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沈醉从重庆转来不久，在院内见到了袁鸿逵和周振强。一个曾被他逼着替军统做宣传，一个因制止特务暴行而与他结怨。多年过去，身份已经调了个位置，旧账却没有那么容易翻篇。
沈醉后来回忆，自己在管理所见到熟人时，曾用几句民间俗语形容处境：故乡遇故知，偏偏是仇敌。话说得带有自嘲意味，但这份尴尬并非偶然。功德林关押的多是原国民党军政人员，他们与军统、保密系统之间早有积怨。
黄维便公开表达过对特务机构的不满。他认为，军统惯于暗中监视、抓捕甚至杀害异己，既不是真正的战场较量，也谈不上军人的体面。沈醉又是戴笠手下的重要人物，曾长期负责军统系统的行动，因此在这些正规军将领眼中，他并不是普通的旧相识。
有意思的是，沈醉并没有选择与所有人正面冲突。他在改造期间积极交代历史问题，也参与揭发军统罪行，和不少战犯相处得还算平稳。可袁鸿逵一出现，气氛便不同了。袁鸿逵，字仲虎，曾任第六编练司令部中将高参，1964年12月28日列入第五批特赦人员名单。
袁鸿逵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早年曾受蒋介石器重，却没有成为手握重兵的将领。他做过农场、兵工厂方面的职务，后来出任营口市市长。1949年营口局势变化时，他被暂编第五十八师师长王家善控制，随后送交解放军。
这段经历之所以牵出沈醉，是因为袁鸿逵此前在云南被捕。沈醉任军统云南站负责人期间，曾以审讯和威胁手段，迫使袁鸿逵对外宣扬所谓“共产党优待俘虏”的反面说法。袁鸿逵本来已经向外界讲过一些亲眼所见的情况，沈醉却要求他改口。
“你若不照办，就送往重庆处理。”沈醉的回忆文字大意如此。袁鸿逵没有多少选择，只得在特务监视下做违心宣传。云南起义后，他再次被捕。若没有那段被迫表态的经历，他是否会被作为战犯处理，至少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进入功德林后，袁鸿逵担任学习小组副组长。沈醉听说对方可能把自己调入那个小组，立刻感到不安。他向管理员提出请求，不愿与袁鸿逵同组。管理员了解两人的旧怨后，接受了这个安排。沈醉后来承认，自己与袁鸿逵的矛盾，主要责任在自己。
另一桩旧怨，发生在綦江。
抗战后期，沈醉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兼督察长，军统稽查机构权力很大。沈醉在回忆录中提到，綦江稽查所曾以贩运鸦片为名抓捕一名商人，但真正想要的并不只是查案，而是黄金以及对其女儿的侵害。
这类细节即使出自当事人回忆，也需要结合时代背景辨析，但有一点相当清楚：相关特务并非正常执法，而是借案件之名敲诈、凌辱。周振强当时任战时干部教导总团副教育长兼綦江警备司令，收到求救后，将涉事特务叫来质问。
特务仗着沈醉撑腰，不但拒绝解释，还对周振强出言不逊。周振强随即将其处决。按沈醉自己的说法，他认为周振强“擅自枪毙军官”，竟调集几十名稽查人员，准备前往綦江抓人。
这场冲突后来被戴笠出面制止。沈醉没有因此放下怨气，反而认为周振强让军统丢了面子。一次宴会上，两人再次争吵，关系彻底破裂。值得一提的是，沈醉在叙述此事时，更多强调周振强越权，却没有回避不了一个事实：那名特务先以权势欺压百姓，周振强的处置并非无缘无故。
在功德林，沈醉与周振强后来据说曾经缓和关系，但这并不等于旧事可以被轻轻抹去。对于袁鸿逵而言，沈醉曾用权力迫使他违心说话；对于周振强而言，沈醉维护的则是一个涉嫌伤害平民的下属。两件事性质不同，却都指向同一个问题：沈醉当年把军统权力当成了可以压过普通人和地方军政机关的东西。
沈醉于1960年获第二批特赦，后来身份问题又得到相应处理。袁鸿逵则在1964年获特赦。至于两人是否真正化解了旧怨，现有材料并不充分，沈醉的回忆也带有个人立场。可以确认的是，在功德林那次重逢中，袁鸿逵不愿与沈醉同组，并非无端记恨；周振强当年与他争执，也不是简单的私人冲突。娱乐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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