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中文社9月4日报道，开启修改金卡法的讨论，各方一致认为如今的问题在于医院预算短缺、工作人员疲劳、患者排队时间长，应从管理与服务系统入手解决，而非推翻法律。这四大风险点可能影响民众健康权益。
据报道，消费者委员会于9月3日晚举办了一场主题为“寻找信号！修改金卡法律等于推翻30铢计划、退回可悲制度吗？”的座谈会，交流对修改《国家健康保障法》（即金卡法）的看法。各界担忧修法既可能影响公民权益，也可能动摇金卡制度的关键机制。民间代表、学者与健康专家认为，医院预算不足、医务人员超负荷、服务拥挤等问题，应该通过预算管理和优化服务来纠正，而不是在可能影响民众健康保障的部分修改法律。
关注修法四大风险点
甘妮卡女士表示，本次研讨会设有四个关键议题：放开让民众在接受治疗时自付费用，可能导致就医门槛取决于支付能力；削弱公民团体在金卡委员会中的角色；赋予部长更大权限指挥国家健康保障办公室；以及允许基金承担医院的水电、工资和建设等经常性支出，从而减少真正用于关怀民众的治疗资金。
甘妮卡女士强调，若确要修法，就不能让全民保障倒退。所有人都应获得有质量、一视同仁的服务，不得以收费阻碍就医。公民代表必须真实参与决策，金卡资金必须优先用于为民众提供健康服务。
修改金卡法不是答案
素帕医生（前沙巴尤县医院院长）表示，当前医疗体系有三大核心困难：1）医院拨款负担不起实际工作量；2）随着泰国步入高龄社会、慢性病患增多，医护人员因患者人数上升而过度劳累；3）民众等待太久，甚至有人的服务较以往缩水。
素帕医生认为，修《国家健康保障法》或金卡法不是解决办法，因为修法既不会让医院获得更多预算，也不会减轻医生、护士的工作量，更不会缩短排队时间，如同“开错药、治错病”。现有法律架构中已存在服务提供方、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制衡机制。
建议调整服务体系
更应尽早推动的是“整体改造医疗服务体系”，再相应调整预算分配。他建议发展家庭医生或智能家庭诊所，将门诊患者从大医院分流，减少拥挤、腾出更多住院空间，同时推进居家临终照护，以降低ICU占用率、减轻医院成本和人员负担，也让民众更快得到服务。他并呼吁各政党将这个新医疗服务蓝图纳入明确政策。
如果泰国能重建医疗服务秩序，会比修改金卡法更精准地解决问题，包括减少医院成本、减轻医务人员劳累以及缩短民众候诊时间。
改革错位可能让医疗体系失衡
国家健康保障委员会委员尼密先生表示，修法提案中必须警惕的一点是调整国家健康保障委员会的结构。该委员会管理每年逾2700亿泰铢的基金。提案拟增加9名服务方代表，减少专家和公民代表比例，或将改变原有的制衡格局。但这20多年来，该基金的核心预算从未有过腐败记录。他还指出，公共卫生部主导大部分金卡预算，并不是单凭一个席位就能拥有平衡力量。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点是，有提议将公民权益的定义改为“基本福利包”。尼密先生认为这可能动摇金卡制度的核心原则：原先民众普遍享受医疗服务，只有少数列明的例外；而修改后将明确哪些服务属于基本权益、哪些不属于，可能影响某些病种的治疗，甚至为共付医疗费打开大门，导致民众自付的医疗费用增加。
尼密强调，国家健康保障制度在确保医疗可及、减少不公及避免家庭因病破产方面作用重大。因此，如果问题出在管理或预算分配上，就要直接调整治理机制，而不是修订法律，以免既伤害公民权益，又破坏体系制衡。
建议超越政治分歧
媒体人、专栏作家兼政治评论员阿提吉认为，国家健康保障制度的问题并非仅靠钱能解决，它牵涉到卫生部、国家健康保障办公室与一线医疗人员之间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因患者增加、社会高龄化、福利和薪酬拖延，医生、护士及行政人员压力攀升，系统内部不满情绪不断累积。
阿提吉也提出“随处治疗”和“药房取药”项目的医保预算管理难题。这些政策原意是给医院减负，但由于支付总额是固有预算，会让部分服务单位觉得实际分配减少。他也提及报销记录可能存在异常，与报销核查相关的冲突。在他看来，国家健康保障办公室议价空间有限，因为它没有自己的直属医疗机构，必须仰赖大量公立医院和私人诊所来服务民众。
关于医保的可持续性，阿提吉指出，金卡基金要照顾几千万民众，必须采用封顶预算和成本效益选择，不可能打造一个无限支付的开放体系。他也提醒，如果通过改变法律或管理架构给服务方过大权力，从长远看可能动摇基金稳定。因此，各方应放下政治旧怨，共同守住医保原则，让这个体系能长期保障人民。
巩固金卡三大支柱
人民党负责特别事务的副党魁威洛先生指出，对《国家健康保障法》的修改应从第一步起紧盯。他认为，金卡是覆盖人一生的国家议程；医院亏损、预算不足等问题未必需要修法，而是可以调整国家健康保障办公室和预算编制办公室之间的计算公式，使之对应实际负担，并让国家健康保障办公室董事会按需求自行排列预算优先级。
应当守住的“三大支柱”是：一，平等获得医疗服务是权利，不是政府恩赐的福利；二，服务使用者代表反过来制约及监督服务提供方；三，预算依据人口和职责公平分配，避免走回“人情拨款”老路。
威洛还认为，董事会中的意见分歧和争论不是问题，反而是平衡利益、保护民众的日常机制。
关于自付费用，威洛博士强调，要把它与原先固定缴费的“30铢”严格区分。如果按“免费的基本福利”和“付费的增值服务”切分，基本福利可能从此不再发展；新药、新技术和新疗法会被推向付费区，医学进步将成为一部分人用不起的东西，也会影响医生给病人开最佳处方的可能。
有人或退出治疗体系
泰国艾滋病感染者与患者网络主席裕帕女士以就医者身份讲述担忧：金卡制度如今令人不必担心钱也能治病，公民代表也在委员会中合理制衡，因此没必要修法削减患者权利或增加病患负担，特别是慢性病和必须终身服药的艾滋病感染者。
裕帕说，哪怕只是部分共付，对每月要定期取药的患者仍是重复负担。有人或许因此少拿药，或不得不更频繁地跑医院分摊药费，这影响收入和正常生活。更严重的是，部分患者若停药或中断治疗，可能造成耐药，进而牵动整个公卫体系。
她还质疑“基本福利包”究竟会限得多窄——如果系统只想让患者“不死亡”却忽视生活质量，人们可能错过减少副作用、改善生活的新药和新疗法。因此，任何调整都不该弱化患者的声音，更不能让已有权益倒退。
金卡必须保障治疗权
消费者委员会办公室秘书长莎丽女士表示，国家健康保障制度并非只靠政界一方建成，而是由三方合力铸就：11个民间网络联合签名提出法案，学者研究资金可行性，政治力量最终推动落地。因此，金卡制度的功绩不仅是30铢治病，而是让人在生病时可以走进医院得到所需治疗，不必担心口袋里是否有足够的钱。
过去取消收取30铢，是考虑行政管理成本，因为收费会让全国医院多出大量行政工作，收入也得不偿失。所以，她反对回到在服务点收费的模式，更反对发展成按治疗费的共付，否则那些没有钱的人会被挡在医疗门外。她举例子说，有投诉指出患者被要求先准备15000泰铢再手术，因拿不出钱而推迟手术，这说明制度可能退回到“由经济实力决定何时得到治疗”。
“如果政府认为健保制度需要更多资金，可以讨论用税、健康税等方式，让人们在生病前共同交纳；但不要等到人们走进医院那天再收钱，因为那天他们无法选择自己是否生病。我们必须保留的是作为人类获取维持生命所需医疗服务的权利，而不该先降格为‘基本福利’，再让人花钱买更好的治疗。”消费者委员会秘书长表示。
（编译：Jon；审校：Ken；来源：泰国中文社thai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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