体之所以呈现更突出的贫富归因不对称性，主要原因是不同情境会激活其对自身教育回报的不同判断。在解释贫穷时，高学历群体更容易确认自身教育带来了地位回报，由此强化个体性归因倾向；而在解释富裕时，高学历群体更容易意识到，较高学历并不意味着跨越了进入上层的门槛，这种主客观地位之间的张力增强了该群体对结构性因素重要性的感知。贫富归因的不对称性，既是客观社会流动结构在主观层面的映射，也是个体在社会比较中判断自身能力和努力是否得到回报的结果。
本研究原本预期，在富裕归因情境中，民众会更强调结构性因素的重要性。然而，数据分析显示，在解释富裕时，结构性因素的排序位置并未完全超越个体性因素。相反，“能力和才干”始终被置于最重要的位置，其后才是结构性因素。这表明，民众对社会流动仍持相对积极的态度。即使在回答“何以致富”这一关联到结构性因素的问题时，多数民众也并未简单地诉诸结构性解释。因此，当前社会中关于“阶层固化”“努力无用”的消极叙事，并不能真正代表民众对凭借能力和才干向上流动的信念。与此同时，某些结构性因素尤其是“社会关系”的相对重要性随受教育年限增加而上升，说明民众（特别是高学历群体）更倾向于认为，富裕是个人禀赋与结构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跨越更高门槛、实现阶层跃迁成为富人的过程中，能力和才干仍被视为必要条件；但个体仅有能力和才干，并不必然能够跻身上层，社会关系在此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可能影响能力转化为向上流动的机会。由此可见，民众对富裕的解释既不遵循单纯的优绩主义，也不采用简单的结构决定论；相反，民众在肯定能力的价值的同时，也意识到社会关系等结构性因素对地位获得的重要作用。
贫富归因的不对称性进一步提示我们，有必要重新理解贫穷与富裕这两种归因情境的性质。既有归因研究之所以较少区分二者，与长期以来“阶梯模型”主导了该领域学者对阶层结构的想象有关。在阶梯模型中，穷人和富人被视为同一收入或地位阶梯上的两端，二者之间的差异主要被理解为程度差异而非性质差异。由此，既有研究倾向于假定民众会用同一套框架解释贫富分化：富裕源于个体性因素的充分发挥，贫穷则源于个体性因素的欠缺或不足。事实上，贫穷与富裕并不只是社会地位连续谱的两端，二者在资源条件和流动机会上存在质的差异。也就是说，贫穷归因是在解释“为何未能成功流动”，而富裕归因则是在解释“为何能够成功跃迁”。“未能成功流动”容易被归结为关键条件的缺失或不足，“成功跃迁”则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等多个条件同时具备并相互配合。因此，民众在解释贫穷时更容易强调相对直接的个体性因素，而在解释富裕时，则会兼顾个体性和结构性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众在归因过程中会基于归因对象，对个体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的重要性作出复杂的排序，表现出相当精细的情境化归因能力。
本文尝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社会学领域的归因研究作出反思。在现实生活中，成功与失败、贫穷与富裕往往都是个体性因素与结构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学术理论为了获得辨识度和增强解释力，通常需要对复杂现实进行必要的抽象，并突出某些关键机制。因此，学术研究容易在个体性归因与结构性归因之间摇摆，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学术争论。相较而言，民众的日常认知并不受理论分类的约束，民众也不需要寻求一般化的解释框架，在归因时反而更灵活、更情境化。学术上看似互斥甚至对立的归因图式，在民众的主观世界里可以共存、叠加，并在不同情境中分别被激活或同时调用。也就是说，学界既有的分析框架难以充分展现日常归因的复杂性。有鉴于此，归因研究可以适当调整重心，从过去识别个体或群体的归因倾向，转向分析激活某种归因图式的情境性因素，以及个体或群体如何在不同情境中灵活调用不同图式去认识和解释社会世界。由此，我们才能更深入地理解民众在看待贫穷、富裕乃至更广泛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时所展现出的复杂思维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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