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新加坡廷加空军基地内，英国悄悄存放了一批“红胡须”战术核炸弹。它们并不是摆在仓库里供人参观的普通军火，而是被纳入远东地区的紧急作战方案。多年以后，英国解密档案披露，这批核武器确实曾被设想用于对付中国。
但有一点必须说清：这不是一份已经下达、只等执行的“轰炸中国命令”，而是一套在特定战争条件下准备的核打击预案。英国真正忌惮的，也并非单一因素。
二战结束后，英国国力明显衰退。印度独立、殖民地民族运动兴起，曾经庞大的海外体系迅速收缩。香港仍被英国控制，在远东贸易网络中占有重要位置。英国不愿轻易放弃这块殖民地，也担心中国在力量增强后采取行动。
朝鲜战争给英国留下了深刻印象。1950年至1953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使西方国家重新评估了中国的军事实力。英国军方由此判断，一旦远东发生大规模冲突，中国可能对英国在亚洲的军事据点和殖民利益形成压力。
不过，把英国核计划简单解释成“为了保住香港，所以准备炸中国”，并不准确。英国的核战略从一开始就服务于更大的目标：维持大国地位、巩固北约体系，并在美苏对抗中保留独立威慑能力。中国只是随着亚洲局势变化，被逐渐纳入英国的作战设想。
英国早在1941年就启动了核武器研究，战后又决定建立自己的核力量。1952年，英国在澳大利亚成功进行首次核试验，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到了1954年，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英国借此加强在亚洲的军事存在。
远东距离英国本土太远，英国的“火神”“胜利者”和“勇士”式轰炸机若从本土起飞，很难承担持续作战任务。于是，英国把新加坡、马来亚以及印度洋上的甘岛，逐渐建设成前进基地。1957年后，英国轰炸机开始频繁进行跨洲飞行训练。
1958年，新加坡廷加基地建成永久性核武器储存设施。英国在当地部署能够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部队，同时保留“堪培拉”式战斗轰炸机，用于低空突防。1962年，约48枚“红胡须”战术核弹被运抵新加坡。
“红胡须”并非洲际核武器，威力和射程都有限，却适合由前线飞机快速投放。英国的设想是，一旦远东爆发严重战争，核力量可以打击机场、港口、集结地等军事目标。中国本土、缅甸方向以及东南亚若干战略区域，都可能出现在不同版本的预案中。
有意思的是，这些核部署还与英国当时面临的其他危机有关。1963年至1966年，印度尼西亚反对马来西亚联邦成立，英国卷入“马来西亚对抗”行动。远东基地既要防范中国，也要应对地区冲突，核武器在英国眼中是一种威慑工具，而不是专门为香港准备的炸弹。
英国驻新加坡的部分官员曾担心，公开部署核武器会激化当地社会情绪，引发周边国家反弹。澳大利亚舆论也提出批评。有人曾追问：“这些核弹究竟是为了防谁？”英国方面当然不会直接回答，因为一旦承认目标包含中国，外交后果将十分严重。
更大的麻烦来自核战争本身。英国虽然拥有核武器，却没有美国那样广阔的国土、庞大的工业体系和完整的全球基地网络。对中国发动核打击，意味着必须承担对方报复的可能。英国本土、海外基地和航运线都可能受到攻击，这种代价远非香港一地的利益能够抵偿。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英国原先面对的是一个尚未拥有核武器的中国，随后却不得不面对一个能够进行核报复的国家。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核威慑能力进一步提升。
这两次试验改变了英国的计算。英国军方即便拥有先手，也难以保证摧毁中国全部核力量；而英国自身国土狭小，重要城市和军事设施高度集中，一旦遭到报复，承受能力十分有限。核打击方案可以写进文件，却未必具备真正可执行的政治条件。
此外，英国的海外战略正在收缩。经济压力、殖民体系瓦解以及美苏竞争，都使伦敦越来越不愿承担远东长期驻军的费用。1971年，英国开始撤出苏伊士以东的主要军事力量，海军和核武器部署也逐步转向北大西洋方向，廷加基地的战略价值随之下降。
中英关系也在变化。1972年，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1984年12月19日，两国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确定中国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那批曾被英国视为远东威慑工具的核弹，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它们最终没有飞向中国，更多是败给了现实中的战略风险、国际压力和英国自身实力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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