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手续办完那天，我在厂门口站了一会儿。
门卫老梁隔着窗户冲我摆手，说以后有空回来下棋。我笑着答应，手里那只装水杯和工作服的纸箱，却忽然轻得没了分量。
在机械厂干了四十多年，我听惯了扳手磕碰和电机轰鸣。真闲下来，反倒不适应。周梅催我先去做个全身体检，说人老了，别总拿硬朗当本钱。
体检中心里一股消毒水味。前面的项目都顺利，血压稍高，眼睛有点老花，算不上大毛病。轮到泌尿科，陈博让我躺好，检查了两遍，又问我以前做过什么手术。
我说二十五年前得过疝气，住院开过一刀。除此以外，连针都很少打。
陈博没马上接话。他把检查报告放到灯下，又低头看了看我腹股沟附近的旧疤，眉头慢慢拢起来。
“您25年前做结扎手术是自愿的吗？”
我以为听错了，撑着检查床坐起来，裤腰还没系好。
“什么结扎？我做的是疝气。”
陈博把椅子往我这边挪了半尺，声音压得很稳。他说从双侧留下的痕迹看，不像普通疝气手术能造成的，时间也不会太近。
我盯着墙上的人体示意图，耳朵里嗡嗡响。走廊有人推车经过，轮子碾过地砖缝，一下一下，硌得人心烦。
那场手术我记得。醒来时下腹疼得厉害，周梅守在床边，眼睛发肿，只说刀口大，疼几天就好了。
可二十五年过去，我从没怀疑过别的。
陈博建议我回头核对当年的住院档案和收费记录，再作进一步检查。他还提醒我，单凭旧痕不能把每个细节都定死，最好把资料找全。
我把报告折了两次，塞进外套口袋。纸角顶着胸口，隔着衬衣也觉得扎。
回家的公交车上，我忽然想起周梅已经十二年不肯跟我睡一张床。她总说年纪大了，睡眠浅，我翻身重，彼此分开都清净。
过去我信了。
车窗外的树一棵棵往后退。我攥着扶手，掌心出了汗，脑子里只剩那个准确得刺耳的年份。
01
进门时，周梅正在阳台择芹菜。
她把黄叶掐下来，整整齐齐放在塑料袋里。听见钥匙响，她头也没抬，只问了一句：“查得怎么样？”
结婚三十八年，我们说话早成了这个样子。米还有没有，药吃没吃，水电费交没交，一件不漏，却很少多问一句心里舒不舒服。
“血压高一点，别的还行。”
我换了拖鞋，把体检袋放到餐桌上。周梅嗯了一声，端着菜进厨房，拧开水龙头。水冲在芹菜梗上，细碎又密，遮住了屋里其他声音。
我跟进去，从碗柜里拿杯子。
“医生问起我那次疝气手术。”
她手上的动作顿了顿，很快又把菜翻了个面。
“哪次？”
“二十五年前那次。”
周梅关掉水，拿起沥水篮，语气平平的：“那年十月十七号住进去，二十一号出的院。怎么忽然问这个？”
我看着她。她连日期都记得这样清楚，我这个挨刀的人，反倒只记得天冷，医院的棉被有股潮味。
“你记性不错。”
“家里大事，我都记账。”
她以前干会计，几十年前的零碎开销也能算得清。说完便转身去切豆腐，菜刀落在案板上，笃笃作响。
我把杯子放到她手边，尽量说得随意。
“陈医生说，我身上还有结扎留下的痕迹。”
刀口忽然偏了。半块豆腐塌在案板边缘，周梅伸手去扶，袖口蹭上一片白渣。
她没问医生是不是看错，也没问我疼不疼，只把手洗了两遍。水开得太大，溅湿了灶台。
“你听见没有？”
“听见了。”
“你知道这事吗？”
周梅转过身，脸上的血色淡了些。她拿毛巾擦手，来回擦了很久，才说自己不懂这些，二十五年前医生怎么做的，她哪里会知道。
我盯着她的眼睛。她却低头去端杯子，手刚碰到杯沿，玻璃杯就滑下来，砸在地砖上。
碎片迸到冰箱底下，杯里的凉水淌过我的拖鞋边。
周梅蹲下去捡，我一把拉住她：“别用手。”
她抽回胳膊，去杂物间拿扫帚。背影还是瘦，头发却白了一小半。平日她收拾东西最稳，连酱油瓶都要摆得标签朝外，很少有这种失手的时候。
我用纸巾堵住流向橱柜的水。屋里弥漫着芹菜和生豆腐的味道，本是寻常晚饭的气息，现在闻着却发涩。
“医生还说什么了？”
过了半晌，她才问。
“让我找当年的住院档案。”
扫帚在碎玻璃上停了一下。周梅抬头看我，嘴唇动了动，最后只说旧东西未必还在，医院这些年也变过，不一定找得到。
“找不找得到，我总得试试。”
她把碎片扫进簸箕，没有接话。
下午五点多，孙岚下班过来。她在社区药店工作，平时总站一天，进门先把鞋脱了，揉着脚踝问晚饭有没有她的份。
周梅说炖了排骨，让她洗手。声音恢复了平常的样子，盛汤时还记得把浮油撇掉。
我没什么胃口，只扒了半碗饭。孙岚看我几次，又看看她妈，问是不是体检查出了问题。
“没大事。”
我夹了一块萝卜，嚼了许久才咽下去。
“那你们怎么都不说话？”
周梅把排骨往女儿面前推了推，说我刚退休，心里空落，不习惯。她说得自然，仿佛厨房里那只打碎的杯子从没存在过。
孙岚笑我闲不住，让我去药店帮她修坏掉的货架。我应了一声，视线却落在周梅握筷子的手上。她的拇指一直压着碗沿，松开时留下一个浅红印。
吃完饭，女儿去厨房洗碗。我站在门口问她，小时候还记不记得我住院那阵子的事。
水声停了。孙岚回过头，说她那时才十一岁，只记得去送过饭，还嫌病房里的药味难闻。
“爸，你到底查出什么了？”
没等我开口，周梅从客厅走过来，把擦桌布搭在水池边。
“小时候的事别问她，她能记住什么。”
语气不重，却少见地生硬。孙岚看看我，又看看她，手上全是洗洁精泡沫，没再追问。
夜里十点，我回主卧。周梅抱着自己的枕头进了次卧，这条路她走了十二年，熟得连灯都不用开。
以前我偶尔抱怨，她就说两个人都能睡安稳，比什么都强。后来我也懒得再提，只把主卧那半边床堆上换季衣服。
门合上后，我拿出那份检查报告。台灯照着纸上的字，我来回看了三遍，依旧觉得荒唐。
隔壁传来柜门开合声，随后又安静下来。我走到次卧门外，抬手想敲，听见她在里面咳了一声。
“周梅，你真不知道？”
门后隔了很久才传来回答。
“医生的话，也可能有偏差。”
她没有正面答我。
我站在昏暗的过道里，忽然记起她上午说出的那个日期。十月十七号，二十一号，半点不差。
厨房垃圾桶里，那只碎杯子用报纸包着，露出一小块锋利的亮边。
02
第二天一早，我把储物柜里的旧纸箱全拖了出来。
周梅在厨房熬粥，锅盖被热气顶得轻轻响。她见客厅铺了一地票据，问我找什么，我说找二十五年前的住院单据。
她把火调小，没有阻拦，只说别把灰弄得到处都是。
我过去的工资条、孙岚小时候的学费收据，还有买第一台彩电的发票，都被周梅按年份扎成小捆。纸张发黄，棉线仍系得牢。
她管账一向细。家里买两斤肉，也要在本子上记一笔。那几年日子紧，住一次院花多少钱，她不可能全无印象。
我翻了两个多小时，鼻子里都是旧纸和樟脑丸的味道。腰蹲得发酸时，终于在一本蓝皮账簿里找到几张褪色单据。
最上面写的是疝气住院费，床位、用药、麻醉、手术，项目列得密密麻麻。下方另有一笔附加处置费，金额是六百八十元。
二十五年前，这不是小钱。
那时我一个月工资不到九百。出院后我问过花销，周梅说单位报了一部分，家里添了两千多。我把工资交给她，向来不细看账。
可这笔费用后面只有一串编号，没有名称，也没有盖明细章。
我拿着单据去厨房，放在灶台边。
“这个附加处置是什么？”
周梅盛粥的勺子碰到锅沿，发出一声脆响。她扫了一眼，说时间太久，可能是材料费，也可能是麻醉后的处置。
“你不是都记账吗？”
“记账也不是记每个项目。”
她把粥盛进两只碗，推给我一碟咸菜。碗口热气直往上冒，我看不清她脸上的神色。
“六百八十，你当年两个月买菜钱。”
“住院花钱，哪能跟买菜比。”
她说完坐下，低头吹粥。瓷勺沿着碗边慢慢转，半天没喝一口。
我把附加处置费圈出来，又翻账簿。那一页的总数对得上，旁边却少了一张对应的明细票。前后几页都夹得齐整，只有这里空着一道订书钉留下的锈印。
“少的那张呢？”
周梅抬眼看我：“我怎么知道？”
“你收了这么多年，偏偏这一张没有。”
“纸会掉，字会褪。你要是认定我什么都该记住，我也没法说。”
她端起碗去了阳台。粥在碗边晃出来一点，落在她手背上，她像没觉着烫。
我没追过去。
当年给我做手术的医院已经改过名称，旧楼也拆了。单据上的红章只剩模糊一圈，电话号码还是七位数。我照着现在的名称查了咨询号码，打过去问档案的事。
接电话的人说，年代久远的纸质资料要去窗口登记查询，能不能找到不能保证。老院区合并搬迁过，部分编号规则也换了。
我问那串附加处置编号代表什么。
对方让我带原件过去，由工作人员核验。仅凭电话里念一串数字，谁也不敢作准。
挂断电话后，我把单据装进透明文件袋。周梅从阳台回来，看到我的动作，眉间那道纹更深了。
“你真要去查？”
“换成你，查不查？”
她拿起抹布擦桌子，明明桌面没有水，还是来回抹了几遍。
“人都六十五了，查清又能怎样？”
这句话落进耳朵里，比她否认更让我难受。我想问她是不是盼着我糊涂过去，话到嘴边又咽下，只把文件袋压在账簿上。
午后，孙岚打电话来，问我什么时候去修药店的货架。我说过两天，得先办点事。
她听出我声音不对，问是不是和她妈吵架。我望向次卧，周梅正在里面翻东西，抽屉一开一合。
“没有，就是找点旧资料。”
电话那头静了一下。孙岚说，家里的老东西大多在床底那个铁盒里，母亲这些年谁也不让碰。
我以前见过那只铁盒。绿色铁皮，边角掉了漆，原先装饼干，后来被周梅拿去放证件和旧材料。钥匙一直拴在她自己的钥匙串上。
挂了电话，我走到次卧门口。铁盒已经从床底拖出来，摆在她脚边，盖子合得严实。
周梅蹲在那里，正把一摞旧账本往纸箱里放。见我进来，她站起身，用脚把铁盒往床沿推了推。
“里面装的什么？”
“家里的旧东西。”
“有我住院的单据吗？”
她说没有，声音比平时快。我俯身想看看，她先一步拎起铁盒，放进衣柜最下面那层。
锁扣合上，咔哒一声。
“孙建国，这是我的东西。”
结婚这么多年，她很少连名带姓叫我。我直起腰，看着她把钥匙拔出来，攥在掌心。
“家里的东西，什么时候成你一个人的了？”
周梅背对着我整理衣服，肩膀绷得很直。她说里面有她娘家的旧账和私人物件，跟我的手术无关。
我问既然无关，为什么急着锁起来。
她没回答，只把衣柜门推上。木门合得重，震得上面的衣架轻轻碰撞。
我回到客厅，把所有票据重新排了一遍。那笔六百八十元的附加处置费孤零零夹在中间，编号和其他项目都接不上。
账簿上，周梅用蓝墨水写着当天支出。总数下面还有一小块被水洇开的痕迹，刚好盖住备注，只能看见末尾一个“费”字。
傍晚，我带着单据去了那家医院的新院区。
大厅里的人已经不多。窗口工作人员核对半天，说旧医院的资料编号和现在不同，这张单据上的附加项目，在现行系统里没有对应名称。
“那能查到当年是什么吗？”
工作人员让我先填申请，等库房按旧编号找。快则几天，慢的话不好说，也有可能资料不全。
我写下姓名和电话。笔尖划过年龄一栏时，我停了停，填上六十五。
回到家，门口多了一把小锁。周梅把次卧衣柜下层单独锁住了，银亮的锁身像刚从五金店买回来。
我站在门边没出声。她正坐在床沿穿针，给枕套缝开线的口子。线穿了三次都没穿进去。
那只绿色铁盒，就在锁住的柜门后面。
03
第二天，我从旧手术单据背面找到一个名字，高明。
那个名字写在主刀医生一栏，墨迹已经发灰。我打给医院，接线的人查了半天，说高明退休七年了，联系方式不能随便提供。
我留下自己的电话，请对方代为转告。等到中午，手机也没响。
下午，我又托机械厂的老同事打听。老同事的弟媳曾在那家医院上班，绕了两层关系，才问来一个旧号码。
号码能打通，一直没人接。
我隔半小时打一次，前后打了六遍。最后一次响到自动挂断，周梅正站在阳台收衣服，晾衣杆碰着防盗窗，哐啷一声。
“你给谁打电话？”
“高明。二十五年前给我开刀的医生。”
她手里的衬衫掉在地上。捡起来后，她拍了拍衣角，把衣架取下，没再问。
那点反应像根细刺，扎得不深，却总在。我跟进客厅，把附加处置费的单据放到茶几上。
“你认识高明吗？”
“不认识。”
“那场手术是他做的。”
“医生那么多，我哪记得名字。”
她把衣服叠好，领口朝里，袖子压平。说话时始终没看我，手上的动作却比平时慢。
我在她对面坐下。窗外有人磨菜刀，砂轮声一阵高一阵低，把二十五年前的事一点点磨了出来。
那年我在外地驻厂半年，负责修一批进口设备。白班夜班倒着上，吃住都在厂区，后来跟一个临时管仓库的女人走得近。
起初只是一起吃夜宵。再后来，我做了不该做的事。
事情没拖多久。项目结束前，我断了来往，收拾行李回家。周梅问过我外面是不是有人，我承认了，说已经结束，以后不会再犯。
她当时坐在饭桌旁，手边是一碗冷掉的面。听完只问了句，孙岚怎么办。
我说孩子当然还是我们的孩子，家也还是这个家。
我们没有再往下谈。第二天她照常买菜，我照常回厂上班。往后的日子里，谁也没主动提过，像在墙缝上糊了一层白纸。
如今想来，那张纸从没把裂缝补住。
我看着眼前的周梅，胸口先发虚，随后又被那笔六百八十元顶得发硬。若结扎是真的，若她早就知道，那么这些年她每次避开我，或许都另有一层意思。
“是不是因为我当年的事？”
周梅叠衣服的手停住了。
“你终于肯提了。”
“我问的是结扎。”
“我听见了。”
“你是不是拿这件事跟我算账？”
她抬起头，眼角细纹很深。那种眼神我见过，却不是在争吵时。更像她核对一本怎么也对不平的账，知道差额在哪，却不肯拿笔圈出来。
“孙建国，你现在只想问自己的身体。”
“那是我的身体，我不该问？”
声音不由得高了。楼上拖动椅子，闷响从天花板滚过去。周梅朝门口看了一眼，把电视声音调大，像是怕邻居听见。
她还是这个脾气。家里再难看，也要把门窗关严。
“当年的错，我认过。”
“你说一句结束了，就算认过？”
“我回来了，也没再找她。”
周梅笑了一下，嘴角很快落下去。她把叠好的衣服抱起来，从我身边经过，带起一股洗衣粉的味道。
“回来就什么都清了？”
我伸手拦住她，没碰她，只按住了次卧门框。
“你别绕开。体检发现的事，你到底知道多少？”
她看着我的手，又看我。脸上没有慌乱，只有一层疲倦，像是这场问话已经拖了很多年。
“高明不会接你电话。”
“你怎么知道？”
周梅没回答。她侧身进了次卧，把衣服塞进柜子。小锁挂在下层，绿色铁盒藏在里面，只露出一角。
我站在门口，越发认定她是在用那次出轨惩罚我。二十五年的隐瞒，十二年的分床，连在一起，成了一根越拉越紧的绳。
“你恨我，可以离婚，可以骂我。凭什么动我的身体？”
她关柜门的手抖了一下，锁扣没有对准。试了两次，才把钥匙插进去。
“我还没说我知道。”
“你也没说你不知道。”
屋里只剩钥匙刮过锁孔的细响。周梅背着我站了片刻，突然问了一句。
“你还记不记得，你从外地回来前，我也住过一次院？”
我愣住了。
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她那阵子脸色不好，常说胃口差。至于住院，我竟找不到一点印象。
周梅把锁扣按下去，没有告诉我她为什么住院。
04
那晚我没睡好。
凌晨两点，窗外的垃圾清运车倒进小区，提示音一遍遍响。我躺在主卧，盯着堆在床边的换季衣服，怎么也想不起周梅说的那次住院。
早饭时，我直接问她。
“你当年得了什么病？”
周梅把煮鸡蛋放到我碗边，只说已经过去了。
“你先提的，怎么又不说？”
“有些事，说出来也回不到原样。”
她端起豆浆，表面结着薄薄一层皮。喝了一口，又放下，像是难以下咽。
我问她住了几天，谁陪着，为什么没告诉我。她一概不答，只把煤气费催缴单压在桌角，让我顺路去交。
这种遮掩让我火大。我把缴费单推回去，鸡蛋顺着桌面滚了半圈，碰在她碗边。
“别拿这些小事堵我。”
“家里过日子，不就是这些小事？”
“那结扎呢，也是小事？”
周梅抬眼看我。这一次，她没有马上避开。厨房排风扇积了油，转起来吱吱响，她听了一会儿，伸手关掉。
屋里静下来后，她说：“我知道。”
三个字落得很轻。
我捏着鸡蛋，壳裂了，碎片粘在掌心。前两天所有猜测忽然有了着落，却没有一点踏实，只觉得被人在背后推了一把。
“什么时候知道的？”
“很早。”
“有多早？”
她用抹布擦掉桌上的蛋壳，仍旧不说。
我追问是不是手术那年就知道，她转身去水池洗碗。水龙头开着，碗底反复冲洗，明明已经干净，她还在洗。
“关掉水，看着我。”
周梅关了水，却没有回头。
“这些年你都知道，却看我像个傻子？”
“我没把你当傻子。”
“那你把我当什么？”
她扶着水池边沿，声音发沉：“当丈夫，当孩子的父亲，当这个家的男人。该给你的体面，一样没少。”
我听得发冷。那张摆在亲戚朋友面前的全家福，那些逢年过节一起端出的菜，还有十二年来走向两间卧室的脚步，在她嘴里都成了体面。
“所以分床也是你给我的体面？”
“至少没让外人看笑话。”
我站起来，椅子腿蹭过地砖，发出刺耳一声。她终于转身，脸色也冷下来。
我问她为什么不离，为什么还给我洗衣做饭。既然嫌我脏，何必守着这副空架子。
周梅看了我很久。
“你以为我不说，日子就算过得好？”
“我没这么说。”
“你一直就是这么过的。”
她把湿手在围裙上擦了擦，一件件数给我听。亲戚来家里，她替我圆话。孙岚问我们为什么分房，她说我打鼾。逢年过节，她照样陪我回老家，不让任何人看出异样。
我想反驳，却想不起自己替她遮过什么。
胸口那点发虚很快又被怒气盖住。她受过委屈，完全可以讲，可以闹。可她不能因此替我决定身体上的事，更不能瞒二十五年。
“你知道结扎，是不是也知道怎么做的？”
周梅把围裙解下来，搭在椅背上。
“别逼我现在说。”
“你瞒我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别逼我？”
她抬手按了按额角。墙上的钟正好走到八点，秒针每跳一下，都有轻微的咔嗒声。
“孙建国，你只要一个痛快答案，可有些账不是一句话能算清的。”
“别再拿旧账混在一起。”
我把体检报告和收费单全摆出来，逐张压平。告诉她医院已经受理查询，旧资料找到后，我会弄清那次手术的每一个项目。
如果有人未经我同意做了结扎，我会追究责任。谁签字，谁安排，谁动的手，一个也不能含糊。
周梅的脸绷紧了。
“非得做到这一步？”
“换成你的身体被人动了，你能算了吗？”
她嘴唇颤了一下，转过去打开窗。冷风灌进厨房，桌上的缴费单被吹落在地，她没有捡。
“那就查吧。”
“铁盒打开。”
“现在不行。”
“里面果然有东西。”
她猛地回头，眼里有了火气：“我说了不行。”
我们隔着一张饭桌对视。结婚三十八年，我头一次觉得眼前这个人如此陌生。她知道我喝茶怕烫，知道我下雨天旧腰疼，却能把一件关乎我身体的事藏得滴水不漏。
门铃在这时响了。
孙岚拎着一袋水果站在外面，看见地上的纸和我们两个，笑意慢慢收住。
“你们真吵架了？”
周梅弯腰捡缴费单，说没事。我却不想再替她遮掩，直接告诉女儿，我二十五年前可能被人做过结扎，她妈早就知道。
孙岚手里的苹果袋碰到鞋柜。她先问我是不是确诊，又问周梅究竟怎么回事。
“你别掺和。”
周梅把水果接过去，手上没拿稳，一只苹果滚进客厅，停在我脚边。
孙岚没走，脱下外套坐到沙发上。她说自己已经三十六岁，不是小孩，父母要是有事，至少别让她最后一个知道。
我把单据递给她。她看见那笔附加处置费，眉头皱起来，问能不能等医院回复再说。
“我可以等证据，不能再等她开口。”
周梅坐在餐桌旁，双手搭在膝盖上。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说自己现在解释什么，我都不会信。
“你先说，我再决定信不信。”
“查清以后，可能连现在这个家也保不住。”
她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孙岚抬头看她，我也看着她，谁都没接话。
锅里的豆浆早已凉透，表面那层皮皱在一起。
05
医院的电话在第三天下午打来。
工作人员说，旧档案库找到了对应材料。由于年代久、医院名称变更，只能先提供加盖核验章的复印件，原件暂不外借。
我当即坐公交过去。
窗口递出一个牛皮纸袋，里面共六页。住院记录、手术记录、收费明细和两张签字单，纸面带着复印机的热味。
我先翻到收费页。那笔六百八十元的附加处置费，后面写着双侧输精管结扎及材料费用。
字不算大，我却一眼看见了。
工作人员说，从项目记录看，结扎和疝气手术在同一次麻醉中完成。手续上有本人及配偶签字，所以当年按已同意录入。
“本人签字在哪？”
对方抽出倒数第二页，指给我看。
纸张中间写着“孙建国”三个字。乍看确实像我的字，横平竖直，最后一笔还有我惯用的回钩。
可那个“国”字写错了习惯。
我写自己的名字写了几十年，里面的“玉”总是先点后横。纸上的顺序不一样，外框也收得窄，像有人照着我平时签字的样子描了很多遍，学到了形，没学到手劲。
签字时间在我进入手术室以后。
我问工作人员，病人麻醉后还能不能补签。对方没作判断，只建议我先保留材料，对当年的流程有疑问，可以按正规渠道申请进一步核查。
回家的公交车很挤。我抓着纸袋，旁边孩子手里的糖葫芦几次蹭到我衣袖。直到下车，才发现后背全是汗。
周梅正在厨房剥蒜。
看见牛皮纸袋，她没有问是什么，只把蒜皮收进碗里。那点强装出来的平静，比慌乱更说明问题。
我把复印件摊在餐桌上。
“医院找到了。”
她的目光落到签字页上，脸色一点点灰下去。手里那瓣蒜捏破了，辛辣味散出来，她偏过头咳了两声。
“这是我的签名吗？”
我指着“孙建国”三个字。
周梅没有回答。
我又翻到配偶签字栏。那里写着她的名字，笔画干净，末尾带着微微上挑。这种写法我看了三十八年，存折、缴费单、女儿的家长回执，都是一样。
“这个总不会认错吧？”
她把手放到围裙上擦了擦，仍不肯碰那几张纸。
我问了第二遍。声音不大，喉咙却像塞着一把铁屑，每说一个字都刮得疼。
周梅拉开椅子坐下。
“是我签的。”
我盯着她，眼前那张脸熟得不能再熟。左眉上有颗浅痣，冬天嘴角容易裂，吃鱼时总把鱼腹留给我。可她承认那一刻，这些熟悉的地方全变得扎眼。
“我的名字呢？”
“也是我写的。”
“为什么？”
她闭了闭眼：“是我求高明加做的。”
这句话出来后，冰箱压缩机正好停了。楼道里有人拎着菜上楼，塑料袋摩擦的沙沙声隔着门传进来。
我抓起那张签字单，纸在手里抖。
“我当时知不知道？”
“你不知道。”
“高明知道我没同意？”
周梅点了下头。
我抬手把茶杯扫到地上。杯子没碎，骨碌碌滚到墙边，褐色茶水溅了一地。她弯腰想拿抹布，被我喝住。
“别动。”
她直起身，手垂在身侧。
我问她凭什么。她没回答。又问她这二十五年怎么睡得着，她还是不说，只看着桌上的复印件。
我拿出手机，先按了报警号码。拇指停在拨出键上，胸口起伏得厉害。
周梅忽然把自己的手机推到我面前。屏幕亮着，上面是一条刚收到的信息。
高明说，今晚九点会带原始病历过来，当面讲清楚。
我看了眼时间，七点四十。
“你什么时候联系他的？”
“医院通知你之后。”
“你果然一直有他的号码。”
周梅没辩解。她把屏幕往上滑，高明还发来一句，让孙岚也在场。
我问为什么要叫女儿。周梅坐在那里，脸上像蒙了一层旧灰。半晌，她抬头看我。
“在高明来之前，你先问问孙岚。”
“问她什么？”
“二十五年前，她去病房送饭，在门外听见过什么。”
我握着手机，没有动。女儿那年才十一岁，她说只记得药味，周梅却记得她站在病房外。
桌上那份旧病历复印件摊着，“孙建国”三个字的笔迹明显不对，配偶栏却是周梅亲签。
她盯了很久，终于承认：“名字是我仿的，结扎也是我求高医生加做的。”
我刚要报警，她把手机推来。今晚九点，高医生会带原始病历上门。
在那之前，我必须先问女儿，二十五年前她在病房外究竟听见了什么。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