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3月19日，北京煤山，明思宗朱由检走到生命尽头时，明朝的礼制机关已经失去了作用。没有隆重的梓宫，没有完整的山陵，也没有朝廷为他议定谥号。一个皇帝死后该得到什么称号，竟成了后来几个政权争夺名分的工具。
朱由检自缢后，李自成进入北京。最初，崇祯的遗体被置于东华门外，后来在太监王德化等人请求下，才被收殓，与周皇后合葬于田贵妃墓中。李自成很快在山海关失利，撤出北京，根本没有条件，也没有意愿替这个被推翻的皇帝举行完整的谥号仪式。
这件事看似是丧葬安排，背后却有一层现实逻辑。谥号是对死者一生的评价，庙号则关系到宗庙祭祀和王朝正统。李自成既不承认明朝的统治，也不准备继承明朝的礼法，自然不会替崇祯维护“前朝皇帝”的体面。
转折出现在清军入关之后。
1644年5月，清摄政王多尔衮借山海关之战击败李自成，随后控制北京。清廷当时还需要争取汉族官绅，入关口号之一便是为崇祯“复仇”。在这样的背景下，替崇祯修墓、祭祀，并不是单纯的礼仪行为，而是政治宣示。
多尔衮下令改葬崇祯，将田贵妃墓扩建为帝陵，定名为思陵。同时，他为崇祯拟定庙号“怀宗”，谥号简称“端皇帝”。“怀”可解释为失位而死，也含有百姓思念其恩的意味；“端”则有守礼执义之意。这个称号，带着明显的安抚和笼络色彩。
但清廷给出的“怀宗端皇帝”，并没有成为后来唯一通行的称呼。因为南京还有一个自称大明正统的朝廷。
崇祯死讯传到南京后，明宗室朱由崧于1644年登基，年号弘光。弘光政权的处境并不稳固，崇祯的几个儿子下落不明，继承关系无法完全确认，朱由崧的皇位因此需要不断证明。给前代皇帝立庙，正是古代政治中表达继承关系的重要方式。
弘光朝廷议定崇祯庙号时，曾在“烈宗”“思宗”“乾宗”等名称之间反复讨论。大学士高弘图提出，“思”字出自《尚书·尧典》“钦明文思安安”，可以与尧帝德行相联系，而且此前历代庙号中少有使用。于是崇祯被定为“思宗”，谥号为“烈皇帝”，合称“思宗烈皇帝”。
这套称号并非只为表彰崇祯，也是在说明一件事：弘光朝廷自认为承接的是明朝法统，而不是另起炉灶。称号越尊崇，越能强化朱由崧继承皇位的理由。
有意思的是，“思宗”后来又引起争议。按照谥法，“思”字含有追悔前过的意思，部分大臣认为它不够吉祥。弘光朝廷于是改称“毅宗”，谥号仍沿用“烈皇帝”。“毅”有果断坚忍、守义不屈之意，显然更符合他们对崇祯的政治塑造。
然而，弘光政权在1645年覆亡，这次改号没有形成稳定传统。此后，南明隆武帝朱聿键在福建等地建立朝廷。隆武政权同样需要证明自身的合法性，于是又把崇祯的庙号改为“威宗”。“威”强调刚果、执正，带有为政权鼓舞士气的意味。
短短几年间，崇祯先后出现“怀宗”“思宗”“毅宗”“威宗”四个庙号，根源并不是礼官格外重视他，而是清廷与南明都在借他的身份说明自己是谁的继承者。
清朝最终采取了另一种处理方式。多尔衮去世后，顺治帝亲政，清廷已经逐步击败李自成、张献忠及南明各部，不再需要继续以“为崇祯复仇”争取人心。顺治朝依据“兴朝谥前代之君，礼不称宗”的原则，撤去“怀宗”庙号，将谥号末字由“端”改为“愍”。
“愍”在谥法中有在国逢难、蒙受祸乱之意。于是清朝官方称崇祯为“庄烈愍皇帝”，不再承认他拥有庙号。这既符合清廷对亡国之君的制度解释，也把明朝灭亡的责任固定在崇祯身上。
因此，所谓“四个庙号、三个谥号”，并不是四套称号同时有效，而是不同政权在不同阶段留下的政治记录。清朝正式体系中，崇祯没有庙号，谥号是“愍皇帝”；南明承认的主流称呼，则是“思宗烈皇帝”，后来又出现“毅宗”和“威宗”。
若从明朝宗庙和南明继统的角度看，“思宗”最具正统意味；若从清朝官方档案看，“愍皇帝”才是被清廷确认的称号。至于“毅宗”“威宗”，更多反映了南明内部不断变化的权力格局。称号的反复，本身就是明清鼎革之际正统之争留下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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