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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写了一篇小文章,说黄梅戏起源于安庆,跟湖北黄梅县没什么关系。没想到引起不少争议。有不少朋友来论证是出自黄梅县,最大是说法就是 "大水逃荒说"。

说实话,我对黄梅戏知道得有限。我喜欢的还是历史。

但是我认为这个说法反而是争议最大的一个说法,"大水逃荒说"。大意是这样的:清乾隆道光年间,湖北黄梅县水灾频繁,灾民沿江东下逃到安庆,沿途唱着家乡的采茶调乞讨,就这样把黄梅调传到了安庆,后来发展成黄梅戏。这个说法写进了不少戏曲史著作、地方志和非遗申报材料,几乎成了常识。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这个说法的史料和逻辑,发现站不住脚的地方太多了。

先说灾情。"大水逃荒说"反复引用几个关键年份,我一个一个查了。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有文章说这一年黄梅江堤溃决,灾民逃荒传戏。我翻了乾隆版和光绪版《黄梅县志·祥异》,这一年没有任何水旱灾害记录。风调雨顺的一个年份,不知道怎么就成了灾民逃荒的节点。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年,1784年。黄梅戏传统小戏《逃水荒》的唱词里说"甲辰年遭荒旱一连三载,树无枝草无芽龙井也干"。光绪版《黄梅县志·祥异》里,这一年也没有任何灾害记载。别说"一连三载"的荒旱,单年的旱灾都没有。唱词是戏里编的,渲染用的。

乾隆五十年,1785年。这个年份最关键。传言说这一年黄梅发大水,灾民带着采茶调逃到安庆。我查了光绪版《黄梅县志》,乾隆五十年记的是"夏大旱",不是大水。确实是灾年,“石米六千有奇,人多流亡,道殣相望”,米价飞涨,百姓流亡,饿死的人倒在路边。问题是这是旱灾,跟"大水逃荒"对不上。

更要紧的是旁边宿松县的情况。道光版《宿松县志》记载,乾隆五十年宿松"夏、秋大旱",持续六个月,“饿殍相藉,民多远徙”。黄梅旱了三个月,宿松旱了六个月。黄梅的灾民不往轻灾区跑,非要往灾情更重的宿松跑,这个逻辑我不太明白。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年,1786年。《逃水荒》唱词说这一年"发洪水五月十三",“淹掉我黄梅县一十八畈”。我查了《黄梅县志》《广济县志》《宿松县志》,周边所有官方方志,这一年都没有大水记录。没有"发洪水五月十三"这回事。有意思的是,“一十八畈"这个数字,不同版本唱词里不一样,有的写"四十八畈”,有的写"四十八圩"。同一个事件,被淹的田畈数量自己变来变去,这不像在记录真实事件,倒像讲故事的人随口编。

我想起一个事。《左传》里记城濮之战,晋军"退避三舍",三舍是九十里。这个数字后来成了成语,人人会引。但你要是去翻当时晋楚两军的实际驻地距离,九十里这个数字对不对,学界一直有争论。不过《左传》是史书,它的数字就算有误差,也是史官在认真记。《逃水荒》是戏,戏里的数字是给观众听的,不是给后人当史料引的。拿戏文里的"一十八畈"当历史事实来论证剧种起源,方法上就有问题。

再说一个大数据。桂遇秋先生1981年发表文章,说道光年间黄梅县发生17次特大水灾。这个数据后来被1985年版《黄梅县志》采用,写进了志书,影响很大。我对照光绪二年《黄梅县志·祥异》的原始记录数了一遍。道光三十年间,有明确"大水"记载的年份是道光三年、十一年、十三年、二十九年,共4次。把道光四年正月的大雨雹也算进去,5次。最宽泛的统计标准,把所有跟水沾边的异常天气全算上,也到不了7-8次。17次这个数字,夸了一倍。

桂遇秋先生后来自己也纠正了。1991年他主编的《黄梅采茶戏志》里,不再坚持17次的说法。问题是纠正赶不上错误传播的速度。1985年版县志已经把17次写进去了,县志是官方志书,有权威性,后人写文章直接引用县志,谁还去翻光绪二年的原版?到现在还有不少文章在引这个已经被作者本人纠正了的数字。

现在自媒体上有时候有谣言,但是后面更正或者辟谣非常难,一个错误的信息一旦进了系统,后面所有人都跟着错,你再去更正,成本大得吓人。县志里的17次大水,跟自媒体上谣言流传是一个道理。错进去容易,改正难。

再说地理。黄梅县和宿松县紧挨着,同在长江北岸、大别山西南麓,两个县城相距二十公里。长江从西往东流,黄梅在上游,宿松在下游。宿松的水域面积是黄梅的近六倍。俗话说水往低处流。上游发洪水,下游首当其冲。两地同时受灾,下游的宿松只会更重。黄梅人要是真遭了水灾,理性的逃法是往高处走,往轻灾区走,不是顺流而下往灾情更重的宿松跑。

这是基本的地理常识。不用查方志,看一眼地图就明白。

最有意思的一条材料,是黄梅本地诗人喻文鏊的一首诗。喻文鏊,字冶存,人称石农先生,乾隆年间恩贡,黄梅县本土文人。他的《流民叹》收录在光绪版《黄梅县志》卷三十六《艺文志》里。全诗不长,我抄几句关键的:

“问渠来自何处所?庐、凤一带连淮、楚。”

“前者被旱已二年,今春徂夏又不雨。”

“黄梅县尉一何贤,日日来散流民钱。”

这几句诗说了三件事。第一,流民从哪里来?从"庐、凤一带连淮、楚"来。"庐"是古庐江郡,包括宿松、望江、太湖、潜山这些地方,也就是安庆一带。"庐"排在最前面,是流民的主要来源地。第二,流民为什么逃荒?因为旱灾,“被旱已二年”“今春徂夏又不雨”。不是大水,是旱。第三,黄梅在干什么?黄梅县尉每天给流民发钱救济。

这首诗写于乾隆年间,是黄梅本地人亲眼看到的事实。方向跟"大水逃荒说"完全反过来。不是黄梅灾民逃到安庆,是安庆灾民逃到黄梅。黄梅不但没有往外输出灾民,还在接收和救济外来灾民。

我读到这首诗的时候想,喻文鏊大概不会想到,两百多年后有人会把他记的这件事说成相反的样子。

还有一条材料。怀宁县万寿宫旧址,历史上保存过十三座清代御碑。第十二碑刻的是乾隆五十一年三月初八的一份上谕,内容是安徽巡抚书麟奏报太湖县灾民挖蕨根充饥,在土里挖出了"黑米"。太湖县就是安庆下辖的那个太湖县,不是江苏太湖。乡民挖蕨根充饥,说明粮食已经完全断绝了。蕨根是野生植物的块根,只有极端饥荒的时候才有人吃。这件事惊动了朝廷,乾隆亲自发上谕。

第十三碑刻的是乾隆为这件事写的御制诗。有两句我印象深:"敢信赈恤周,遂乃无其事。"意思是说,我哪敢相信你们的赈济工作做得很周到了,要是做得到位,老百姓何至于去挖蕨根?还有两句:"嗟我民食滋,我食先堕泪。"想到百姓在吃这种东西,我自己吃饭都掉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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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县属于安庆。乾隆五十年前后,安庆地区的旱灾饥荒严重到皇帝掉眼泪。同一时期黄梅县呢?喻文鏊的诗告诉我们,黄梅县尉还有余力每天给外来流民发钱。一个灾情重到惊动朝廷,一个还有余力救济外人。你说灾民是从哪边往哪边跑的?

再说《逃水荒》这出戏。这出戏不是独立剧目,是串戏《瞿学富告坝费》里的一折。串戏就是几个小戏串在一起演,讲同一个故事。《瞿学富告坝费》包括《报灾》《逃水荒》《闹店》《李益卖女》《闹官棚》《告霸》等几出。据湖北省图书馆"黄梅戏多媒体数据库"的著录,这组串戏源于弹词《瞿学富告坝费》,据传讲的是乾隆五十一年黄梅县一次特大水灾。我前面说了,乾隆五十一年黄梅没有大水。方志里没有,周边县志里也没有。

唱词里的年份、灾害类型、洪水日期、被淹田畈数量,跟方志记录没有一条对得上。把戏文当史料来论证剧种起源,好比拿《三国演义》里"草船借箭"的情节去写军事史论文。小说是小说,史书是史书。戏文是戏文,方志是方志。这个分寸搞混了,结论不可能对。

我以前写过一篇《草船借箭发生在芜湖无为》,考据的是历史上真实的草船借箭发生在濡须口,不是《三国演义》里写的赤壁。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我就想,小说把事件搬了个地方,后人信以为真,跟今天拿《逃水荒》唱词当黄梅县水灾证据,犯的是同一个毛病。罗贯中至少还有真实事件做底子,只是挪了地方。《逃水荒》连底子都是虚的。

"大水逃荒说"能传这么广,跟1958年教员的两次提问有直接关系。第一次是1958年4月在武昌东湖, 教员 问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黄梅戏怎么到安徽去了?"梅白说:"是大水冲去的。"第二次是1958年9月在合肥稻香楼, 教员 问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实际回答的是安徽省文化局局长杨杰):"湖北有个黄梅县,为什么黄梅戏出在安徽?"杨杰说:“旧社会可能黄梅县灾民逃荒到安徽。”

注意杨杰用了"可能"二字。他是推测,不是下结论。梅白说"是大水冲去的",也是非正式场合的随口应答,不是学术考证。这两段对话当时没有报道,三十年后才公开发表。梅白的文章发在1988年《人民日报(海外版)》,杨杰的文章发在1997年《黄梅戏艺术》杂志。发表之后,"是大水冲去的"这句话因为生动好记,迅速传开了。杨杰的"可能"两个字,在传播中慢慢掉了。推测变成了定论。

有一个细节。 教员 第二次问的时候,措辞从"怎么到安徽去了"变成了"为什么出在安徽"。从"到"到"出在",一字之差。我估计他听了梅白"大水冲去"的说法之后,心里未必完全信了。"出在安徽"三个字,说明他至少意识到黄梅戏是在安徽长出来的,不是从外面冲来的。毛泽东看问题,眼光是肯定的,但是不能轻易下结论。

我不是搞戏曲研究的,这篇小文章也不敢说把"大水逃荒说"的每个问题都讲透了。我只能说,从我查到的方志、御碑、诗集和剧目材料来看,"大水逃荒说"在灾情记录、地理逻辑、人口流动方向、剧目性质这几个核心环节上,都有硬伤。一个说法如果在每一个关键环节上都跟原始史料对不上,就不能当定论来用。

黄梅戏是在安庆地区土生土长的。声腔母体是安庆本地的民歌、花鼓戏、道情、弹词、高腔和徽调。演唱语言是安庆方言。早期班社集中在怀宁石牌一带。著名艺人严凤英是桐城人,王少舫是安庆人,丁永泉是怀宁人。这些名字,这些地方,都在安庆。

大水冲不来黄梅戏。黄梅戏是安庆土里长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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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承祥,安徽芜湖无为襄安人,上海市普陀作家协会会员、安徽散文家协会会员,芜湖散文家协会会员,芜湖镜湖区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国家旅游》上海中心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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