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秋天，县瓷厂分房，最后剩下一间旧釉料仓库没人要，我把名字填上去，住进去第三天晚上，隔壁那位全厂都知道的厂花白晓荷敲开了我的门。
她站在门口，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工作服，袖口卷到小臂，手里没有拿吃的，也没有拿水壶，只攥着一卷牛皮纸和半截铅笔。
我愣在门里，不知道她找我干什么。
白晓荷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屋里那面还没刷白的东墙，开口第一句话就把我问住了。
她说：“罗成安，你明天是不是要刷墙？”
我点了点头。
她像是松了口气，又像是更紧张了，往前半步，声音压得很低：“那你能不能先别刷东墙最里面那一块？就一尺宽，留到明天早上也行。我想进去描点东西。”
那时候我二十六岁，在县瓷厂当窑炉电工，平时跟女工说话都脸红，更别说站在我门口的是白晓荷。
白晓荷在厂里很有名。
不是因为她家里多厉害，也不是因为她爱出风头，而是因为她长得好看，人又利落。她在贴花车间干活，手巧，眼稳，一张白瓷盘子到了她手里，花纸贴得又平又正，拿去展销会上摆着都不丢人。
厂里那些小伙子背地里叫她厂花。
我也听过这个称呼，但我从来没敢跟着叫。
在我眼里，她跟我不是一路人。
她每天上班时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蓝布工装洗得干净，领口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她走路不快，背挺得直，像一根青竹。食堂排队打饭的时候，很多人故意往她身边靠，她都不怎么搭话，只低头拿饭票，端着饭盒走到角落坐下。
而我呢，一年到头身上都是电线皮和煤灰味。冬天钻窑炉后面的风道，夏天爬配电房的铁梯，手背上全是烫出来的小疤。
要不是单位分房剩下这么个仓库，我这辈子也不会跟她住成隔壁。
那间仓库是真的没人要。
它在厂区最北边，挨着废料场，原来堆釉料桶和破瓷坯。下雨天门口一脚泥，刮风时白灰和煤渣一起往脸上扑。屋顶瓦片缺了三处，墙角有老鼠洞，地面一层白色釉粉，扫一下就呛得人咳半天。
后勤科老贾把钥匙递给我时还劝了一句：“成安，你可想好了，这屋子分了就算占名额。别人不要不是没原因的。”
我说：“我想好了。”
不是我眼光特别，也不是我胆子大。
我只是没地方住。
我家在城西二十里外的罗家埠，母亲带着小妹住两间土房。我爸走得早，家里供我进厂已经尽了力。进厂后我一直睡单身宿舍，六个人一间屋，上铺翻个身，下铺都跟着响。
我二十六了，亲戚给我介绍过两个姑娘，一听我还住宿舍，就没了下文。
所以那间仓库别人看不上，我看得上。
我想得很简单，有一扇门，有一把锁，有一盏自己拉亮的灯，那就算有个窝了。
搬进去前两天，我几乎没睡。
白天上班，晚上打扫。破釉料桶拖出去，老鼠洞用碎砖堵上，瓦片能补的先补，地上的釉粉用湿麻袋一点点擦。第三天下午，我从后勤领了半袋石灰，准备第二天把墙刷白。
结果白晓荷当晚就找上门来了。
她站在冷风里，眼神很急，却又努力保持着客气。
我赶紧往旁边让：“你进来吧，外头冷。”
她犹豫了一下，还是进来了。
屋里乱得很。
一张木板床靠西墙，床脚垫了两块砖。桌子是我从废料场捡来的包装箱改的，桌面不平，放茶缸都晃。墙边堆着刚买的石灰和刷子，还有一卷从配电房淘汰下来的旧电线。
我窘得不行，想把桌上的脏抹布藏起来，又不知道往哪儿藏。
白晓荷却没看这些。
她进门后径直走向东墙。
东墙最里面贴着几张发黄的旧报纸，我本来打算明天一起铲掉。她蹲下来，小心地撕开报纸边角，露出底下几道浅浅的铅笔印。
那几道印子歪歪扭扭，不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有横线，有日期，还有几行字。
“晓荷，七岁，过年长高三指。”
“晓荷，九岁，会写自己名字。”
“晓荷，十一岁，贴花纸不皱。”
我站在后面，一下子明白了。
白晓荷的手指停在那几行字上，半天没动。
屋里只有灯泡滋滋的电流声。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低声说：“这是我爸写的。”
我不知道该接什么话，只能站着。
她把牛皮纸摊开，用半截铅笔沿着墙上的字一点点描。她描得很慢，像怕碰疼了墙，也像怕一不小心，那些字就没了。
我给她搬了张凳子。
她说了声谢谢，坐下继续描。
那晚我才知道，白晓荷小时候是在这间仓库边上长大的。
她爸白守义原来是厂里的仓库保管员，年轻时腿受过伤，不能上一线，就守这片旧库。白晓荷的妈走得早，她爸白天看库，晚上带孩子。那时候厂里没幼儿园，她放学就往仓库跑，写作业、吃饭、睡午觉，都在这面东墙底下。
她长高一点，她爸就在墙上画一道。
会写一个新字，她爸也记一句。
后来厂里建了新库房，旧仓库空下来。她爸退休回了南街老院子，这面墙就被旧报纸糊住了。
“我一直以为这些字早没了。”白晓荷说，“前天看见你搬进来，我心里就慌。今天又看见你拎石灰，我才想着来问问。”
她说到这里，抬头看我，眼里带着一点不好意思：“我不是想管你的屋子，就是想把这些描下来。你明天照样刷，我不耽误你。”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间破仓库不是破仓库了。
它不是没人要的旧屋子。
它原来也装过一个小姑娘长大的年月。
我看着那几行铅笔字，说：“不用描了。”
白晓荷手一顿，脸色微微变了。
我赶紧解释：“我的意思是，不刷这块了。留着吧。”
她愣住了。
是真的愣住。
手里的铅笔还悬在半空，半截笔尖在墙上轻轻磕了一下，掉下一点灰。她张了张嘴，像是没听明白。
“留着？”她问。
我点头：“明天我刷墙的时候绕开。再找两根木条钉个框，免得以后蹭掉。”
她坐在凳子上看着我。
门缝里灌进来的冷风吹得灯泡轻轻晃，光也跟着晃。她的影子落在东墙上，正好盖住那些细细的铅笔字。
过了很久，她才把铅笔放下。
她说：“罗成安，你知道别人为什么不愿要这屋子吗？”
我笑了笑：“知道，偏、破、脏、冷。”
她也笑了一下，只是笑得很浅。
“还有一个原因。”她说，“他们觉得旧东西没用，留着碍眼。”
那句话我记了很多年。
第二天我刷墙时，果然把东墙最里面那一尺宽留了下来。
刷子刷到那附近，我手都轻了。白灰顺着墙面往下淌，我用破布挡着，生怕溅到字上。晚上下班后，我从废木箱上拆了四根细木条，用砂纸磨平，钉成一个窄窄的框。
没有玻璃，我就先用一块透明塑料布罩着。
弄完时已经快半夜。
我站在墙前看了半天。
雪白的墙，中间一小块旧旧的灰墙。灰墙上几行铅笔字，像被岁月剩下的一小口气。
第二天早上，白晓荷来敲门。
她手里端着的不是饭菜，而是一叠洗干净的碎花布。
“贴花车间裁下来的边角料。”她说，“我看你窗户没帘子，晚上从外头能看见床。我给你缝了一块，不值钱。”
那块窗帘是蓝底小白花，布料不大，拼了好几块，针脚却很细。
我接过来，心里热得发慌。
我说：“这太麻烦你了。”
她看了一眼东墙那块木框，声音轻了些：“不麻烦。你替我留了那么大一块墙，我给你缝块帘子算什么。”
从那以后，我们慢慢熟了。
熟得不快。
她不是爱说话的人，我也不是。
早上出门碰见，点点头，说一句上班了。晚上回来碰见，问一句吃了没有。她住在我隔壁那间旧样品室，是厂里给单身女工临时腾出来的。那间屋比我的仓库小，但比我的干净。
她把门口扫得很利索，墙根摆着两个破盆，一个种葱，一个种蒜苗。窗台上有一只豁口的白瓷缸，里面插着几枝干芦苇。
我帮她修过电线。
她的屋里老跳闸，后勤修了两次没修好。她来问我能不能看看。我拿着电笔过去，查出是墙根一截老线皮裂了，潮气一重就短。我换了线，又把插座挪高了一寸。
她在旁边扶着手电筒，光稳稳地照着我的手。
我说：“你手别离太近，小心电。”
她说：“我不怕。”
我抬头看她。
她又补了一句：“我怕黑，不怕电。”
这话说得轻飘飘的，我却听进去了。
后来我才知道，她小时候跟她爸守库，有一年夏天厂里停电，整片后院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她爸出去关库门，把她一个人留在屋里。外头老鼠窜，釉料桶倒，她吓得躲在桌子底下，哭到嗓子哑。
从那以后，她晚上睡觉总要留一盏小灯。
我知道后，就从配电房找了个旧灯座，给她门口多接了一盏十五瓦的小灯。灯不亮，但够照清脚下的路。
她没说太多感谢，只是在第二天早上把一只搪瓷杯放到我桌上。
杯子里泡着麦乳精。
那年麦乳精不便宜，她舍不得喝，给我冲了满满一杯。
我端着杯子，喝也不是，不喝也不是。
她站在门口说：“别端着了，凉了就腥。”
我这才喝了一口。
甜得发齁，可那股甜味从舌头一直甜到心里。
厂里很快有了闲话。
一个住破仓库的男电工，一个长得好看的贴花女工，隔着一道墙，来来往往，哪怕只是修个灯、送块布，也够人说半个月。
有一天下午，我在配电房换保险丝，两个窑工在外头抽烟。
一个说：“罗成安最近有福气啊，厂花天天往后院跑。”
另一个笑：“你别说，破仓库也有破仓库的好处，偏，没人看见。”
他们笑得很难听。
我手里的螺丝刀停了一下，差点拧滑。
那天晚上，我没有像往常一样从白晓荷门口经过时打招呼。我低着头进了自己屋，门关得很快。
第二天也是。
第三天，她来敲我的门。
还是笃笃两下，不重，却很坚定。
我开门时，她站在外头，脸上没什么表情。
“罗成安。”她说，“你这两天躲我？”
我一下子脸红：“没有。”
她看着我：“你撒谎的时候不敢看人。”
我没话了。
她往我屋里看了一眼，东墙那块旧字在灯下安安静静地待着。她走进去，站在那块墙前，背对着我。
“是有人说闲话了吧？”她问。
我没吭声。
她转过身来。
“他们说我，还是说你？”
我赶紧说：“不是说你，是说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她眉头皱了起来。
“你也这么想？”
我连忙摇头。
她追问：“那你躲什么？”
我被她问得心里发酸，低声说：“我怕给你添麻烦。你一个姑娘，名声要紧。”
白晓荷看了我很久。
那种眼神不像生气，更像失望。
她说：“罗成安，名声不是靠躲男人躲出来的，也不是靠不跟邻居说话保住的。别人嘴脏，那是别人嘴脏。你要是真觉得我跟你说两句话就掉价，那才是看轻我。”
我抬起头。
她的声音不大，可每个字都落得很稳。
“我找你修电，是因为你会修电。我给你缝窗帘，是因为你给我留了墙。我们做了什么，自己心里清楚。你要是因为两句闲话就把门关上，那不是保护我，是替他们承认了他们说得对。”
我站在那里，像被人当胸敲了一锤。
那晚她说完就走了。
门关上后，我坐在桌前，盯着那块蓝底小白花窗帘看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我特意等她出门。
她推门出来时，看见我站在院里，眼神有些意外。
我说：“昨天是我错了。”
她没马上搭话。
我又说：“以后别人爱说说去。我该修灯修灯，该打招呼打招呼。要是他们再嘴脏，我就让他们当面说。”
她看着我，嘴角慢慢弯了一下。
“让他们当面说倒不用。”她说，“你这么老实，吵架未必吵得过。”
我有点窘。
她又说：“不过你能想明白，就行。”
我们就这样继续来往。
厂里的闲话没有马上停，可我心里不再那么慌了。
白晓荷也没避。
有一次下大雨，她的门槛进水，我扛着铁锹去挖排水沟。两个女工从后院路过，眼神怪怪地往这边看。白晓荷没有躲进屋，反而拿着簸箕站在我旁边，跟我一起铲泥。
她说：“沟往这边偏一点，水能流到废料坑。”
我说：“你进屋吧，雨大。”
她说：“我的门口，我也得出力。”
那天雨水把她的头发打湿了，贴在脸颊上。她弯腰铲泥时，裤脚全是泥点。谁再说她是高高在上的厂花，我都不信。
她不是花瓶里养着的花。
她是后院泥地里自己长出来的草木，风一吹会晃，但不会倒。
十一月初，白晓荷的姑妈来了一趟。
那天是星期天，我正在她门口帮她修木门。门合页松了，关起来总响。我蹲在地上拧螺丝，她在屋里洗衣服。
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从后院路上走过来，穿着灰呢子外套，头发梳得很紧。她走到门口，看见我，又看见屋里挽着袖子的白晓荷，脸色当时就沉了。
“晓荷。”她喊了一声。
白晓荷手上的衣服还滴着水，她抬头看见人，叫了声：“姑妈。”
姑妈的眼神从我身上扫过去，像扫一件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东西。
“他是谁？”
白晓荷擦了擦手：“隔壁的罗成安，窑炉电工。门坏了，他帮我修一下。”
姑妈没理我，直接进了屋。
我本来想走，可螺丝刚拧到一半，门板斜着，一松手就掉。我只能蹲在原地，把最后两颗螺丝拧完。
屋里的话我不想听，却还是听见了。
姑妈压着声音说：“晓荷，你一个姑娘，住这种地方已经够不像样了，还让一个单身男人天天进进出出。你让别人怎么看你？”
白晓荷说：“他没有天天进出。他只是帮我修门。”
“修门不能叫后勤？非得叫隔壁男的？”
“后勤来了三回，门还是响。”
姑妈被噎了一下，声音更硬：“你别跟我顶嘴。我今天来就是告诉你，供销社那边我给你说好了，周三晚上去见一面。人家是正式职工，有楼房，父母也体面。你年纪不小了，别再挑三拣四。”
白晓荷没说话。
我蹲在门口，手里的螺丝刀握得很紧。
姑妈又说：“你爸腿不好，脑子也倔，什么都由着你。可你不能真在这破后院耗一辈子。你长得不差，手艺也好，嫁个好人家不难。你要是真跟住仓库的搅和到一块儿，以后有你后悔的。”
我听到“住仓库的”四个字，脸上像被人抽了一下。
那不是骂人，却比骂人还难受。
因为她说的是事实。
我确实住仓库。
还是别人都不要的仓库。
门里的水声停了。
白晓荷的声音响起来，比刚才低，却更清楚：“姑妈，我谢谢你替我操心。但我见不见谁，我自己决定。还有，罗成安有名字，不叫住仓库的。”
姑妈愣了一下。
“你还护上了？”
“不是护。”白晓荷说，“是你说话不尊重人。”
屋里一下安静了。
我拧完最后一颗螺丝，站起来，本来想悄悄走开。
白晓荷却从屋里出来了。
她手上还沾着肥皂沫，站到门口，看着我说：“成安，门修好了？”
我喉咙发紧：“好了。”
姑妈也走到门口，脸色不好看。
我低着头说：“白同志，我先回去了。”
白晓荷却说：“等等。”
她看向姑妈，声音平静：“姑妈，你总说怕别人看见。那今天就当你看见了。罗成安帮我修过电，帮我修过门，我也给他缝过窗帘。我们没有偷偷摸摸，也没有见不得人。以后我要是真跟谁来往，也会清清楚楚地说，不会躲。”
我站在那里，心跳得很快。
姑妈看着她，又看看我，气得嘴唇抿成一条线。
“你真是大了，翅膀硬了。”
白晓荷说：“我二十四了，早该自己长翅膀了。”
姑妈最后没有吃饭，坐了不到半小时就走了。
她走后，白晓荷站在门口，望着那条后院小路，很久没动。
我走过去，小声说：“对不起。”
她回头看我：“你又没错，道什么歉？”
我说：“要不是我，你姑妈不会这么说你。”
她摇摇头。
“没有你，也会有别人。她觉得姑娘就该按她说的路走。以前她说我不该住宿舍，后来又说我不该住后院，现在说我不该跟你来往。等我真嫁了人，她还会说我不该这样过日子。”
她说完，低头看自己的手。
肥皂沫已经干在手背上，留下白白的痕迹。
她忽然笑了笑，笑得有点苦：“成安，你知道我为什么搬到这间旧样品室吗？”
我说：“不是厂里分的吗？”
“是分的。”她说，“但我可以不要。女工宿舍还有铺位，虽然挤，可热闹，也安全。可我还是来了。”
她抬头看向我屋里那面东墙。
“我就是想离那面墙近一点。我爸年纪大了，腿越来越不利索。他总说自己这辈子没留下什么，守了半辈子库，最后连仓库都没人记得。我搬回来，就是想告诉他，有些东西不是没人要，只是还没遇到愿意留下的人。”
那句话落下来的时候，我心里酸得厉害。
我忽然明白，她那晚找上门，不只是为了几行铅笔字。
她是在替她爸，替小时候的自己，替一段没人当回事的日子，找一个能落脚的地方。
而我住进这间仓库之前，也觉得自己像这间仓库。
偏、旧、不体面。
别人挑剩了，才轮到我。
可白晓荷敲开门后，我第一次觉得，没人要的地方也可以有故事，没人看重的人也可以被认真看见。
冬天来得很快。
厂区后院风大，夜里一刮起来，废料场的铁皮哐啷哐啷响，像有人拖着铁链走路。我把窗缝糊上旧报纸，又在门口挂了白晓荷缝的厚布帘，屋里总算不漏风了。
十二月中旬，后勤科忽然下通知，说市里要来做安全检查，后院几间旧房必须统一粉刷、清理、封堵破洞。谁屋里不合格，年底住房登记就暂缓。
老贾拿着登记本挨家挨户通知，走到我屋里时，看见东墙那块用木条框起来的旧墙，眉头立刻皱了。
“这块也得刷。”
我心里一沉：“贾师傅，这块不能刷。”
“有什么不能刷的？”他走近看了看，“铅笔道子，旧墙皮，检查的人看见还以为咱厂住户不整洁。”
我说：“我用塑料布罩着，不掉灰。”
老贾不耐烦：“那也不像样。统一刷白，听不懂？你这屋子本来就是临时改住人的，再搞特殊，谁给你担责任？”
我没再说话。
老贾把通知往桌上一放：“三天内弄好。到时候我来验。”
他走后，我坐在墙前，心里乱得很。
那块墙不属于我一个人。
可屋子登记在我名下，通知也是给我的。如果我不刷，住房登记暂缓倒是小事，万一后勤真要收回去，我又得回单身宿舍。
晚上，白晓荷知道了这件事。
她站在那块墙前，看了很久，然后说：“刷了吧。”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她又说了一遍：“刷了吧，成安。你为了这间屋子费了那么多劲，不能因为这几行字影响登记。”
我问：“你舍得？”
她没回答。
她伸手摸了一下塑料布，指尖停在“晓荷，九岁，会写自己名字”那一行上。
“舍不得也得舍。”她说，“人不能总抓着旧东西不放。”
我看着她的侧脸。
她说这话的时候，嘴角绷得很紧。她明明舍不得，却偏要装得很懂事。
我忽然想起她姑妈那天的话。
想起厂里那些闲话。
想起老贾轻飘飘说的“铅笔道子”。
所有人都在劝她算了。
算了吧，旧墙不值钱。
算了吧，姑娘别惹闲话。
算了吧，仓库就是仓库，刷白了才体面。
可凭什么什么都要她算了？
我站起来，说：“不刷。”
白晓荷转头看我。
我说：“这屋子是我住，我担着。要是后勤不登记，我就去找工会说。检查要整洁，我就让它整洁。可这块墙，不能用一刷子糊了。”
她急了：“罗成安，你别犯倔。”
我说：“我不是犯倔。我是觉得，人总得有一两样东西不能让。”
她看着我，眼睛慢慢红了。
但她没有再劝。
接下来的三天，我几乎把所有下班时间都用在那面墙上。
塑料布太寒酸，我拆了一个废旧木窗框，把框子锯成合适大小，又去修理班找了一块裂角的玻璃。玻璃边有一道细纹，我用砂纸磨了磨，不割手就行。
我把旧墙周围松动的墙皮一点点刮掉，边缘抹平，再把木框钉上去。玻璃压在前面，用四个小铁片固定。最后我把周围整面墙刷得雪白，只留下玻璃后那一小块灰旧。
远远看过去，它不像污迹，倒像一幅嵌在墙上的老照片。
验收那天，老贾来了。
他一进门就盯着东墙。
我心里直打鼓，手心全是汗。
老贾走过去，皱着眉看了半天，又用手指敲了敲木框：“你小子还真会折腾。”
我说：“不掉灰，不漏风，也不挡道。您看行不行？”
他没说行，也没说不行。
过了一会儿，他问：“这谁写的？”
“白守义师傅。”我说，“以前守库的老职工。这是他给女儿记的身高。”
老贾愣了愣。
他当然认识白守义。
白守义在厂里守了二十多年库，腿不好，脾气慢，谁去领料都得按本子签字。有人嫌他死板，也有人说他实在。
老贾背着手，又看了那几行字一会儿。
最后他在登记本上打了个勾。
“算了。”他说，“弄得还挺像那么回事。检查的人问起来，你就说这是厂史角，别说是我同意的。”
我差点笑出来。
老贾走后，我还没来得及坐下，白晓荷就从门外进来了。
她显然一直在外头等。
她一进门，先看登记本，又看东墙。看见那个勾时，她没说话。再看见玻璃后完整留下的字，她整个人都定住了。
她慢慢走过去，伸出手，却没有摸墙，只把手掌轻轻贴在玻璃上。
屋里很静。
她的手指在玻璃上停了很久，才轻声说：“我爸这辈子，连张像样的奖状都没有。”
我站在她身后，没出声。
她说：“他守库守得认真，别人嫌他啰嗦。领料少一颗螺丝他都要记，别人说他小气。厂里评先进，轮不到他；分好房，也轮不到他。可你把他写的几行字，弄得像个荣誉牌。”
她回过头看我，眼眶红得厉害。
“成安，你为什么要做到这个份上？”
我想了想，说：“因为这不是几行字。”
她问：“那是什么？”
我说：“是你小时候有人疼过的证据。也是白师傅这辈子认真过的证据。”
白晓荷的眼泪一下就掉了下来。
她赶紧低头擦，可越擦越多。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哭。
厂里人都说白晓荷冷，说她眼高，说她不好接近。我以前也以为她天生稳得住。可那天她站在我的破仓库里，面对着一小块旧墙，哭得像个找回东西的孩子。
我手足无措，想递手帕，又发现自己没有手帕，只能把干净的袖口递过去。
她看见我的动作，破涕为笑。
“哪有人拿袖子给姑娘擦眼泪的。”
我脸一红，把袖子收回来。
她却伸手抓住了。
她没有真拿来擦，只是抓着我的袖口，很轻很轻地抓了一下。
那一下，比什么话都重。
几天后，白晓荷带我去见了她爸。
白守义住在厂南家属院最里面的一间平房。院门很矮，门口有一只旧木凳，凳腿一高一低，坐上去会晃。白守义坐在屋檐下晒太阳，腿上盖着棉毯，手边放着一本旧领料簿。
他比我想象中瘦，头发全白了，但眼神不糊涂。
白晓荷叫了声爸。
白守义抬头，看见她身后的我，先是一愣，然后笑了：“这就是住进旧釉料库的小罗？”
我赶紧弯腰：“白师傅好。”
他说：“别叫师傅，我都退了。”
白晓荷把我做的那面墙说给他听。
她说得不快，从我怎么留下旧墙，到怎么找玻璃，再到老贾怎么点头，全说了。她说的时候，白守义一直低头听，手指慢慢摩挲那本旧领料簿的边角。
听完后，他半天没说话。
最后他抬头看我：“小罗，那些字真还在？”
我说：“在。一个字没少。”
老人喉结动了动。
“晓荷七岁那年，我给她量身高，她非说自己长得慢，急得掉眼泪。我就骗她，说三指也算长高。她信了，高兴了一下午。”
白晓荷在旁边小声说：“我早不记得了。”
白守义笑了笑：“我记得。”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白晓荷找上我的门，不是偶然。
她是从自己丢掉的年月里，一点点找回来的。
临走时，白守义把我叫住。
他让白晓荷去屋里拿东西，等院里只剩我们两个，他看着我，问得很直接：“小罗，你喜欢我家晓荷？”
我一下僵住。
脸热得像被窑火烤着。
我想否认，可否认两个字怎么也说不出口。
白守义不催，只静静等着。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尖，过了半天，才哑声说：“喜欢。”
他说：“那你觉得自己配不上她？”
我猛地抬头。
他像是早看透了我，笑了一下：“住仓库的年轻人，心里都憋着一口气。觉得别人不要的屋子落到自己头上，自己也矮人一截，是不是？”
我说不出话。
白守义叹了口气。
“房子旧，不代表人旧。仓库没人要，是他们没耐心收拾。人也是。你要是真喜欢晓荷，别光想着自己配不配。你得想，你能不能护住她想留的东西，能不能尊重她想走的路。”
我站在那里，心里像被阳光照进来。
白守义又说：“我女儿看着硬，其实心软。她从小没妈，很多事不爱说。你要是只图她好看，就离远点。你要是图跟她过日子，就别让她一个人硬撑。”
我郑重地点头。
“白叔，我记住了。”
那天回厂的路上，白晓荷骑车在前面，我骑车在后面。
冬天的风很冷，她的围巾被吹起来，像一面小小的红旗。我看着她的背影，忽然很想追上去，跟她说白叔问我的话，也想告诉她我的回答。
可我没敢。
我怕说早了，吓着她。
也怕说晚了，她真被姑妈拉去相亲。
腊月二十三，小年。
厂里下午放了半天假，我把屋子收拾了一遍。地扫了，窗帘洗了，桌子用砂纸又磨了一遍，虽然还是旧木箱，至少不扎手。
我不会做什么好菜，只炒了一盘鸡蛋，切了一碟腌萝卜，又从食堂买了半斤猪头肉。炉子上煮着白菜豆腐，咕嘟咕嘟冒着热气。
我还买了一小包红糖，冲了两杯红糖水。
这些东西不体面，但已经是我能拿出来的最好的了。
傍晚，我去敲白晓荷的门。
她开门时，身上系着围裙，手里还拿着针线，像是在补衣服。
我说：“晚上别自己做饭了，来我这儿吃吧。”
她看着我，笑了：“今天怎么这么正式？”
我喉咙发紧：“有话想说。”
她的笑慢慢收了些。
她看着我，轻轻点头：“好。”
半个小时后，她来了。
她换了一件浅灰色毛衣，头发没有像上班时那样扎紧，只用一根黑皮筋松松束着。进门后，她一眼就看见了桌上的菜，也看见了我紧张得不知道往哪儿放的手。
她坐下，没有故意打趣我，只说：“很香。”
我知道她是在给我撑面子。
那锅白菜豆腐其实淡了，鸡蛋也炒老了，猪头肉是凉的，红糖水还有没化开的糖块。
可她吃得很认真。
吃到一半，她忽然说：“成安，姑妈那边又催我去见供销社那个人了。”
我的筷子停住。
她看着我，没有躲闪。
“我没去。”她说，“以后也不去。”
我心跳一下快起来。
她又说：“我爸问我，是不是心里有人了。”
我手里的筷子差点掉桌上。
她却低头笑了一下：“我没回答。”
屋里安静下来。
炉火噼啪响。
东墙那块玻璃映着火光，里面的铅笔字像活过来一样，一行一行浮着暖色。
我知道自己不能再躲了。
我把筷子放下，站起来，又觉得站着像开会，只好重新坐下。
白晓荷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点笑，也有一点紧张。
我说：“晓荷，我没有楼房。”
她没说话。
我又说：“我也没有多少存款。这间屋子还是别人挑剩下的仓库。冬天冷，夏天热，门口一下雨全是泥。我这人嘴笨，吵架也不一定吵得赢。你姑妈说我住仓库，这话不假。”
她低声说：“我知道。”
我点头，手心全是汗。
“可是我会修。”我说，“屋顶漏了，我修。电线坏了，我修。门槛进水，我挖沟。日子有窟窿，我也一点点补。我不敢说让你享多大福，但我能保证，往后你想留的东西，我不随便刷掉；你想走的路，我不替你拐弯。”
白晓荷的眼睛慢慢红了。
我看着她，终于把那句话说出来。
“晓荷，你愿不愿意跟我处对象？不是别人嘴里那种闲话，也不是偷偷摸摸。我明天就去跟白叔说，再回家跟我妈说。你要是不愿意，我以后就还是隔壁邻居，照样尊重你，不让你为难。”
说完，我整个人像被抽空了。
屋里静得吓人。
白晓荷坐在我对面，手指捏着搪瓷杯把，捏得很紧。她没有马上回答，只看着我。
我以为自己说错了。
我慌忙补了一句：“你不用现在答应，我就是……”
“罗成安。”她打断我。
我闭上嘴。
她问：“你刚才说，明天去跟我爸说？”
我点头。
“再回家跟你妈说？”
我又点头。
“不是让我偷偷跟你好吗？”
我急了：“当然不是。”
她看着我，眼泪忽然掉了下来。
那滴眼泪落在杯沿上，又顺着搪瓷边滑下去。她抬手擦了一下，没擦干净，反而笑了。
“那我愿意。”
我呆住了。
这回换成我真的愣住。
耳朵里嗡嗡响，炉火声、风声、她刚才那三个字，全混在一起。我看着她，半天没反应过来。
白晓荷伸手在我眼前晃了晃：“罗成安，你听见没有？”
我猛地站起来，膝盖撞到桌腿，疼得直吸气。
她被我逗笑了，眼泪还挂在脸上，却笑得很亮。
我结结巴巴地说：“听、听见了。”
她低头看着杯子，声音轻了些：“我不是因为这间屋子答应你，也不是因为你替我留了那面墙。我是觉得，一个人如果能认真对待别人的旧事，也会认真对待以后的日子。”
我鼻子一酸。
她又说：“不过我有一句话要先说清楚。”
我马上坐直：“你说。”
她看着我：“以后我们要是真成了家，这面墙不能拆。就算屋子重新修，也得留着。”
我用力点头：“留。”
“还有，”她说，“以后别再觉得自己是别人挑剩下的。你要是老这么想，我会生气。”
我说：“好。”
她看着我，认真地问：“记住了？”
我说：“记住了。”
那天晚上，我们没有做什么越界的事。
她吃完饭，帮我把碗洗了，又把桌子擦干净。临走前，她站在东墙那块玻璃前，看了许久。
然后她从口袋里拿出一小截红铅笔，在玻璃旁边没有刷白的一道木框上，轻轻画了一道很短的线。
我问：“这是什么？”
她说：“今天的记号。”
我没明白。
她笑了：“从今天起，我们也要往高处长一点。”
第二天，我真的去了白家。
白守义像是早知道一样，坐在院里等我。听我磕磕巴巴说完，他没有为难我，只问了三个问题。
“你是不是认真？”
我说是。
“晓荷要是以后还想上班，不想只围着锅台转，你让不让？”
我说让。
“她要是受了委屈不肯说，你能不能看出来？”
这个问题我停了很久。
最后我说：“我不一定次次看得出来，但我会学。我不会让她一直憋着。”
白守义点点头。
“行。”他说，“我这边没意见。你回家跟你妈说去吧。”
我回罗家埠那天，母亲正在院里晒萝卜干。
她听我说白晓荷时，先是高兴，后来听说人家是厂里出了名的漂亮姑娘，反倒担心起来。
“成安。”她说，“人家姑娘条件那么好，能看上你住仓库？”
我心里刺了一下，但这次没有低头。
我说：“妈，那仓库我会收拾好。我这个人，也不比谁低一等。”
母亲看了我半天，眼神慢慢软下来。
她说：“你从小闷，难得说这么硬气的话。那姑娘要是真心跟你，你就好好待人家。别让人家后悔。”
正月里，两家见了一面。
没有大阵仗。
白守义拄着拐杖来了我家，母亲杀了一只鸡。白晓荷坐在炕边帮我妹纳鞋底，手指飞快，一看就是会过日子的人。
母亲一开始拘束，总觉得白晓荷太漂亮，怕她嫌家里穷。白晓荷却一点没端着，吃饭时主动给白守义夹菜，也给我妈盛汤。饭后，她帮着洗碗，袖子一卷，动作干净利落。
母亲在灶房门口看了她一会儿，悄悄对我说：“这姑娘眼里有活。”
我心里这才踏实。
开春后，我们领了证。
没有办大酒席，只请了几个近亲和厂里同车间的师傅，在后院摆了两桌。桌子是借的，板凳高低不齐，菜也是自己做的。白晓荷穿了一件自己改的红外套，袖口有点旧，但洗得很干净。
那天风很大，后院的煤灰被吹得到处跑。
我怕她觉得委屈。
她却站在门口，笑着说：“风大好，吹一吹，旧屋子也有新气。”
进门前，她没有马上跨过门槛。
她拉着我走到东墙前。
那块玻璃擦得很亮，里面仍是白守义当年留下的字。旁边木框上，有她小年夜画的那道红线。
白晓荷从口袋里拿出那截红铅笔，递给我。
“今天该你画。”她说。
我接过铅笔，手有些抖。
我在那道红线旁边，又画了一道。
想了想，我在下面写了一行小字。
“一九九三年三月，晓荷进门，成安有家。”
写完我觉得难为情，想擦掉。
白晓荷拦住我。
她看着那行字，眼睛弯起来：“别擦。挺好。”
我说：“字不好看。”
她说：“日子好看就行。”
婚后的日子没有一下子变成戏文里的好日子。
仓库还是仓库。
夏天热得像蒸笼，屋顶晒一天，晚上墙都是烫的。冬天冷得水缸结冰，早上起来，搪瓷盆边上一圈白霜。门口一下雨仍然泥泞，白晓荷的布鞋常常溅满泥点。
可她从没抱怨过。
她把屋子收拾得像样极了。
旧木箱铺上碎花布，成了桌子。废釉料桶洗干净，种上月季。窗台上摆葱和蒜苗，绿油油一排。她用边角布缝了两个靠垫，放在木板床头，屋里一下有了家的味道。
我也没闲着。
我给屋顶加了油毡，把门槛垫高，又在门外铺了一条碎砖路。后院风大，我就用废铁管焊了个衣架，钉得结结实实，再大的风也吹不倒。
那面东墙，我们一直留着。
后来玻璃裂了，我换过一块新的。木框旧了，我重新刷过漆。每年春节大扫除，白晓荷都会亲手擦那块玻璃，擦得比窗户还亮。
白守义隔三差五来坐坐。
他每次来，都会先到东墙前看一眼。看完才坐下喝茶。慢慢地，他的话多了起来，常讲白晓荷小时候的事。
他说她六岁时偷拿花纸贴在脸盆上，被车间主任笑了半天。
他说她八岁时想学写“瓷”，写成了“次”，气得撅嘴。
他说她十一岁那年，第一次把一只白盘贴得没有一个皱褶，抱着盘子跑来给他看，得意得像拿了大奖。
这些事，白晓荷很多都不记得了。
可每次白守义讲，她都坐在旁边笑。笑着笑着，有时候眼圈会红。
我知道，那面墙留下来的不只是字。
它把一个父亲没来得及说完的疼爱，一点点还给了她。
后来厂里真的有人问过我：“罗成安，你当初住那个破仓库，后悔不？”
我每次都说：“不后悔。”
他们笑我嘴硬。
我也不解释。
他们不知道，如果不是那间没人要的仓库，我不会在住进去第三天晚上，等来白晓荷敲门。
他们也不知道，有些门一旦打开，进来的不是一个人，是一辈子的光。
许多年后，县瓷厂改了名字，后院也铺了水泥路。原来的废料场成了停车棚，旧样品室和旧釉料库被我们一点点修成了两间像样的平房。
白晓荷不再是当年那个被人偷偷叫厂花的姑娘。
她眼角有了细纹，头发里也有几根白。可她还是爱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还是怕黑，睡前要留一盏小灯。
我也不再是那个住进仓库就自觉矮人一截的小电工。
我的背没有年轻时直，手上烫疤也更多了，但每次走进家门，看见东墙那块玻璃，心里就稳。
那块墙上，最早是白守义写的铅笔字。
后来有白晓荷那道红线。
再后来，有我写的“一九九三年三月，晓荷进门，成安有家”。
再往下，是我们女儿小时候的身高。
“婷婷，两岁，够到桌沿。”
“婷婷，五岁，会写妈妈名字。”
“婷婷，七岁，第一次上学。”
字越来越多，墙还是那面墙。
有一年秋天，女儿问我：“爸，咱家为什么要把旧墙框起来？别人家墙都是白的。”
白晓荷正在擦玻璃，听见这话，回头看我。
我想了想，对女儿说：“因为你妈当年就是为了这面墙，才来敲你爸的门。”
女儿问：“然后呢？”
白晓荷笑了：“然后你爸就被我敲走了。”
我说：“不是敲走，是请进来了。”
白晓荷拿抹布轻轻打了我一下。
傍晚的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那面旧墙上。玻璃反着淡淡的金色，里面的铅笔字、红线和新添的身高印挤在一起，一点也不整齐，却比任何奖状都好看。
我站在旁边，看着白晓荷的侧脸。
忽然想起一九九二年那个冷风直灌的夜晚。
我刚住进没人要的旧仓库第三天，屋里一半是灰，一半是冷，连窗帘都没有。隔壁那位全厂人都说高不可攀的厂花白晓荷，攥着牛皮纸和半截铅笔，轻轻敲开我的门。
她问我能不能别刷掉一小块旧墙。
我当时不知道，我留下的不是一尺墙。
是她的过去。
也是我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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