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9月，陕西韩家湾，13岁的孔忠良放学经过河边时，发现泥水里露出一角白色物件。那东西并不像普通石块，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他蹲下来刨出物件，放进水里冲洗，又用衣袖擦了擦，才看清它是一方小巧的玉印。
孩子的第一反应很简单：好看，稀奇，想带回家给父亲看看。那天，他和伙伴们还在河边玩耍，谁也没有想到，书包里装着的并非寻常玩意，而是一件后来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汉代玉玺。
回到家中，父亲接过玉印，发现印面刻着几个古朴的字，形状也像印章。他没有盘算能卖多少钱，反而觉得这东西来历不明，不能留在家里。
父亲叮嘱儿子：“这是古物，应该交给国家。”
在那个年代，陕西一带古代遗存丰富，乡间偶尔有人捡到瓦片、铜钱甚至玉器。有人把它们当作家中意外之财，但孔忠良的父亲是个本分农民，识字不多，却明白一件事：来路不明的文物，不该成为私人物品。
父子二人带着玉印前往有关文博机构。工作人员接过后，很快察觉到它的特殊之处。经过清理和辨认，印面上的四个篆体字逐渐清晰——“皇后之玺”。
专家查看玉质和形制，确认它采用的是和田白玉，印体洁白温润，顶部为螭虎纽，雕刻简练而有力度。更关键的是，印文、尺寸和制度都与汉代关于皇后玺印的记载相互吻合。
《汉官旧仪》中记载，皇后玉玺的制度与皇帝玉玺相近。这样的文字并不是后世随意刻成，必须放在汉代礼制和宫廷用印制度中考察。专家们又根据发现地点进行核对，认为它与汉高祖刘邦、吕后合葬的长陵相距不远。
这条线索十分重要。长陵一带历史上曾有盗掘活动，玉玺可能因此脱离墓葬，辗转散落，最终被冲刷或人为带到河边。文物出土地点与历史背景能够互相印证，也让这方玉印的身份更加清楚。
有人问父子想要什么报酬，孔忠良的父亲没有开价。对他们来说，既然确认是国家文物，就应该交出去。文博单位多次表示不能让他们白白奔波，父子仍不愿收取钱物。最后，工作人员只得拿出20元，作为往返路费和补助。
20元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在当时却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但它并不是玉玺的“买价”，更不能理解成国家用20元买走了国宝，而是对捐献者路途花费的一点补贴。孔忠良拿着这笔钱回到村里，心里并没有失落，反而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
这方玉玺的主人，被认为是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雉，也就是历史上常说的吕后。她早年随刘邦经历艰难，刘邦建立汉朝后，她成为皇后。汉高祖去世后，吕后临朝执政，汉初政治格局由此发生变化。
吕后在史书中的形象很复杂。她曾协助刘邦稳定政权，也处理过韩信等功臣；她对戚夫人施以残酷报复，更成为后世反复谈论的宫廷事件。无论功过如何，这位汉初皇后的身份，都使她所使用的玉玺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玉玺高约两厘米，边长约二点八厘米，重约三十三克。它并不大，放在成年人掌心也显得小巧，却完整保留了汉代皇后玺印应有的气派。螭虎纽线条生动，印文端庄有力，玉质也极为精美。
更值得一提的是，传世和出土的帝后玺印本就罕见，而这件玉玺的印文直接写着“皇后之玺”，在汉代印章制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它不是普通贵族印章，也不是后世仿制品，而是研究汉代皇权、后妃制度和玉文化的重要实物。
玉玺入藏之后，孔忠良的生活并没有发生变化。他继续读书、务农，后来像父亲一样在田地里劳作。那件改变文博界认识的国宝，渐渐淡出了他的日常生活；而他这个最初的发现者，也很少再被人提起。
直到2012年，相关文化机构筹备表彰文物保护先进个人时，有专家提到这段往事：陕西曾有一名13岁的农村少年，把一方皇后玉玺交给了国家。工作人员根据旧档案和线索寻找，才重新找到孔忠良。
那时，距离他捡到玉玺已经过去44年。村干部和来访人员找到他时，他正在田间干活。面对突然上门的陌生人，这位农民一开始还有些疑惑，直到对方说明来意，他才想起那方早已分别多年的白玉印章。
2012年12月，孔忠良获得表彰。面对镜头，他说自己没有后悔当年的选择，即便生活一直普通，也认定那件东西属于国家。多年以后，他终于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再次见到那方玉玺，少年时代在河边捡到的“发光石头”，已经静静陈列在展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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