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期间，国民党军队的方面大员都能算得上同学：徐州“剿总”上将总司令刘峙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的，华中“剿总”上将总司令白崇禧是三期的，华北“剿总”上将总司令傅作义是五期的，“参谋总长”兼“东北行辕主任”陈诚是八期的，接替陈诚担任“参谋总长”的顾祝同是六期的，只有顶替陈诚在东北指挥的卫立煌上将不是“保定系”。
有人说卫立煌也是保定军校出身，那是不符合史实的，卫将军是安徽人，最初受训于湖北陆军学兵营，在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一期深造过，并没有去保定学过军事，在国民党“五虎上将”中算是“学历较低”的。
刘峙不但在保定军校算得上白崇禧、傅作义、陈诚、顾祝同的学长，而在黄埔建校伊始就担任战术教官，后来还在教导团担任过营长——当年的营长连长都是要亲自冲锋陷阵的，刘峙百战余生，说他是百无一用的“猪将”，显然也是不客观的。我们细看淮海战役蒋军被俘将领的回忆，就会发现刘峙不是猪将而是狐将：杜聿明刚被老蒋从徐州调往沈阳，刘峙就准确预测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结局，在明知道局势不可挽回的情况下，他很狡猾地选择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坐等白崇禧宋希濂或杜聿明前来背锅。
如果仅以藐视的眼光评价老蒋和国民党高级将领，肯定是一蟹不如一蟹，但老蒋在能在军阀混战中胜出，没有一些得力帮凶是不行的，保定军校、黄埔军校确实培养了一批将帅之才，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
我军有多少高级将领出自黄埔军校自不必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的唐生智、晏道刚、杨爱源、杨澄源、李品仙、孙楚、孙震，二期的刘文辉、马晓军、邓锡侯（一期肄业二期毕业）、秦德纯、梁培璜、陶峙岳、熊式辉，三期的黄绍竑、张治中、陈焯、吴石，四期的朱怀冰，五期的张荫梧、王靖国、赵承绶，六期的周浑元、郝梦龄、余汉谋、吴奇伟、上官云相、邓演达、叶挺、杨杰、郭忏，七期的陈长捷，八期的王以哲、史泽波、周至柔、裴昌会、罗卓英，九期的牟中珩、何基沣、张克侠、周福成、施中诚、郭寄峤、董振堂，也都算得上名将。
刘峙在保定系也算“老资历”，但年纪却不是很大——刘峙生于1892年，只比白崇禧顾祝同大一岁，比陈诚大六岁，比张治中还小两岁。
淮海战役期间，刘峙既不算年轻也不算太老，名声也不是很坏，时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汝瑰亲耳听到过顾祝同对刘峙的评价：“徐州‘剿总’的人选，我们考虑过两个人，刘经扶和蒋铭三（即蒋鼎文）。蒋铭三夜嫖日赌，不理公事，比较起来还是刘经扶好些。”
刘峙字“经扶”，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文强、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等人对刘峙的称呼，在不同场合是“刘老总”、“刘总座”、“刘老师”、“经师”、“经公”，即使是嚣张跋扈的邱清泉，对刘峙也不得不保持表面上的尊敬——电影《大决战》中邱清泉在会上小声骂刘峙，那是不可能发生的。
文强在《新生之路》（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此书）中回忆，杜聿明被老蒋从徐州调往东北，邱清泉想接杜聿明的班，但却不敢向刘峙明说，还要请文强美言：“你看我有没有晋谒总座的必要？如无必要，我就回前线等待，等到班师回来再去吧。在徐州前线找个接替杜副总座的人，总比从远方调来更好一些。看在我和光亭副总座的老关系上，请美言几句。拜托拜托。”
文强知道邱清泉不敢在刘峙面前撒野的原因：“刘峙是军人前辈，号称‘福将’。我们称他‘经公’、‘经师’。他究竟有多大本事，谁也摸不清。他很少与人谈军国大事，就是谈也有头无尾，不成套。他为蒋介石打江山，立过汗马功劳。他与卫立煌齐名，,在河南、安徽、湖北三省边区曾出现过‘立煌’‘经扶’两县名。这当然是蒋介石呈报‘国府’旌表命名的。”
胡宗南想搞一个“宗南县”，在“几乎办妥”的情况下功亏一篑，可见胡宗南跟他的“刘老师”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邱清泉当着别人的面骂刘峙是不可能的，邱清泉虽有“疯子”外号，但毕竟也是个“学霸型文化人（此人很擅长考试，多次得第一）”，他说“总座高见”却是可能的，因为刘峙虽然看起来嘻嘻哈哈大事不管只想当甩手掌柜，那是明知道老蒋原本就不想把实权交给自己，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如不做，所以兵败淮海之后，刘峙并没有被老蒋严惩，徐州“剿总”撤销后，刘峙调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同样是只拿薪水不做事，到哪都是闲着，跟着老蒋而不去前线，反而更加安全。
刘峙在徐州并没有多大指挥权，一方面是老蒋和顾祝同越级指挥到兵团甚至军一级，另一方面是下面还有个杜聿明为主任的前进指挥部，刘峙这块夹心饼干，打赢了可以分一些功劳，打输了也不会承担全部罪责。
据文强回忆，当年徐州“剿总”原本有一个“佯攻济宁，实攻济南”的计划，准备先行封锁黄河运河，然后集中优势兵力，主动进攻，华中“剿总”白崇禧也赞成并表示会出兵配合。
正当杜聿明亲率三十万大军，沿陇海路，以海州为首、商邱为尾，摆下了一字长蛇阵，准备展开全面攻势的时候，老蒋从徐州把杜聿明叫上飞机，先飞北平后去沈阳，并在没有免去杜聿明在徐州职务的同时，又给杜安排了一个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的职务，而且根本没有跟刘峙打招呼。
当时前进指挥部参谋长舒适存跟杜聿明到前线，文强留在刘峙身边负责联络：“我突然接到李剑虹（第二处，也就是情报处处长）从机场打来电话，说杜副总司令没去前线，却坐飞机走了。我吃了一惊，赶忙给刘峙挂电话，这位‘福将’一反常态，竟长长叹了口气说：‘老头子把光亭带到北平去了。对我们又无指示，只好等弄清楚了再研究吧。’”
刘峙叹气，当然是因为老蒋根本没把他这个“剿总上将总司令”放在眼里，不但没有让刘峙收回前线指挥权，而且还想让白崇禧统一指挥徐州、华中两个“剿总”兵力，并让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十四兵团司令宋希濂来当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取代杜聿明的位置。
宋希濂和杜聿明都是黄埔一期生，在“保定主帅”手下干苦活，倒是没什么不妥，但老蒋连个招呼都不跟刘峙打，这就有点伤人脸面了。时任“总统府少将参军、战地视察官”的李以劻在《淮海战役国民党军被歼概述》中回忆：“蒋介石也曾将此企图向刘峙说明，并勉刘要顾大局、识大体，但刘心中闷了好几天。我见着刘峙，他愤慨地说：‘白健生是寡妇改嫁，对老头子（蒋介石）可以抗衡论理，不听调动，我好像是童养媳长大，骨头多大，当婆婆的都摸得清，服从是无条件的。’弦外之音对统一指挥的措施是不满意的，其中尤以该总部高级幕僚反对尤甚，这些事我次日曾电告蒋介石。”
白崇禧拒绝了老蒋的安排，宋希濂也坚决不肯去徐州蹚浑水，这件事宋希濂在《淮海战役中蒋介石和白崇禧的倾轧》中有明确记载：“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四日，我在荆门接到蒋介石自北平发来的一个电报，叫我到徐州去担任徐州‘剿总’的副总司令，二十五日又接到国防部发表正式调职的命令，我和几位高级幕僚几度研讨，并经过一天的思考后，觉得与其贻误于将来，不如慎之于事先，因此决定辞受新命。”
刘峙没有得到老蒋的明确指令，但却看出了老蒋调走杜聿明是一个大大的昏招，他明确告诉文强：“光亭来电，说已发表新职，在葫芦岛指挥援锦（州）战役。目的是在打通北宁路，使关内外联成一片。只许胜，不许败。胜则东北有救；败则影响全局。那时四野主力入关，平津难保，整个华北沦入共军手中，中原地区也更难支持了。看来，‘援锦战役’真是牵一发而动全局，是至关重要的了；只是我们的‘佯攻济宁，实攻济南’的计划，因杜聿明北调，恐难按原计划实施。”
临阵换将乃兵家大忌，老蒋调走徐州方面负责实际指挥的杜聿明，却没有让刘峙继续指挥，想调往徐州的白崇禧和宋希濂又不肯从命，刘峙只好啥也不干，老蒋和顾祝同又给徐州一个未定计划，这让刘峙十分头痛且更加无所适从，只好询问文强：“南京的顾墨三（顾祝同字）总长力主弃徐州，撤守江准，诱敌深入，以逸待劳，作为新计划。并说此案已呈最高当局考虑中……你有什么意见？杜光亭北飞前向你作过什么交代？”
文强也拿不出好办法：“杜副总座北飞，我事先毫无所知。如果不是经师告知实情，我们前进指挥部也只有等待杜副总座回来再说了。杜既已有新命，目前是很难再回徐州了。我们的大军已部署在铁路沿线，形成一字长蛇阵，要赶紧收缩，否则被共军突然进袭，拦腰切断，首尾不能相顾，机械化部队无法施展威力，后果实难预料。请总座指示。”
因为没有得到老蒋的明确指令，刘峙也只能采用“保守疗法”，让文强“传令前线各部，就地停止进攻，构筑工事，严加防范。”
刘峙人老成精，已经看出杜聿明去东北已经难挽危局，而且东北战局收官，四野大军入关，平津和淮海两地也必将不保，他这几乎是已经准确预判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结果，而他什么实际工作也做不了——老蒋根本就没想授权给他，杜聿明虽然身在辽沈，但并没有放下徐州，居然还“遥控指挥”文强：“杜聿明在葫芦岛就任新职，立即给舒适存和我拍来电报，更说明他是身在辽沈，心在徐州。援锦战役尚未打完，他便安上了重返徐州的尾巴。电报上要求我们火速从指挥部现有人员中抽调一部分，乘专机前去报到，徐州前进指挥部照常办公，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杜聿明用意之深。”
老蒋不放权，杜聿明不交权，刘峙这个徐州“剿总”上将总司令，成了无人理睬的牌位，尽管他知道当时形势万分危急，甚至预料到了三大战役蒋军必败无疑，却不能采取任何行动进行补救和改变，事实上也无法补救和改变。
老蒋用人的第一标准就是“听话”，刘峙想不听话也不行，尽管他已经看清了战局发展方向，却不敢向老蒋表达意见，只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最后连钟都不撞，直接飞到蚌埠躲避战火。读者诸君看了刘峙在杜聿明从徐州调往东北时的预判，对这个“福（猪）将”又会作何评价？如果老蒋真的信任刘峙，为何不让他全权指挥徐州兵马？如果刘峙真掌握了实际兵权，他还会保留那个一字长蛇阵硬着头皮挨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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