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0月14日，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周恩来陪同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参观。那天阳光很好，伊水缓缓流过山脚，石窟间人影穿梭。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刚做过手术、身体已经明显消瘦的总理，后来会因为几张拓片，遇到一个看似尴尬却意味深长的小插曲。

周恩来当时已经身患重病。1972年年底，他被查出膀胱癌，1973年3月接受手术。按医嘱，本应静养和治疗，但繁重的外交事务并没有停下来。陪同外宾访问，既是工作，也是国家外交的一部分，他不愿因为自己的身体影响安排。

特鲁多此次访华，是加拿大与新中国建交后较早来华访问的西方国家领导人之一。访问北京期间，他对中国历史和考古表现出浓厚兴趣，提出希望到洛阳看看。洛阳是十三朝古都，龙门石窟、白马寺等历史遗存，对一位研究历史的政治家而言，自然有特殊吸引力。

专列抵达洛阳时，车站已经布置妥当。周恩来陪着客人下车，向欢迎队伍挥手致意，又同地方负责人握手。表面上，他神色从容，工作人员却看得出来，长途奔波和公开活动已经让他十分疲倦。

到友谊宾馆后，他先安排特鲁多休息，自己才回房间。途中经过一处花池，看到秋日里已经凋零的牡丹，周恩来问起花期。得知牡丹通常在4月底到5月初开放，他笑着说：“我来得不是时候，明年五一再来看。”

这句随口而出的约定，后来并没有实现。

龙门石窟的石刻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查看禹王池的泉水，也认真听讲解员介绍宾阳洞、万佛洞和奉先寺。讲到帝后礼佛图浮雕在1934年被凿下、盗运海外时，他神情严肃，连说：“可耻！可耻！”

这不是普通的游览。石窟中残缺的造像、斑驳的碑刻，无不记录着文物遭受破坏和流失的历史。周恩来提醒文物工作人员，古人留下的文化遗产，既不能轻视，也不能只当作景点经营。保护文物，关系到民族历史的完整。

走到禹王台附近，几处小摊引起了他的注意。摊上摆着一些纸张，印有碑文和书法图像。工作人员告诉他，这是龙门石窟出土碑刻的魏碑拓片。周恩来拿起几张，翻看得很仔细，还问了一句：“多少钱一套？”

摊主报出500元。

在20世纪70年代，500元不是一个小数目。更何况这次外出是陪同外宾，周恩来和身边工作人员并没有专门准备购买物品的钱。他问秘书带了多少现金，又询问身边同志，结果大家东拼西凑，仍然没有凑足。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有人建议，回北京后再汇钱，让卖家把拓片寄过去。周恩来没有接受。工作人员后来回忆，他当时的意思很明确：一旦知道买家是周总理，对方很可能就不肯收钱了，那样便失去了购买的本意。

地方负责人见状，赶紧提出由洛阳方面赠送一套。这个建议在当时并不奇怪，接待外宾和中央领导，地方准备纪念品是常见安排。可周恩来听后立即严肃起来：“国家的东西，怎么能送人？”

一句话，场面安静下来。

几张拓片，既不是贵重珠宝，也不是什么稀世珍品，甚至只是碑刻留下的纸面复制品。但在周恩来看来，价格小不代表原则小。想要，就按规矩购买；买不起，就不能借职务和身份取得，更不能把公家的东西变成私人礼物。

他长期负责外交工作，接触过许多外国赠礼。按照规定，礼品通常交由外交部门礼宾机构登记、保管和处理，不能由个人私自占有。这种约束不只针对他本人，身边工作人员也必须遵守。不得不说，真正严格的作风，往往就体现在这种没人提醒的小事里。

参观结束回到宾馆，保健医生给周恩来送药时，药片从手指间滚落到地毯旁。大家找了半天，他也没有让人立刻拿新的，而是坚持把那片药找回来。有人说药片已经沾了灰，他用手帕擦了擦，仍然服下，并提醒大家要节约药品。

傍晚活动临近，工作人员看他太累，想让他多睡几分钟，直到6点25分才进屋。周恩来醒来后看了看表，批评道：“我是来陪外宾的，外事活动要遵守纪律。”说完便匆忙整理衣服，按原定时间出发。

洛阳之行结束时，地方同志再次邀请他明年赏牡丹。周恩来仍然笑着应允。可从洛阳返回北京后，他的身体状况持续恶化，能够出京活动的机会越来越少。那套500元的魏碑拓片，他没有带走；那片差点被丢弃的药，却被他认真找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