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南京军区某军医院，成拂晓和丈夫同时报名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两个人都是军人，也都清楚前线意味着什么。真正让他们迟疑的，不是炮火，而是家中两个孩子：一个3岁，一个刚满1岁。
按当时的规定，夫妻二人若同时执行任务，可以留下一人照看孩子。成拂晓原本想和丈夫商量，究竟谁留下。电话却在这时打来，话筒那头是她的父亲、时任第12军军长成冲霄。
老人没有绕弯子，只说了一句：“你们去，我给你们看孩子。”这句话听起来平常，分量却不轻。作为军队首长，他知道部队即将面对怎样的战场；作为父亲，他也知道女儿把两个幼儿交给老人，心里绝不会没有牵挂。
成冲霄并不是临时起意。早在战事开始前，他就曾向上级提出请求，希望亲自率部参战。遗憾的是，南京军区当时没有承担这次作战任务，他没有得到重新上阵的机会。对一名多年没有指挥实战的老军人来说，这份遗憾很真实。
他曾感慨：“抗美援朝回来二十多年没打仗了，手都痒了。”这不是逞强，而是旧日军旅生涯留下的本能。成冲霄从太行山走出来，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场对他而言，既是危险之地，也是军人职责最直接的检验。
1917年，成冲霄出生于太行山东麓一个村庄，原名成鸿山。卢沟桥事变后，他亲眼见到日军侵略造成的苦难，1938年参加陈再道领导的八路军第129师东进队，并改名成冲霄。名字的变化，往往也意味着人生道路的变化。
他有文化基础，入伍后先后进入第129师随营学校、参谋训练队学习。1940年百团大战期间，八路军对正太铁路等交通线展开破袭，成冲霄以参谋人员身份参与其中。那场战斗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对部队组织指挥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他也在实战中逐渐成熟。
抗日战争的八年，他大多在太行山度过。那片山地不仅是他战斗、学习和成长的地方，也留下了他的婚姻和家庭记忆。因此，他常对孩子们说，自己是“太行山的儿子”。这句话不是修辞，而是一个革命军人对人生起点的认定。
解放战争时期，成冲霄所在部队转战多地，逐步形成了较强的作战能力。抗美援朝时，他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2军第101团团长。战争结束后，他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5年授予上校军衔，后来又任第12军师参谋长，1964年晋升大校，1978年5月出任第12军军长。
所以，当女儿说要上前线时，他没有劝她留下，也没有以父亲身份替她作决定。他讲得很明确：“军人的职责就是保家卫国，国家需要的时候，不能把个人牵挂摆在前面。”在他看来，女儿和女婿到前线救治伤员，正是军人履行职责。
成拂晓带着孩子赶回家时，已是凌晨。成冲霄和老伴一直在客厅等候。她还没来得及开口，父亲便劝她赶紧准备，不要耽误乘车。成拂晓心里明白，父亲并非不疼孩子，只是不愿让家庭牵绊影响军务。
临行前，成冲霄破例带全家照相、看电影。平日里，他对孩子要求严格，很少把疼爱挂在脸上。这次反常的安排，后来才让成拂晓明白：父亲知道战场有风险，也知道女儿即将面对生死考验，于是想把一家人相聚的时刻留下来。
偏偏出发前一晚，小儿子突然高烧不退。成拂晓抱着孩子，几次动了留下的念头。成冲霄却催她：“火车不能误，部队不能等。”母亲也在一旁劝说，孩子由他们照看，别让全队因为一个家庭耽误行程。
一周后，医疗队出发。一路辗转六天五夜，行程超过一百小时，吃饭、休息都在车上完成。抵达任务区域后，距越南边境已不远，夜里炮声传来，火光映红天空。成拂晓和丈夫顾不上害怕，立即投入伤员救治。
那段时间，父母不断写信鼓励他们。信件无法替代亲人在身边，却让前线的医护人员知道，家里有人守着孩子，也有人理解他们的选择。1979年6月，成拂晓夫妇随医疗队回国，并把广州军区颁发的参战纪念章送给父亲。
成冲霄接过纪念章，久久握在手里，说：“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礼物。”他没有亲自踏上那次战场，却以另一种方式完成了军人的托付：让女儿和女婿安心出发，把两个年幼的孩子留在身边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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