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冬，延安与南方游击区之间，几份电报往来频繁。叶挺已经确定担任新四军军长，项英担任副军长，军部架构却还缺一个关键位置：参谋长由谁出任？
这个职位看似只是军队机关中的一职，实际上关系到指挥系统能否顺畅运转，也关系到改编后的新四军究竟由谁掌握军事中枢。人选既不能资历太浅，也不能只懂政治不懂军事，更不能让国民党方面产生过度猜疑。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开始谈判合作抗日。但蒋介石并没有因此放松对共产党武装的防范。北方红军能够改编为八路军，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部队却经历了更复杂的交涉。
这些部队分散在赣南、闽西、闽东、浙南、湘赣等地，长期处于国民党军队封锁和围剿之中。国民党方面不仅在番号、编制、军饷上设置障碍，对军长人选也试图插手，甚至提出让陈诚或张发奎来统率这支部队。
中共中央当然不能接受。人民军队可以统一战线，但不能把指挥权交给国民党将领。陈诚、张发奎也清楚其中的难处，最终没有接下这个烫手职位。经过协商，双方都能接受的叶挺被推到了台前。
叶挺早年参加过国民革命，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是北伐时期颇有声望的将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中，他都担任过重要职务。此后，他离开了党组织多年，但与国民党粤系将领保持着一定关系，又有共产党革命经历，因此成为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人选。
叶挺出任军长后，提出将部队定名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更重要的是，他很快向中共中央表达了恢复组织关系的愿望。这一态度，使中共中央对他的政治立场有了更明确的判断。
不过，叶挺的身份仍然特殊。为了确保新四军的政治方向，中央安排长期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项英担任副军长，并负责政治领导。军长与副军长确定后，参谋长便成了军部建设的又一个难题。
叶挺心中第一个想到的人，是周士第。两人早在大元帅府时期便相识，后来又共同在独立团工作，北伐期间配合默契。南昌起义时，叶挺任第十一军军长兼第二十四师师长，周士第则担任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师长，彼此十分熟悉。
若由周士第担任参谋长，军部工作确实容易展开。可当时周士第已经担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不可能轻易调离。叶挺只能另寻人选。
他提出的第二个人是周子昆。周子昆同样参加过独立团和北伐，也经历过南昌起义，后来长期从事参谋工作，担任过红三军参谋长、红五军团参谋长和江西军区参谋长。抗日军政大学任职期间，他调动起来也相对方便。
有意思的是，项英并不赞成这个安排。他不是否定周子昆的能力，而是担心其资历不足。新四军汇集了许多经历过中央苏区和南方游击战争的高级干部，参谋长不仅要会制定作战计划，还要能够协调各支部队。项英认为，周子昆恐怕难以压住场面。
项英随后提出了自己的两个人选：陈毅和刘英。
陈毅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领导者之一，曾与项英共同坚持赣南游击斗争。那段岁月里，部队缺粮少弹，敌情复杂，许多干部牺牲或叛变，陈毅的军事组织能力和应变能力经受了考验。
“陈毅熟悉各路部队，军中威望也够。”项英的判断并非没有依据。
陈毅后来担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而不是参谋长。毛泽东认为，陈毅既能带兵打仗，又有较强的政治工作能力，属于可以独当一面的干部。如果把他放在参谋长位置上，反而限制了他的作用。
项英提出的另一人刘英，曾任红七军团、红十军团政治部主任，后来与粟裕率领部队在浙南坚持斗争，创建了浙南游击根据地。刘英在地方工作和政治动员方面颇有能力，也熟悉南方复杂环境。
但参谋长需要较强的军事指挥和参谋业务经验。刘英长期以政治工作见长，军事机关工作并不是他的主要专长，因此同样不够合适。
四个人选各有来历，却都存在难以回避的问题。此时，毛泽东把目光放在了张云逸身上。
张云逸1892年出生，早年参加同盟会，经历过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和北伐战争，是一位资历极深的革命军人。加入共产党后，他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创建红七军，长期在红军和中央军委系统中负责军事工作。
更关键的是，张云逸熟悉参谋业务，担任过中革军委副参谋长、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等职。他既懂正规军作战，也了解游击战争，对部队编制、作战协同和后勤联络都有实际经验。
张云逸在国民党军政界也有一定声望。这样的经历，使他不会被轻易视为单纯的地方干部；而他的共产党立场，又保证了新四军军部不会偏离政治方向。
还有一个实际考虑。张云逸已经确定兼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司令员，平时不必长期留在军部，具体参谋事务可以由副参谋长周子昆承担。这样既满足了叶挺对周子昆能力的认可，也解决了项英担心资历不足的问题。
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正式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一个人选的确定，背后牵动的是国共合作、军队领导权、干部资历与实际能力之间的多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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