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SpaceX的星舰划破天际，当ChatGPT在几秒钟内写出一篇论文，我们激动地转发、点赞，感叹这时代真了不起。可如果身边有个中国科学家说，他正埋头研究一个"一百年内都可能派不上用场"的理论，你大概会皱起眉头，问一句："那有什么用？"
2026年8月，上海书展静安区分会场，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教授带着新书《科学乃自由之路》办了一场分享会。商务印书馆2026年7月出版的这本书，是吴国盛多年面向高校和公众做科普讲座的文字结集。他在会上抛出一个问题——我们从小被教导四大发明多牛，但现代科学的基础框架，没有一个是在中国建立起来的。这背后的原因，不是中国人不够聪明，不是我们不够努力，而是我们对"科学"的理解，从一开始就出了偏差。
01我们都爱马斯克，但未必尊重牛顿
如果说当今世界谁最像"科技英雄"，埃隆·马斯克大概能排第一。造火箭、搞电动汽车、发卫星互联网，每一次操作都让人热血沸腾。DeepMind的AlphaFold破解了蛋白质折叠难题，我们觉得这才是顶级智商。OpenAI的GPT模型让全世界重新定义"智能"，我们觉得这简直是魔法。
但如果你问一个普通人：牛顿花二十年研究万有引力，到底有什么用？他可能答不上来。再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能造出什么产品？大概率也是一脸茫然。
问题就在这里。吴国盛在书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大众习惯把"科学"和"技术"合称为"科技"，但思考时往往只盯着技术。我们崇拜马斯克，是因为他造出了看得见、摸得着、能改变生活的东西；我们理解不了牛顿，是因为万有引力既不能拿来卖钱，也不能立刻改善生活。可吊诡的是，没有牛顿的万有引力，就没有后来的经典力学；没有经典力学，就没有航天工程——而马斯克的SpaceX，恰恰是站在这个"无用"的理论肩膀上的。
吴国盛说，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我们从小被植入了一种"科学工具化"的认知。在我们的文化基因里，科学从来不是一件纯粹为了"搞清楚世界到底怎么回事"的事情，它必须有用，必须有产出，必须能解决实际问题。否则，就是浪费。
02科学和技术，从来不是一回事
吴国盛打了个比方：技术解决的是"怎么做"，科学追问的是"为什么"。古代工匠能把陶瓷烧得越来越精美，这是技术——靠的是经验积累、反复试错、代代相传的诀窍。但为什么陶瓷在高温下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它的分子结构是什么？什么样的温度曲线能产生最美的釉色？这些问题，古人不会问，也不觉得有必要问。
四大发明确实了不起。指南针、造纸术、火药、活字印刷，每一项都改变了世界。但它们是孤立的、零散的经验突破，没有形成可延续、可推演的逻辑体系。我们很会"做"东西，但不太习惯追问"为什么"。
这就是"科学"和"技术"的分水岭。吴国盛在书中提出了一个犀利的判断：制约中国基础科学突破的，不是能力，而是观念——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在追赶阶段，功利主义是高效的：别人已经造出了飞机，我们照着学，能省下大量试错成本。可一旦走到前沿，前面没有现成的路可以跟了，必须自己从零开始探索，这时候"做得出"和"想得通"之间的差距，就暴露无遗了。
你看电磁学的发展史。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的时候，有人问他这玩意儿有什么用，他反问："一个 newborn baby（新生儿）有什么用？"麦克斯韦用一组方程统一了电磁理论，当时谁也看不出这能带来什么。可一百年后，互联网、手机、无线通信，全是从那组"无用"的方程里长出来的。技术革命从来没有反过来引领基础科学，永远是基础科学先捅破了那层窗户纸，技术才跟着涌进来。
03"有用"两个字，可能才是最大的绊脚石
说到根子上，这跟我们的文化传统脱不了干系。
儒家文化从孔子开始就强调"学而优则仕"，学知识的终极目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换句话说，你学的东西必须对社会有用，对家族有用，对国家的命运有用。一个读书人如果整天琢磨一些"没用"的事，那是要被戳脊梁骨的。
而古希腊人走的是另一条路。他们觉得学科学是为了成为"真正的人"——一个有理性、有自由意志、能够独立思考的人。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不是为了升官发财，纯粹是因为追求真理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做的事。这种"为知识而知识"的传统，在西方文化中延续了两千多年，最终孕育出了现代科学。
严复当年翻译约翰·穆勒的《论自由》，在中文里找来找去，发现"自由"这个词常常带着"放诞、恣睢、无忌惮"的贬义。他思来想去，最后把书名译成了《群己权界论》——核心意思变成了"个人和群体的权力边界"。严复在译者序里说得很直白："学者必明乎己与群之权界，而后自繇之说乃可用耳。"他关心的不是"自由"本身的价值，而是"自由"能不能用、怎么用才有用。这种"实用优先"的思维惯性，一百多年后依然深深嵌在我们的认知里。
吴国盛在书中总结说，国人对科学存在四大误区，其中最深层的误区就是把科学工具化、手段化。我们太习惯问"这有什么用"，以至于忘了问"这是不是真的"。当探索被目标捆绑，研究被效益裹挟，学习被实用定义，科学最核心的创造力——那份敢于追问未知、甘于深耕冷门的自由精神，就慢慢被消磨掉了。
04"只问是非，不计利害"有多难？
竺可桢先生大概是中国人里最接近"纯粹科学家"精神的一个。
1936年，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他在开学典礼上问新生两个问题："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他给出的答案，就是"求是"精神——"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这八个字，竺可桢自己践行了一辈子。他创立了中国第一个气象研究所，亲手搭建起中国现代气象学的根基。从1936年开始，他坚持每天亲手记录物候观测数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整整38年从未间断。1974年2月6日，竺可桢去世的前一天，病榻上的他听到收音机里播报气象预报，颤抖着拿起笔，记下了生命中最后一篇日记："东风一至二级，晴转多云。"
他写《物候学》的时候，助手曾建议他剔除一些"异常"数据，这样论文可以更快发表。竺可桢拒绝了。他推翻已有的论文框架，补充了十余年的实地观测数据，反复修正，最终才完成这部著作。在那个物资匮乏、条件简陋的年代，他用最笨的办法——一根笔、一本日记、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为中国气象学打下了最坚实的根基。
吴国盛在书中引用竺可桢的例子，是想说明一件事：科学精神说到底，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不是一句漂亮的口号，而是一种极其艰难的选择。因为"不计利害"意味着你可能要忍受几十年的孤独，可能一辈子都看不到自己的研究出成果，可能在别人眼中你就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
2026年，两位中国数学家邓煜和王虹在基础数学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分别攻克了偏微分方程和调和分析领域的百年难题。他们的研究成果没有短期功利，没有急功近利的技术落地，纯粹是深耕基础理论后的原创性突破。吴国盛在书中提到，这两位科学家的成功恰恰印证了一个朴素却常被忽略的真理：顶尖的原创科学，从来不是功利追逐的结果，而是自由探索的馈赠。
吴国盛说，我们需要的不是答案，而是土壤。功利主义已经帮我们走完了追赶的路，这条路走得很快、很顺。但接下来的路，必须靠自由探索来走。这条路没有现成的地图，没有明确的终点，甚至可能走了一辈子才发现此路不通——但所有伟大的科学突破，恰恰就藏在这些"走不通"之外的某个角落。
如果有一天，一个中国科学家说他正在研究一个一百年内都可能没用的理论，你会支持他，还是觉得他在浪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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