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时任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的迟浩田刚结束一天工作。灾区余震未停，部队、医护人员和群众仍在废墟间抢救。就在这样的深夜，一通来自中央办公厅的电话突然打来，通知他立即返京，却没有说明具体缘由。
这次电话来得太突然。迟浩田当时47岁，长期在军队工作，经历过战争年代，也经历过复杂的政治风波。电话放下后，他没有马上休息，而是盯着手表沉默了一会儿。秘书看出他的疑惑，迟浩田才半开玩笑地说：“是福是祸，看看什么车来接我。”
这句话并非无缘无故。特殊年代，干部接到紧急调令，往往很难提前知道真实目的。对迟浩田而言，返京既可能是组织上的新安排，也可能意味着接受审查。前些年，他因支持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老干部恢复工作，曾遭遇压力，心里自然多了一层戒备。
唐山地震发生在1976年7月28日凌晨，震级为里氏7.8级。由于震中附近人口密集，又是在熟睡时分，灾害造成极其严重的伤亡。官方统计显示，死亡人数超过24万，受伤者超过16万。迟浩田率部赶赴灾区后，面对突然坍塌的城市，立即把兵力投入抢险、安置和维持秩序之中。
救灾不是简单地搬运砖石。余震不断，饮水、粮食、药品和通信都十分紧缺，部队还要防止疫病蔓延。迟浩田常常从清晨忙到深夜，和战士一起进入危险地段。有人劝他注意安全，他只说：“群众还在里面，部队不能站在外面看。”
这种作风，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关。1941年，日军侵入胶东，年幼的迟浩田亲眼见过侵略造成的灾难。1944年，15岁的他参加抗日工作，先在地方武装中做文职，后来进入抗日军政大学胶东分校学习。那段经历，使他很早便明白，军队不仅要会打仗，也要承担保护群众的责任。
解放战争时期，他随部队参加莱芜、孟良崮、济南、淮海等战役。1949年解放上海时，迟浩田担任连队政治指导员。关于他带少数战士进入敌军指挥区域、以机智促成大批人员缴械的故事，后来在部队中广为流传。第27军军长聂凤智称赞他胆识过人，“迟大胆”的外号也由此传开。
抗美援朝战争中，迟浩田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7军入朝作战，在第五次战役等战斗中表现突出，曾立一等功。战争结束后，他继续在军队中担任领导职务。多年战场磨炼，让他形成了一个特点：遇到事情敢担责，但涉及组织决定时又格外谨慎。
接到返京通知后，他一夜未眠。第二天，他曾向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打听情况，但对方也不了解详情，只劝他说：“中央让你回去，就按命令回去，别多想。”临行前，几位身边同志担心他的处境，他反过来安慰大家：“天塌下来，也有地接着。”
飞机抵达北京后，真正让他放下心来的，是机场外等候的那辆黑色轿车。坊间后来常说，特殊年代干部若被审查，往往由特定车辆接送；这种说法带有明显的时代传闻色彩，却反映出当时干部面对未知调动时的紧张心理。对迟浩田来说，普通轿车至少说明，这次返京并不是押解性质的安排。
他被带到中南海西楼，见到了耿飚等人。此时，中央已经采取行动，粉碎了“四人帮”。耿飚向他说明情况后，迟浩田情绪激动，感到长期笼罩在政治生活中的阴影终于出现了转折。紧接着，组织上安排他参与《人民日报》的工作，任务并不轻松。
报纸是当时重要的宣传阵地。迟浩田曾在《人民日报》工作，因坚持原则受到冲击。重新回到报社后，他没有急于喊口号，而是逐一找有关人员谈话，了解思想和工作情况，推动报社恢复正常秩序。拨乱反正需要态度坚定，也需要尽量减少无谓对立，这一点尤其考验领导者的分寸。
一年多以后，迟浩田的工作得到肯定。随着干部政策逐步调整，中央开始让更多有实际工作能力的干部承担重任。后来，邓小平找他谈话，提出调他到解放军总参谋部任副总参谋长。迟浩田没有立刻表态，而是写信说明自己的顾虑，认为自己资历尚浅，担心难以胜任。
邓小平认可他的谨慎，却指出军队建设需要培养年轻干部，不能只看资历。迟浩田接受了组织安排，走上新的岗位。此后，他先后担任总参谋长、国防部长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参与军队现代化建设。2003年，74岁的迟浩田退休。有关方面曾考虑为他撰写传记，他却认为军队中有许多同样尽职的干部，个人经历不值得特别铺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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