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日本帝国海军“海军”（一）
19世纪晚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旧日本帝国海军（IJN）固守一种执念：保卫日本本土主要是海军的使命，而非陆军的任务。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海军高层还坚持认为，实现国防的最佳途径是打造一支以战列舰为核心的强大水面舰队，以求能与其两大劲敌——美国海军、英国皇家海军打一场决定性舰队决战。
1907年，该理念落实为量化规划指标：日本海军实力要达到美国海军的70%及以上。但1922年华盛顿海军会议的条约限制，迫使日本接受规模更加有限的舰队。华盛顿条约体系把日本海军的规划人员与作战理论撕裂为三个相互竞争的派系。
20世纪30年代评估海上相对实力时，海军内部一部分人依旧固守源自华盛顿条约的过时评判标准：以排水量与火炮威力相当的主力舰数量，作为衡量舰队实力的标尺。这套思路无视航空母舰、海军航空兵以及潜艇领域的重大技术变革，而日本海军本身恰恰是这两类舰种的重要创新者。受该派系推动，日本下决心建造两艘超级战列舰：大和号（1941‑12‑16下水）与武藏号（1942‑08‑05服役）。除追求极致的战列舰作战性能之外，这两艘巨舰以及其他堆砌装甲与重炮的庞然大物，还带有一层战略意图：迫使美国建造同等级别的巨型战舰，这类战舰体量过大将无法通过巴拿马运河，某种意义上把美国海军分割为两支规模更小、分属两大洋的舰队。
另一派是影响力更大的反条约派系，二十年间激烈抨击华盛顿条约的限制，坚称条约束缚日本，让本国海上防御陷入脆弱境地。这一派不仅想要继续秘密突破条约（日本海军在30年代初就已经在秘密违规），更主张公开展开海军军备竞赛。
第三个派系人数较少，属于总体战争学派。该派系认为，依靠另一种形式的作战能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不必追求在主力舰队层面与美英对等。
陆海军之间存在尖锐对立，双方对于日本主要“假想敌”究竟是美国还是苏联看法不一。自1936年起，日本陆、海军关系公开恶化。这种矛盾已经远超各国军队普遍存在的，围绕预算、影响力、声望的军种之争。它深刻影响战略制定、作战预案、武器研发、石油等战略物资储备、经济博弈、技术研究，几乎波及日本侵华与未来太平洋战争所有关键环节。
1931年关东军挑起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又扩大对华战争，这让日本海军的规划者深感不安。海军试图在御前会议获取与之抗衡的影响力，采取的对策只是在中国东北松花江部署一支小型内河舰队。
1937‑1945年中日战争爆发初期，日本海军承担从中国沿海城市撤侨的任务；其海军陆战队投入上海街巷持续九天的巷战，同时为陆军5万人的增援部队提供空中掩护。为切断退守重庆的蒋介石政权的物资补给，日本海军1939年占领海南岛与南沙群岛；随后实施两栖登陆，派遣远征军在中国华南登陆，向内陆推进攻占南宁。这种沿海支援作战的角色，一直持续到中国战场战事结束。
抛开作战理论与军种矛盾，日本本国经济无力支撑主力舰建造计划，根本造得出一支足以在“决战”中击败英国皇家海军的舰队，更不要说作为更大概率假想敌的美国海军。
直至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在潜艇与航母建造上尚能跟上西方列强的脚步。其RO级潜艇以及吨位更大的I级潜艇性能优于美国海军同类潜艇；I级潜艇可以不补给横跨太平洋，而美国潜艇直到战后才实现该能力。但随着美国国会1940年批准巨额海军拨款、英国皇家海军为应对大西洋德国威胁而扩张，日本各类战舰的数量开始面临被甩开的风险。
主力舰即将出现数量劣势的前景，促使日本海军高层更加倾向于在太平洋对美发动先发制人战争。但即便选择开战，也无法弥补美国的造舰工业优势。1941‑1945年间，日本海军新增171艘大中型水面作战舰艇，仅为同期美国海军主力水面舰下水数量的三分之一。
太平洋战争打响之时，日本海军拥有世界第三大主力舰队；联合舰队是当时单一大洋上规模最大的海上力量。1941年12月，日本拥有10艘舰队航母，海军航空兵战机2200架，其中包含500余架水上飞机与水上飞艇。但能够驾驶这些战机的精英飞行员（“海鹰”）仅有2500人。
日军估算，为其10艘战列舰、18重巡洋舰、20轻巡洋舰、112艘驱逐舰、44艘新式潜艇、21艘老式潜艇以及156艘小型水面舰艇储备的石油，可以支撑两年消耗。但战时实际消耗高于预估，可用储备很快缩水至仅够维持一年。石油问题贯穿整个太平洋战争，始终制约日本海军行动；油船数量严重不足进一步加剧危机，最终酿成无法化解的海军燃油荒。
日本海军对应美国海军工兵（海蜂队）的单位是海军工程“船舶工兵联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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