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北京中南海警卫连驻地，毛泽东看着准备带回湖南的糖果，发现管理人员竟装了十斤。他当即问清缘由，只留下两斤路上食用，其余全部退回。这个细节，恰好说明了他怎样对待亲属，也解释了毛泽连、李轲为何来北京一趟，最终仍被劝回乡务农。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财政十分困难，战争留下的创伤尚未愈合。毛泽东身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桌上堆着处理不完的文件，接见韶山亲属并不是一件随意安排的小事。1949年10月，来自湖南韶山的毛泽连和李轲，在第四野战军方面协助下踏上北行之路。
毛泽连是毛泽东的堂弟，李轲原名李祝华，与毛家有姻亲关系，两人都是地道农民。9月底，他们从湖南出发，途经长沙、汉口。10月1日，他们在武汉看到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场面。10月6日，谭政、陶铸向北京请示两人进京事宜，10月9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但特别说明：来北京看一看，随后仍要回湖南农村。
这句话很关键。毛泽东允许乡亲进京，是亲情，也是礼数；限定他们不能长期留京，则是公私边界。那时不少人都希望借亲属关系改变生活，甚至谋个城市职位，但毛泽东并没有把国家机关当作安置亲友的地方。
10月10日，叶子龙向毛泽东报告韶山来客已经到了北京。毛泽东得知堂弟和表弟住在罗荣桓家中，显得十分高兴，立即安排他们前来见面。第二天，两人在中南海见到毛泽东，几十年未见的亲人终于重新坐到了一起。
毛泽东认出了毛泽连，也问起李轲父亲和姑妈的情况。谈话没有停留在寒暄上，很快转到家乡近况。毛泽连说起自己的眼病，李轲也提到身体不适。毛泽东没有装作没听见，而是当场安排他们到医院检查治疗。
毛泽连的眼疾并非普通小病。毛泽建牺牲后，国民党当局曾到韶山搜捕毛家亲属。为了躲避追查，年少的毛泽连白天替人做工，夜晚藏在山洞，后来患上严重眼病。左眼已经失明，右眼也受到影响，医生判断必须手术，才可能保住残余视力。
毛泽连起初有些犹豫。手术意味着摘除失明的左眼，而且住院期间生活不便。毛岸英和傅连暲陪他到协和医院，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听医生的，按医院安排治疗。”这句话不长，却让毛泽连定下心来。住院一个月零七天后，他的右眼情况有所好转，才离开医院。
李轲患的是痔疮，接受治疗后恢复较快。毛泽东还安排人照料他的生活，给他送报纸阅读。李轲住处离食堂较远，又没有手表，偶尔赶不上吃饭，毛泽东知道后，便让他搬到警卫排营房居住。照顾得很细，但没有因此给他安排工作。
亲属之间的情分，毛泽东并不回避；身份带来的特殊待遇，却被他一再压缩。谈到毛泽连的困难时，他明确表示，国家主席不能只替亲属解决问题，乡亲的生活困难应当由当地政府按照政策处理。医疗方面可以帮助，工作和待遇方面则不能开口子。
有一次，毛泽连问起几位毛家亲人的下落。毛泽东告诉他，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华都已经牺牲，毛泽青还在西安工作。毛泽连得知后想去探望，毛泽东考虑到他的眼睛尚未完全恢复，只同意他与李轲同行，并写信托他带给毛泽青。后来因天气转冷，这次行程没有成行。
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后，李轲曾流露出想留京工作的意思。毛泽东没有训斥，只是把道理讲得很实际：他们熟悉土地和农活，回韶山种田、种菜、养猪，同样是在支援国家建设。新中国刚刚建立，城市机关需要整顿，农村更需要恢复生产，粮食和副业都不能耽误。
毛泽东还叮嘱李轲，回乡后要依靠贫农，团结中农，配合土地改革和清匪反霸，努力把生产搞起来。这不是一句空泛的安慰，而是把亲属重新放回国家建设的整体格局中：不靠主席亲属的名头谋出路，而靠劳动和群众关系立足。
临行前，毛泽东送给两人一些衣物、皮箱和路费，并托他们带信回韶山。那十斤片糖被退回八斤，正是因为国家还穷，不能因亲属到来就铺张。毛泽连和李轲带着医治后的身体、亲人的书信以及一份清楚的嘱托，离开北京，返回湖南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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