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26日，山西平定县七亘村附近，129师386旅旅长陈赓骑着一匹缴获的日军军马，赶往师部报告战况。马背上还捆着几箱罐头和军用物资，沿途战士看见了，纷纷打趣：“旅长这是打仗，还是赶集去了？”
陈赓没有在意。他急着见刘伯承，原因并不只是报捷。几天前，日军沿正太铁路和娘子关方向推进，七亘村一带成为部队西进的重要通道。这里山路狭窄，沟壑纵横，北面是深沟，南面是山坡，骡马辎重一旦进入，很难迅速展开。
这样的地形，适合伏击。
10月26日，386旅772团在七亘村附近设伏，突然截击日军辎重部队。山路本就不宽，日军的骡马、车辆和士兵挤在一起，队形被爆炸和射击迅速打乱。山坡上的火力压下来后，前后部队无法相互支援，日军一时陷入混乱。
这场战斗规模并不算大，却打得干净利落。日军遭到杀伤，部分武器、弹药和骡马被八路军缴获。对于刚刚组建不久、装备远逊于日军的部队来说，这种胜利既是战果，也是信心。
陈赓赶到师部时，刘伯承正在油灯下研究地图。陈赓把缴获的罐头放在桌上，带着几分得意说：“这一回，鬼子的辎重给咱们送来了。”
刘伯承看了一眼战利品，又把目光移回地图。他没有急着谈缴获多少，而是问起日军的行进方向、侦察方式和队伍编成。陈赓讲完后，刘伯承忽然提出：“七亘村这个地方，还能不能再打一次？”
陈赓愣住了。
按照通常的作战常识，同一个伏击地点已经暴露，敌人吃过亏，必然会提高警惕。兵法中有“战胜不复”的说法，意思是同样的战术不能机械重复，否则容易被对手识破。可刘伯承考虑的，正是日军也懂这条道理。
敌人会判断八路军不会再次使用原来的伏击方式。于是，第一次伏击留下的经验，反倒可能变成他们判断失误的根源。对八路军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换不换地方”，而是敌人是否仍然必须经过那里，以及敌人会怎样揣测我军的行动。
娘子关局势紧张，日军西进速度很快，辎重部队不可能因为一次袭击就改变全部路线。七亘村是交通要道，山路又限制了车辆和骡马调动。只要敌人仍要通过，伏击就有再次实施的条件。
陈赓听明白后，马上收起笑容，俯身看图。刘伯承用手指着山口说：“敌人以为我们不会再来，正是可以利用的地方。”
这不是简单重复，而是利用敌人的预判。
10月28日，772团再次在七亘村附近设伏。部队没有大张旗鼓地活动，也没有刻意制造激烈交火后的痕迹。战士们隐蔽在山坡、沟壑和道路两侧，等待日军辎重队进入预定地段。
日军这次确实提高了警惕。先头部队放慢速度，不时向两侧山坡进行试探性射击，行进队形也比此前谨慎。但他们仍然需要通过这条山路，后续的辎重队伍依旧拉得很长。
等到大部队进入伏击圈，八路军突然开火。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在山谷中接连响起，日军前后受阻，骡马受惊，车辆堵塞道路。山路越窄，日军越难展开兵力，原本用于运输的牲口和车辆，此时反而成了行动的障碍。
战士们没有急于追击，而是集中火力打击关键目标，切断日军的组织和退路。日军试图撤出山口，却被交叉火力压制，只能在混乱中寻找掩护。战斗结束后，八路军又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
两次伏击相隔仅两天，地点相近，战术思想却并不简单。它抓住了三个环节：敌人必须经过的道路，敌人自认为已经识破的规律，以及敌人对八路军作战能力的低估。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战斗并非靠“胆大”取胜。没有地形选择、兵力配置和撤退安排，重复伏击只会变成冒险。刘伯承敢于提出第二次设伏，是因为他判断日军的行动受到战役全局牵制；陈赓和部队能够执行，则依靠的是基层官兵对地形和敌情的熟悉。
七亘村伏击战的战果后来被记载为两次共歼灭日军数百人，并缴获大量骡马、武器和物资。数字在不同资料中略有差异，但战斗的意义十分明确：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八路军通过选择战场、掌握时机和迷惑对手，迟滞了日军推进，也为正面战场争取了宝贵时间。
陈赓带着缴获物资返回部队时，那匹东洋马仍然驮着罐头。战士们围在一旁议论，王近山则检查着新缴获的枪支。七亘村的山路恢复了安静，只有车辙、弹坑和散落的弹壳，记录着两天之内发生过的两次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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