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赵明远，在底下县局蹲了六年，今年三十四，调省厅的通知总算下来了。
通知来得突然，厅里人事处说程序走得急，让我先以跟班学习的名义过来，正式手续后面补。
我心里明白，这是卡着年龄线最后的机会，再不往上动一动，这辈子正科就到头了。
报到那天是星期二，早上七点半到的厅门口。
没敢开车，坐的地铁，转了两趟，出站走了十五分钟。
厅大院门口的梧桐树比县局的粗一圈，门卫看了三遍我的身份证和调令，才放我进去。
人事处的人把我领到十八楼，一间朝北的办公室，对面是垃圾通道，窗户关不严，漏风。
“你先在这边待着，张处长待会儿有个会，让你一起去，认认人。 ”人事处的人撂下这句话就走了，连杯水都没给我倒。
我坐了一上午，没人来。
张处长我也没见着，说是在楼上开会。
快到十一点的时候，有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跑进来，说张处长让你直接去八楼多功能厅，会马上开始了。
八楼多功能厅我没去过，找电梯找了五分钟。
到门口的时候里面已经坐满了，圆桌摆了一圈，外围还有两排椅子。
我正站在门口张望，想找个角落坐下来，一个穿深蓝夹克的中年男人就站起来了，拿手里的笔记本敲了敲桌面：“哎哎哎，那个同志，别站门口挡光。 ”
我往旁边让了一步。
他上下扫我一眼，眉头皱起来：“这不是领导席，你哪个单位的？ 请你让开，我们马上要开会了。 ”
厅里的会，规矩大。
我手边还拎着个黑色帆布包，里面装着我的笔记本和一支快没水的签字笔。
旁边几个先到的已经开始往桌面上摆名牌，亚克力底座，白纸黑字，什么处什么处的。
我的名字不在上面，当然不在。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说：“我没有单位，我是来考察单位的。 ”
我这句话说完，空气安静了三四秒。
那种安静不是没人说话，是空调的出风口嗡了一声，所有人都听见了。
深蓝夹克张了张嘴，旁边一个烫着短卷发的女同志拉了拉他袖子。
我看见张处长从圆桌那头站起来，他是认识我的，面试的时候就是他面的。
“明远来了，坐那边吧。 ”张处长朝外围第一排努努嘴，那位置正对着空调口，风呼呼地吹。
我没再说别的，走过去坐下来。
帆布包放在腿上，拉链没拉，笔记本的角硌着大腿。
会开了两个小时，说的是今年第三季度的绩效考核指标。
我一边听一边在笔记本上记，笔划到第二页就没水了，甩了两下，勉强又划了半页。
坐在前面的深蓝夹克时不时回头看我一眼，那眼神不像看同事，倒像看一个走错门的快递员。
散会的时候快一点了。
张处长从人堆里走出来，拍了拍我肩膀：“别往心里去，老陈就是那个脾气，厅里待久了，眼睛长在头顶上。 ”老陈就是深蓝夹克，后来我知道他是厅办公室的副主任，副处级，管会场调度排座，在厅里干了十二年，一直没提上去。
下午张处长带我去各个处室转了一圈，说是认门。
每到一间办公室，人家都是先看他，再看见我，眼神里有种琢磨的意味。
张处长每次都补一句：“这是底下上来的，赵明远，跟班学习。 ”跟班学习四个字，分量不一样，不算正式调入，随时可以退回去。
转完最后一间，我回自己那间朝北的小屋，关上门，盯着墙上的挂钟看了五分钟。
钟是石英的，秒针一顿一顿地走，窗户缝里有风吹进来，带着楼下食堂的油烟味。
我从帆布包里掏出手机，老婆刘敏两个小时前发了条微信：“怎么样？ 见领导了没？ 说话注意点。 ”
我打了几个字：“还行，见了。 ”
后来又删了，锁了屏，把手机扔进抽屉里。
接下来的日子，我在厅里的定位很模糊。
张处长说先熟悉熟悉，我就熟悉。
每天八点半到，烧水，看文件，帮旁边办公室的大姐复印材料。
大姐姓周，比我大七八岁，管档案的，她儿子今年中考，每天中午都要打电话回去问孩子吃了没。
有天她复印机卡纸了，弄了一手墨，我把机器拆开帮她取出来，她挺高兴，说小赵你手还挺巧。
我说在县局的时候，那台复印机比这还老，卡纸是家常便饭。
“那你来了就好了，”周大姐压低声音，“以后我这堆活儿有人帮忙了。 ”
她这话说得没恶意，但我听着不太得劲。
我不是来干这个的。
到第四天，出了件小事。
下午三点多，张处长让我去九楼送一份文件，走道里碰见老陈。
他正跟两个人说话，看见我，顿了一下，然后说：“哎，那个……考察单位的，你来一下。 ”
我站住了。
他把我领到旁边一间小会议室，桌上堆着二十几个文件袋。
“这些是下周三厅里要用的材料，你按顺序排好，每份里面六张纸，别弄乱了。 ”他说完就走了，没说为什么让我干，也没说干完了交给谁。
我站在那堆文件袋前面，心里算了一下，二十几个袋子，每个六张，加上排序，怎么也得一个多小时。
我的时间不是用来干这个的，但这话我不能说。
我刚来，谁说都行，就我说不行。
我蹲下来开始干活。
文件袋是牛皮纸的，边角锋利，翻了十几个，手指肚上划了两道白印子。
窗外有人在剪树枝，油锯的声音一阵一阵的。
我一边分纸一边想，如果还在县局，这会儿应该刚开完下午的例会，老王肯定又在会上打瞌睡，手机掉地上，啪一声，把所有人都吓一跳。
分到第十七个袋子的时候，我发现里面少了一张表，页码不对，五张，缺第三页。
我翻了旁边几个袋子的底，都没有。
要是按老陈的意思直接排上去，到时候会上用起来缺页，责任算谁的？
肯定算我的。
我拿着那个文件袋去找老陈。
他在办公室接电话，看见我进来，冲我摆摆手，示意等着。
我等了七八分钟，他挂了电话，我递上去：“陈主任，这个袋子少一张表，第三页没有。 ”
老陈接过去翻了翻，眉头又皱起来了：“你怎么知道少第三页？ ”
“页码跳了，从二直接到四。 ”
他把袋子扔回桌上：“你检查一下旁边几个，可能是装串了。 弄好了给我拿回来。 ”他眼睛又回到电脑屏幕上，没再看我。
我没走。
我说：“陈主任，张处长安排我下午写一份调研提纲，明天一早要交。 这个文件袋我排完序就送回来，但那张表如果找不到，会上用的时候缺页，需要提前跟会务组说一下。 ”
老陈的椅子转过来，他看了我三秒钟。
那三秒钟里，我在他脸上看见好几种表情来回换，最后是一种说不上来是恼火还是意外的神色。
“行了，放那儿吧，我让人找。 ”
我把文件袋轻轻放在他桌角上，转身出去了。
走道里没人，我听见自己心跳得很稳。
晚上回家，刘敏做好了饭，芹菜炒肉，西红柿蛋汤。
我们租的房子在城南，老小区，六楼没电梯，房租两千二，水电气另算。
刘敏在附近一个私立幼儿园当保育员，一个月到手三千四，每天早上七点出门，下午五点半回来。
她膝盖不好，爬六楼有时候得歇一次。
吃饭的时候她问我厅里怎么样，我说还在熟悉。
她把一块肉夹到我碗里：“你说话可得注意，省厅不比县里，人人都有背景。 咱家可没人能帮你。 ”
“我知道。 ”
“你那件灰夹克该换了，领子都磨亮了，周末去商场买一件。 别舍不得，该花得花。 ”
“行。 ”
第二天上午，张处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
他把门关上，自己先坐下来，然后在对面椅子上拍了拍：“坐。 ”
我坐下来。
他桌上放着两杯茶，一杯是给我的。
茶叶在水里慢慢沉下去，打着旋。
“明远，你来也一个礼拜了，感觉怎么样？ ”
“还在学，处长。 ”
张处长点点头，喝了一口茶：“老陈昨天找我，说你这人不太一样。 ”
我心里紧了一下。
张处长接着说：“他说你挺稳，文件少了页你都查出来了，还知道提前打招呼。 他就这个毛病，嘴上不饶人，但心里有数。 ”
我没接话。
张处长把茶杯放下，往前凑了凑：“厅里下个月要成立一个新项目组，主要是对接底下几个县的数据整合。 我考虑让你进去，但有个条件。 ”
“您说。 ”
“组里有个老同志，姓孙，明年退休，脾气犟，之前跟两个年轻人都处不来。 你要是能把他那边的活儿接下来，项目组就定了你。 ”
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孙老师是什么路数，但我知道这是张处长给我的一个台阶，也是他压的一个注。
要是接不下来，我在厅里就真的只能跟班学习了，跟到什么时候没人知道。
“处长，我试试。 ”
从那天起，我每天下午去孙老师那边报到。
孙老师五十八，短发，白了不少，说话慢，但每句都戳人。
他负责的是十几年的纸质档案电子化，那些档案堆了半间屋子，纸都发黄了，有的还粘在一起。
他一个人干了两年，干了不到三分之一。
我第一天去，他头都没抬：“又来一个？ 坐吧，那边有抹布，先把架子擦一遍。 ”
我擦了三天架子。
第四天他扔给我一摞档案：“按年份排，一九九八年开始，排到二零零五。 排错了别找我。 ”
我排了一礼拜，每天中午不休息，把那些泛黄的纸一张张捋平，按月份分好，再用铅笔在角上编号。
有的年份跨了两个月没记录，我跑去问孙老师，他说那时候厅里搬家，丢了一批。
我问丢了多少，他说不知道，你按剩下的排就行。
到第十天，我把排好的目录打出来，拿给孙老师看。
他戴上老花镜，一行一行地看，看了十几分钟，然后把目录放在桌上，把眼镜摘下来。
“赵明远，你以前干过档案？ ”
“没有，在县局管人事。 ”
他哼了一声：“管人事的，难怪会看人。 ”
我没明白他什么意思。
他端起搪瓷缸子喝了口水，慢悠悠地说：“你来之前，张处长跟我说了，说从底下调上来一个，挺踏实。 我还想，踏实的人我见多了，干两天就跑的也不少。 你倒是不一样，你干活儿不带怨气。 ”
“活就是活，干了不就完了。 ”
孙老师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面有东西，像是一块石头翻了面，底下的苔藓露出来了。
“下礼拜三厅里有个数据对接的会，你也来吧。 坐在后面，别说话，听就行。 ”
下礼拜三，就是老陈排座的那个会。
我本来没打算去，因为孙老师说坐后面就行。
但那天早上张处长临时通知我，让我准备一个关于县局数据口径的说明，会上可能要用。
我熬了半个晚上，写了三页纸，改了两遍。
会是在十二楼的大会议室开的。
我到的时候人已经坐得差不多了，圆桌坐满了各处室的头头，后面两排是工作人员。
我正找后排位置，老陈就站起来了，拿本子敲桌面：“哎哎哎，那个同志，别站门口挡光。 ”
我往旁边让了让。
他上下扫我一眼，目光落在我胸前那个磨了边的夹克领子上，皱了皱眉：“我说你这人怎么又来了？ 这不是你坐的地方，这是领导席。 你哪个单位的？ 赶紧让开。 ”
圆桌边坐着十来个人，都转过脸来看我。
我在那些脸里面看见了张处长，他皱着眉，嘴唇动了动，没出声。
孙老师坐在圆桌最边上，手里捏着那副老花镜，眯着眼看我。
老陈还在等我回答，表情已经有点不耐烦了。
我手上还攥着那三页说明材料，纸是昨天刚打的，边角还烫手。
会议室窗帘拉着，头顶的灯管有一根在闪，滋滋响。
我看见自己的影子映在对面磨砂玻璃上，模糊的一团。
我说：“我没有单位，我是来考察单位的。 ”
老陈的嘴角抽了一下。
旁边那个烫短卷发的女同志又拉他袖子，这回拉得急，他袖子都扯歪了。
老陈张了张嘴，还没说出话来，孙老师就把眼镜戴上了，慢腾腾地开了口：
“老陈，这人是我叫来的，项目组的。 你让他坐后面，别挡着门就行。 ”
老陈的脸变了一变，他看看孙老师，又看看我，最后摆摆手：“行行行，后面坐吧，别挡光。 ”
我走到后排，在最靠墙的位置坐下。
空调出风口正对着我，风把桌上的纸边吹得翘起来。
我用胳膊压住那三页材料，眼睛看着前面。
孙老师背对着我，白发在灯光下很显眼。
张处长低着头翻本子，老陈坐回他的位置，后脖子发红，一直红到耳朵根。
会开了两个小时，没有让我发言。
但那三页纸我一直压在胳膊底下，汗把边角洇湿了一小块。
散会后我最后一个走，路过孙老师身边，他正慢慢收他的搪瓷缸子。
我没说话，他也没抬头，只是在我经过的时候，低低说了一句：
“在厅里待着，脸皮要厚，心要细。 你今天脸皮够厚了，心细不细，看你后面怎么走。 ”
我走出会议室，走道里空荡荡的。
窗外梧桐树的叶子被风吹得翻过来，露出灰白色的背面。
我站在电梯口等梯，门打开的时候，里面站着老陈。
他看见我，嘴角又扯了一下，但什么也没说，侧身从我旁边走了出去。
电梯门关上，我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很轻，很稳。
那天下班我没坐地铁，走回去的，走了四十分钟。
路上买了一袋橘子，十二块钱，摊主说今天刚到的，甜。
我拎着橘子爬六楼，刘敏已经在门口等着了，问我怎么回来这么晚，是不是又加班了。
我说没有，开了个会，散了就走了。
晚上九点多，我坐在客厅沙发上，拿手机给张处长发了条微信：“处长，今天的会我听了，数据口径那块，县里跟厅里的标准差了三个字段，我回去整理一下，明天给您一份对照表。 ”
张处长过了十分钟回了个“好”字。
刘敏在旁边剥橘子，掰了一瓣递到我嘴边。
我张嘴接了，挺甜的。
她又问：“今天怎么样？ ”
我想了想，说：“还行，比昨天强一点。 ”
窗户外面隔壁楼有人在吵架，声音大得隔着两层墙都听得见，吵的是孩子的补习费。
刘敏说了一句：“这楼隔音真差。 ”然后关了灯，说睡吧。
我躺在黑暗里，天花板上有路灯光映进来的影子，一晃一晃的。
明天还要早起，地铁转两趟，梧桐树，八楼，空调风。
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
脸皮要厚，心要细。
我闭上眼睛，什么也没想，就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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