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山东威海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工作人员接收了一批特殊捐赠：于得水家属送来的遗物，以及他在1955年授衔时获得的三枚勋章。那时，于得水已经离世多年，可这些物件仍让人想起一个问题：这样一位胶东战场上的老将，为何只被授予大校军衔？
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于得水获得大校军衔，同时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论资历、论战功，许多熟悉胶东革命史的人都替他感到惋惜。
许世友尤其如此。两人早年都在胶东抗日，后来又共同在胶东军区任职。听到授衔结果后，许世友曾对老战友说：“我想给你争一争。”于得水却没有把话题停留在军衔上，只是回答：“闹革命不是为了争官，军衔大小，和为人民服务没有多大关系。”
这句话并非客套。于得水一生的选择，确实很少围绕个人得失展开。他早年负伤太多，长期留在地方和根据地工作，解放战争后期也没有进入主力野战军序列。这些经历，客观上影响了他后来在军队序列中的位置。
1906年，于得水出生在山东文登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因交不起租息被县衙扣押，家中老人和兄弟相继因饥寒离世。少年时代的于得水，很早便知道什么叫压迫，也因此练武强身，组织武术会，为乡亲出头。
那时的他，还没有找到真正的方向。1931年6月，经邹青言介绍，于得水参加农民协会；1933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身份变化之后，手中的武艺不再只是个人谋生和报仇的本领，而成了组织群众、开展斗争的工具。
他在文登、海阳、牟平一带拉起二十多人的游击队。1933年2月12日，一次秘密会议遭敌人包围，于得水带人突围。地方传说他翻上房梁、破顶而出，虽有夸张成分，却说明敌我之间的搏杀已经十分激烈。
敌人抓不到他，便转而迫害家人。于得水的母亲被捕后遭毒打致死，孩子也被杀害，文登县还悬赏一千大洋缉拿他。此后，他化名林得胜，转入昆嵛山活动，后来又奉命前往大连暂避追捕。
1935年6月，于得水返回胶东，参加特委工作。同年11月29日，胶东特委发动武装起义，东路一大队成为重要力量。起义失败后，他率三十余人退入昆嵛山，在敌军搜捕和群众掩护之间坚持斗争。
1936年6月，于得水率部夜袭文登地方武装，缴获二十多支枪和两千多发子弹，自己却腹部中弹。没有医疗条件，战士只能用剃头刀割开伤口取出弹头。这样的伤势，后来一处处留下后遗症，也成了他没有进入更高强度野战岗位的重要原因。
1937年12月24日，天福山上，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成立。于得水率领的昆嵛山游击队被编为第一大队，他也在这一天正式使用“于得水”这个名字。他解释说，游击队员像鱼，乡亲们就是水，鱼不能离开水。
部队最初只有八十多人，经过半年多发展，到1938年9月已达七千余人。于得水先后担任大队长、团长，在胶东一线不断扩充队伍。1939年以后，他的职务几经调整，甚至一度担任营级干部，但无论番号如何变化，他始终愿意留在最艰苦的地方。
1942年7月，胶东军区成立，许世友任司令员。1943年，于得水调任胶东军区副司令员，两位老战友再次搭档。一次于得水负伤养病，许世友前去探望，日伪军得到消息后搜捕而来，于得水拖着伤体带许世友转移，二人在海上漂泊数日才脱险。许世友后来笑说，跟着于得水没被鬼子打死，却差点在海上喂了鲨鱼。
抗战胜利后，于得水任东海军分区副司令员兼烟台警备区司令员，参与保卫烟台。1949年4月，他随军南下，担任浙江六分区司令员，主要负责剿匪和地方政权建设。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浙江军区后勤部门和安徽省民政系统工作。
职务变了，牵挂没有变。于得水常把津贴拿出来接济烈士家属，身边一直带着一个小本子，密密麻麻记着牺牲战友和群众的姓名。女儿后来回忆，父亲一生奔波，父女真正见面的次数并不多，连家中生活也十分俭朴。
1958年，于得水回忆革命经历，谈得最多的不是自己的战斗，而是那些为部队送粮、掩护伤员、替战士承受刑罚的胶东百姓。说到牟平县孙广平、文登县高传翰等人时，他几度落泪，只留下了一句：“我烂了骨头，也忘不了胶东人民。”
这大概也是许世友替他鸣不平，却又最了解他的原因。大校军衔记录的是授衔时的综合评定，而于得水留给胶东的，不只是三枚勋章和一串职务，还有昆嵛山深洞里熬过的岁月，以及一份写满烈士家属姓名的小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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