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清明，安徽安庆北郊叶家冲，陈松年站在父亲陈独秀墓前。照片里的他穿着整洁的西装，皮鞋擦得发亮，身后却是荒草和一方已经斑驳的墓碑。碑上只有“陈独秀之墓”五个字，简单得近乎冷清。

这次扫墓，距离他上一次前来，已经过去了十年。陈松年没有带来隆重仪式，也没有留下多少可供旁观者揣摩的话。他只是久久看着墓碑，眼眶渐渐湿润。对一个年过六旬的老人而言，这块墓碑承载的并不只是父亲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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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松年出生于1910年，是陈独秀与高氏所生的第三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是他的同胞兄长，家中还有一位姐姐。后来，陈延年、陈乔年先后牺牲，姐姐也于1928年在上海病逝。陈松年这一生，承担了替兄姐料理后事、替父母守护家族记忆的责任。

他的童年并没有多少父亲陪伴。陈独秀离开安庆时，正值地方局势紧张。倪嗣冲进入安庆后，曾查抄陈家，并扬言搜捕陈独秀和他的两个儿子。陈独秀早一步离开，客观上避开了追捕，也使留在故乡的家人陷入了另一种漫长的等待。

那时候，陈松年年纪尚小，并不明白“失去联系”意味着什么。他不知道父亲身在何处，也不知道父亲是否平安。家中的经济来源主要掌握在祖母手中，陈独秀远在外地，既难以照料家人，也很难通过书信解释自己的处境。

多年以后，父子再次相见，陈松年已经成家，并且有了孩子。抗战时期，日军逼近安庆，他把家中财物转移到乡下陈氏祠堂，仍没能躲过洗劫。随后，他带着妻子、祖母谢氏和刚满一岁的女儿，辗转乘船前往武汉，终于见到了获释不久的父亲。

这次见面，隔着的不只是路程，还有陈独秀多年囹圄生活留下的身体损耗。陈独秀后来先到重庆，又迁往江津鹤山坪。那里相对安静，适合休养他的高血压。陈松年则在重庆国立九中任职，负责总务，也代过课程，父子并没有始终住在一起。

陈独秀晚年生活清苦，主要从事文字学研究和注释，想靠发表文章取得稿费，却常常没有稿件刊出的机会。北大旧日同人以同学会名义接济他，才使他的生活勉强维持。陈松年后来回忆，父亲从入狱后直到去世，一直没有停止这项工作。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江津病逝，终年63岁。丧事办理并不顺利，外界干预和现实困难接连而来。经江津地方人士邓蟾秋等人帮助，遗体才安葬在江津大西门外鼎山山麓康庄。

陈松年没有让父亲永远留在异乡。1947年，他筹措经费，将灵柩由江津迁回安庆。一路先雇小船运到重庆，再托浙江会馆转运。回到故乡后，他遵照生母临终嘱托，将父亲与生母合葬于叶家冲，没有大规模仪式，只立下一块墓碑。

“父亲葬在这里，母亲也要陪着他。”这句话未必是陈松年当时的原话，却概括了那场迁葬最朴素的愿望。此后多年，他带着儿女清明祭扫。扫墓不是为了排场，而是给这个支离多年的家庭留下一点固定的联系。

遗憾的是，这份坚持后来被时代变故打断。直到1976年，陈松年才重新来到墓前。墓地荒芜，碑面发黄，曾经由他亲手安置的墓地已显得破败。照片中的泪意，既有对父亲的思念，也有对家族命运反复离散的无奈。

陈松年并没有停在伤感之中。此后，他多方奔走，关注墓地修缮。1979年，适逢陈独秀诞辰100周年，安徽省委批文，以家属名义对墓地进行修葺；1981年，墓地再次得到整修。那块曾经被荒草包围的墓碑，终于不再只是陈松年个人守护的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