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6日，南昌，36岁的方志敏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段路。那时，他的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年纪最大的尚未成年，最小的方兰还没有满周岁。
对孩子们而言，“方志敏”起初不是一个熟悉的父亲形象，而是一个不能公开提起的名字。父亲被捕后，母亲缪敏也在躲避追捕，五个孩子被迫分散到不同地方，命运从此各自转弯。
方志敏被关押期间，敌人曾试图利用亲情动摇他的意志。法庭上，有人问他是否想念妻子和孩子，甚至提出可以写信让缪敏前来探望。
方志敏没有上当，只说不知道妻子身在何处。实际上，缪敏当时正在乡间辗转，而且腹中已有身孕。方兰出生不久，她便因叛徒告密被捕，孩子只好交给乡亲代为抚养。
缪敏入狱后，敌人拿方志敏牺牲的消息刺激她，又试图用孩子相威胁。她的回答很坚决：“如果背叛革命，才是真正对不起丈夫和孩子。”这句话并非一时激愤，而是夫妻二人在长期斗争中共同作出的选择。
五个孩子中，长子方松一直跟着祖母生活。乡亲们有意替他隐瞒身世，外界很难知道他是方志敏的儿子，因此躲过了那场针对方家亲属的搜捕。
然而，躲过追捕并不意味着日子安稳。方松年少时曾被抓去当壮丁，乡亲们察觉不对，冒险追赶，设法将他救了回来。那段遭遇损害了他的身体。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因病在医院去世，没能享受到太久的安定生活。
方柏和方竹的处境相对安全一些。年幼的兄弟二人被送往延安读书，虽然延安当时同样处于战争环境，但至少避免了跟随母亲四处逃亡，也没有落入敌人手中。
后来，方柏改名为方英，方竹改名为方明。方英曾赴莫斯科学习，兄弟二人长大后都从事机械工程工作。父亲早年学习工科，后来投身革命；两个儿子没有沿着父亲的政治道路走，却在技术工作上各自谋生，人生轨迹颇有意味。
方兰的经历更为曲折。他出生时，父亲已经被捕；尚未满周岁，母亲又失去了自由。幸亏乡亲将他保护下来，才没有被敌人带走。多年以后，缪敏获释并重新寻找孩子，才把方兰接回身边。
方兰是几个孩子中陪伴母亲时间较长的一人。他后来与姐姐方梅一起整理、出版方志敏和缪敏留下的文字资料，也参与接触有关父亲生平的纪念活动。对于他来说，父亲不是童年记忆，而是从书稿、亲友叙述和历史材料中逐渐拼合出来的形象。
方梅的遭遇最令人唏嘘。她三岁时被托付给农户，敌人得知她是方志敏的女儿后，便想把她抓去作为要挟。养父母知道事情危险，连夜带她离开村庄，并给她改了姓氏。
此后多年，方梅跟着养父母四处躲藏，不敢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为了保命，她甚至没有接受完整教育。养父母并非不疼爱她，只是当时稍有疏忽，便可能把一家人都置于险境。
新中国成立后，缪敏经过多方寻找，终于找到了已经成年的方梅。母女重逢时，方梅几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缪敏既心疼又自责。方梅没有因此沉沦，而是用五六年时间补习，后来考入大学。
缪敏把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交给女儿时，曾让她通过文字了解父亲。方梅读完后，才真正明白那个陌生名字意味着什么。她没有听过父亲亲口教诲，却从遗作中接触到父亲对国家、民族和理想的思考。
母亲去世后，方梅开始走访方志敏的老战友和亲属，努力填补童年留下的空白。她逐渐意识到，公众熟悉的往往只是“革命烈士方志敏”，而一个具体的人如何成长、如何选择、又如何面对生死，仍有许多细节值得记录。
于是，方梅着手撰写父亲的传记。她要写的并不是一个被塑造出来的符号，而是一个有家庭、有妻子、有五个孩子，同时又在关键时刻没有放弃信念的人。
方志敏牺牲时，孩子们还没有能力理解父亲为何离去。此后，他们有人早逝，有人从颠沛中求学，有人投身技术工作，也有人用余生整理父亲留下的文字。这个家庭失去的，不只是一个父亲，也是一段本应属于普通人的完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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