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目新闻通讯员 张益游
矗立在武昌临江大道的百年钟楼建筑，是武汉近代工业文明的鲜活见证。这座欧式钟楼隶属原商办汉口第一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民间广为熟知的“武昌第一纱厂”（简称“一纱”），是民国初年华中地区规模最大的纺织企业，是武汉开埠以来民族纺织业的代表。百余年间，这家工厂历经民族资本初创、战乱飘摇、公私合营、市场转型，完整走完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沉浮之路，最终在时代浪潮中完成使命、沉淀新生。
乘势而起，民族实业的鼎盛开篇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暂时放松对华经济侵略，国内实业救国思潮高涨，武汉民族工业迎来黄金发展期。时任汉口商务总会总理的李紫云敏锐捕捉到纺织业的发展机遇，牵头邀约武汉商界巨子集资建厂。核心股东阵容雄厚，黄安籍富商程栋臣、程佛澜兄弟、留日归国的刘季五及毛树棠等商界人士共同入局，总计集资210万两白银，折合300万银圆，同时立下股权专属国人、严禁外资介入的严苛原则，筑牢民族实业根基。
《湖北全省实业志》记载着武昌第一纱厂建厂初期包含时间、股东、厂址、厂房、机械、工资等详细构成（湖北省图书馆藏）
工厂1915年破土动工，虽因英商安利英洋行拖延设备交付，直至1919年才正式投产，但投产之后迅速崛起。其主打“醒狮”牌16支纱口碑极佳，1920至1921年便斩获120万银圆纯利。随后工厂扩建南场，1923年南北两厂全面投产，坐拥8.8万枚纱锭、1200台布机，吸纳8000名工人，成为华中纺织工业的标杆，也带动武汉跻身全国第二大纺织工业中心。
风雨飘摇，战乱中的跌宕求生
鼎盛态势未能长久延续，20世纪20年代末，过度扩张的隐患集中爆发。因扩建厂房拖欠英商巨额款项，叠加市场行情波动，“一纱”深陷债务危机。1929年，债息远超资产总额，工厂被迫由安利英洋行、浙江兴业银行等中外债权人接管，民族资本主导的格局被打破。1935年债权人抽资导致工厂停工，行业陷入低谷。直到1936年，汉口市商会会长黄文植组建复兴实业公司租办该厂，优化经营管理后，工厂才得以扭亏为盈，短暂复苏。
1936年5月31日汉口《新民报》报道了因英商无端解除租约导致工厂停工停产，时任汉口商会长的黄文植集资80万元接办复工，从此开启“一纱”一段兴盛期（湖北省档案馆藏）
全面抗战爆发后，“一纱”再度遭遇重创。1938年武汉沦陷，工厂因债务抵押无法内迁避险。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武力强占厂区，将其更名为“泰安纺织株式会社”，所有生产物资全部供给军需，民族实业彻底沦为侵略工具。1945年抗战胜利后，李紫云之子李荐廷从重庆返汉，主持工厂接收与复工，恢复企业原名，让百年纱厂重回民族工业序列。
改制新生，时代浪潮中的落幕与传承
新中国成立后，“一纱”迎来全新发展阶段。1950至1951年，工厂顺利完成公私合营，正式纳入国营工业体系，实现了从私人民族资本向国有工业的转型。后续历经数次更名，1966年定名武汉红卫纺织厂，1970年更改为武汉市第六棉纺织厂，这就是老武汉人记忆中的“国棉六厂”，数十年间持续承担着华中地区纺织生产的重要职能，服务民生与国家建设。
1936年11月14日，武昌市政处转报第一纱厂主任黄文植筹办纱厂请政府给予保护的指令（这是黄文植5月底接管一纱之后开始改扩建行动之一。湖北省档案馆藏）
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竞争的冲击下，国棉六厂经营持续萎缩，最终于1999年正式破产，走完了近百年的生产历程。厂区原址改建为居民小区，唯有极具文艺复兴风格的办公钟楼大楼被完整保留，列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后改造为BigHouse当代艺术中心。
这是1985年8月拍摄于原一纱厂办公楼前，已经挂牌“武汉六棉纺织厂”（即老国棉六厂）的老照片（源自《湖北日报》）
从实业救国的蓬勃探索，到战乱年代的艰难坚守，再到国营改制的蜕变、市场经济的自然退场，武昌第一纱厂的百年沉浮，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微观缩影。老厂房的落幕并非消亡，而是时代的迭代新生，百年钟楼静静伫立，镌刻着武汉实业的沧桑过往，也见证着城市工业文明的永续传承。
（来源：极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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