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室空调的出风口嗡嗡响，冷风一直吹在我后脖颈上。
那个戴细框眼镜的女医生把我那几张单子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看一会儿抬眼看我一眼，最后一遍看完，她把单子按在桌面上，没说话。
“你今年多大？”她问。
“五十六。”
“停经多久了？”
“六年。”
她低下头，指尖在那排升高的数字上点了两下，又点两下，然后停住了。
过了好半天，她摘下眼镜，捏了捏鼻梁：“你一个人来的？得让家里人来一趟。”
我坐在那把硬邦邦的椅子上，忽然想起一个多月前，海岛上那个台风夜。
风刮得窗框哐哐响，我摸黑冲了那杯东西，一口气灌下去。
具体是哪一口出了岔子，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
事情还得从公园那支慢四舞曲说起。
01
那天下午，公园里那台旧音响又放起《月光下的凤尾竹》。柳条被风撩起来，又落下去。我走到老位置，袁永强已经站在那棵柳树底下了。
他这人话少，见了我只是点一下头，伸出右手。
我搭上去，他带着我走步子。
跳了三年，彼此脚底下都摸得清路数，跟起来不费劲。
旁边几对老舞伴也在转圈，但我总觉得马红梅的目光一直贴在我后背上。
马红梅和我年轻时在一个学校教书。
她教数学，我教语文，前后脚退休，又前后脚丧偶。
我没了老头子八年，她丈夫走了五年。
她比我活得热闹，爱张罗事，也爱打听事。
一曲放完，袁永强松开手，往后退了半步。
我刚要去拿石凳上的外套，马红梅端着保温杯过来了，嗓门亮得全场都听得见：“玉琴，你俩天天黏在一起，干脆搭伙过日子得了！省得我们跟着干着急。”
旁边几个老姐妹都在笑。有人跟着起哄：“就是，袁师傅，你倒是表个态呀。”
我脸上发热，弯腰去系鞋带。那鞋带明明没松。
袁永强站在我身侧，没有接话。
过了几秒，他闷声说了一句：“别拿人家寻开心。”说完把我的外套从石凳上捞起来，递到我手边：“风大了，披上。”
我没看他，接过外套，低声说了句“我先走了”。转身往回走的时候，还能听见马红梅在后头喊：“哟，脸都红了！”
那件外套一直搭在我臂弯上，我没穿，也没还回去。走得急，出了一层薄汗，风一吹，后背凉飕飕的。
回到家才五点半。
夕阳斜斜地照进客厅，把茶几上的玻璃杯映出一道长影子。
我坐在沙发里，把外套放在膝盖上，低头看了很久。
这不是我的外套，是袁永强出门时随手搭在胳膊上那件灰夹克。
他递给我，大概也没多想，我就这么稀里糊涂接了过来。
柜子上摆着我跟老伴的合影。
照片是好多年前拍的，他那会儿还没生病，站在我身后，手搭在我肩膀上，笑得憨厚。
我对着照片看了一阵，把夹克叠好，放进了衣柜最里层。
搭伙过日子这话，我也不是没想过。
可八年来头一回把这个念头真正放到明面上，竟有点对不起谁的心虚。
晚上语琴打来视频电话。
她那边背景音乱糟糟的，外孙在身后跑来跑去，她老公在厨房喊什么。
她凑到屏幕前，看了我一眼：“妈，你脸怎么有点红？是不是又失眠了？别硬扛啊，该吃药吃药。”
我说知道了。她又问：“你那个更年期调理的东西还在吃吗？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药，你得上医院开正规的，别在街上乱买。”
我说：“正吃着呢，医院开的。”
说话时我下意识往床头柜瞥了一眼，那罐马红梅送我的“更年舒调养粉”，正在抽屉里搁着。
马红梅去年给我的时候，说她更年期潮热失眠，全靠这东西熬过来的。
“女人过了五十，身体就像漏锅，不补不行。”她当时拍着我的手这么说的。
我没告诉语琴这罐东西。告诉她，她又要念叨半天。
挂了电话，我一个人坐在床边愣神。
八点多的时候，我又开始一阵一阵地出汗，从胸口往上一层层涌热，像站在灶台边被火烤着。
我拉开抽屉，把那个白底蓝字的罐子拿出来，拧开盖子舀了两勺粉末，冲了一杯。
那味道有点甜，有点像小时候喝的麦乳精。喝下去没一会儿，燥热确实退了。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想，这东西怕不是真有点用。
只是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做了很多梦，乱七八糟的，醒来一个也没记住。
02
第二个星期三，我照常去公园。袁永强没来。
我站在老柳树底下，等了大半个钟头。音响照旧放着那支三步舞曲，我看到场子边上的人换了一茬，石凳上还是没见他的影子。
马红梅凑过来，压低声音：“别等了，袁师傅住院了。”我心里咯噔一下：“什么毛病？”
“听说是老毛病复查，就那个胃。你别急，他去年也住过一回。”她想了想又说：“好像得住好几天，还没人陪床。”
我站在柳树下，风吹过来，手里的外套几乎被吹掉。
我没犹豫，调头就往公交站走。
包里常年备着老伴住院时剩下的现金，我摸出二百块，又多塞了一张，打车去了市二院。
病房在三楼消化科。
我站在门口，透过门玻璃看见袁永强半躺在床上，一只手搭着显示器，另一只手翻着床头的病历纸。
床头卡上写着“胃癌术后随访”，他穿着病号服，显得比公园里瘦了一圈。
我推门进去。他抬头看见我，愣了一下，手上那叠纸差点掉下来：“你怎么来了？”
“有人跟我说你住院了。”我走到床边，把路上买的苹果放在床头柜上，看了看床头卡。家属那栏写着两个字：“无。”
他注意到我的目光，解释说：“思源在外地。他以为我出院了吗？这不好请假。再说也不是多大的手术，就是个复查。”说着他把手里的报告递过来：“你看，医生说了，术后第六年，复查没事。”我接过那几页纸，上面印着一行字：“吻合口未见明显异常。”还有一张胃镜报告，黑白的，我看不懂。
但我认得上头那几个字：“胃癌根治术后改变。”
我问他：“一个人？”他说：“一个人，习惯了。你前些年送你家那口子的时候，不也是一个人硬扛过来的？”那一句话堵得我说不出话。
他这个人讲话老是这个样子，说出来你才知道疼，已经晚了。
他住了三天院。第四天上午办出院，中午他给我打电话，约我到公园长椅见面。
我到的时候，他已经坐在那儿了。
看见我来，他站起来，手在裤腿上擦了擦，像是想握又没处放：“我打算去南方一个海岛上住段日子。医生说我这几年恢复得不错，别老闷在家里。”
我没接话。
他顿了一下：“我一个人去，住上一个月，散散心。你……你要是不嫌麻烦，愿意跟我一块儿去，也有个照应。”末了他又补了一句：“你放心，食宿我出，订两间房。”
我看着他，半天没说话。
柳树上的叶子被风卷了几片下来，落在我们中间。
我说：“我回去想想。”起身走了，走出十来步，他在后头又喊了一声：“玉琴。”我回头，他张着嘴，像是费了很大劲才把后面的话说出来：“我怕再等下去，哪天就走不动了。”
我没回答，转身继续走。
走出公园门口，我才发现自己眼眶热了。
回到家，我把那句“我怕再等下去，哪天就走不动了”在心里翻来覆去滚了好几遍。
一个人住院，一个人填病历，一个人咽下所有事。
他在电话里跟他儿子说的那几句我没听全，只听见他说“没事”
“不用回来”
“复查结果挺好的”，挂了电话，他在走廊里站了很久才走。
我放下手里的杯子。我得陪他去。这个决定不是一时冲动，是三年舞伴跳出来的情分，也是我跟他之间谁都还没挑明的那句话。
03
出发那天是清晨五点半，天刚蒙蒙亮。
我把行李箱拉好，里面装着换洗衣服，还有那罐“更年舒调养粉”。
语琴发微信来问我在干嘛，我回了句“跟老同事去南方玩几天”，锁了门。
袁永强在小区门口等我。他穿了件干净的蓝衬衫，还是拎着那个旧保温杯，看到我，嘴角动了动，什么也没说，把我的箱子放进后备箱。
车到了码头，再坐一个多小时的渡轮上岛。
风又咸又湿，吹着头发往上翻。
袁永强站在船舷边，手搭在看不清颜色的栏杆上，远远看着海面。
我站在离他两步远的地方，见他的衣角被风掀起来又落下。
民宿在岛东边，推开窗就能看见海。
老板姓林，五十出头。
他见我们拎着行李进门，笑呵呵迎上来：“叔叔阿姨是两口子吧？补间房？台风季之前，就剩一间大床房了。”
袁永强干脆利落地说：“麻烦加个床。”林老板愣了一下，看看我，又看看他，没多问，利落地给我们加了张折叠床。
我站在房间中央，看着那张大床和旁边的折叠床，心里有点乱。
袁永强把行李放下，弯腰试了试折叠床的硬度，又站起来，把被子抱过去铺好：“我腰没事，睡这儿挺好。你住大床。”
夜里我躺在床上，海浪声从窗缝里钻进来，一阵一阵没有停。
我在床上翻了个身，听见折叠床发出吱呀一声，他也翻了个身。
两个人都没说话，安静得过分。
不知过了多久，潮热又涌上来，胸口闷得很，被子盖不住。
我爬起来，摸着黑倒了杯温水，翻出那罐“更年舒”往杯子里抖。
袁永强的声音从黑暗里传来：“什么东西？”我说：“调理睡眠的，睡不着才吃。”他停了一下，语气有点重：“来路不明的东西别乱吃。”
“马红梅给的，她也在吃。”我应了一句，把杯子送到嘴边，一气喝完了。
他再没说话。
过了很久，我迷迷糊糊快要睡着时，听到他在黑暗里轻轻叹了口气。
我假装没听到，翻了个身，睡了过去。
04
岛上的日子过得慢。
白天我们去镇上的老街上走一圈，石板路被太阳晒得发烫。
袁永强走在我左手边，总是靠着店铺那侧，把我让在有阴凉的那面。
我不太习惯被人这么照顾，走着走着就会快两步，他又不紧不慢地跟上来。
傍晚我们在村口看渔船靠岸。
船家把一筐筐带鱼抬下来，空气里弥漫着腥咸味。
袁永强看了一会儿，问我想不想吃鱼，我说好。
他去买了一条，跟民宿老板借厨房炖了锅豆腐鱼汤。
汤端上来的时候，他先给我盛了一碗。
鱼汤滚烫，我喝了一口，什么也没说，又喝了一口。
胃里比想象中暖。
第五天傍晚出了事。
民宿的浴室外间铺的是那种老式小方砖，不知怎么沾了水打滑。
我洗完澡光着脚走出来，左脚一滑，整个人重重摔在门框边。
脚踝处传来一阵钻心疼，当时就站不起来了。
袁永强在门外看电视，听见动静，敲了两声门：“怎么了？”我说没事。
他听出我声音不对，又敲了两下，里头没应声，他把门往里一推。
门锁原本就没扣死，因为我怕卡住，所以他直接就推了。
我坐在地上，光着腿，裹着浴巾，脚踝肿起一圈。
他愣了两秒，弯腰从床上扯过一条被单，披在我身上：“别动。”然后蹲下来，背对着我：“上来吧。”
我犹豫了。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我这才发现他的眼眶有点发红。
他没说话，只是把背又往我面前送了送。
我趴了上去，他背着我出了门，走了一里多路到镇上卫生所。
路上他步子很稳，但到卫生所门口时，我听见他喘得很重。
那个医生说没有骨折，是扭伤，给开了点外敷的药。
回去的路上，他推了一把旧轮椅。两只手握着扶手，慢慢往前走。海风挺大，吹得他白衬衫贴在身上。
他忽然开口，声音像风吹出来似的：“我老伴腰疼了三个月，一直没跟我说。她自己去药房买膏药贴，贴到走不动路才告诉我。到了医院，查出来胃癌，中期。四个月，人就没了。”
我坐在轮椅上，风把头发吹得糊住眼睛，我伸手拨了拨，没找到话。
他又说：“后来她走后第二年，我也查出来了胃上长个东西。当时我儿子正好不在家，我一个人去的医院。站在那个胃镜室门口，腿发软，心里想的就是一件事：我老伴当时来查，她是不是也这么害怕。”
他说完这句话，就低头不看我了，推着轮椅，拐上回民宿那条小路。
那晚我躺在床上，脚踝敷着药，眼睛闭着，脑子清醒。他把前妻的遗憾跟我讲了出来，我听懂了。他想告诉我的是：你的事，我要早一点知道。
这么些年，除了死去的老伴，他是头一个让我觉得不再孤零零的人。我把这句话在心里翻过来，又翻过去，始终没对他说出口。
05
台风是返程前两天登岛的。
那天下午天色就暗得不对。
风一阵比一阵猛，民宿老板挨个敲窗户，让把窗子关严实。
袁永强把所有窗户推死，又用干毛巾把窗缝堵了一遍。
到了晚上八点，电停了。
我在黑暗里听着风刮过屋檐，像有什么东西一直从屋顶拖着过去。
雨点打在玻璃上，噼里啪啦的，整个屋子都在风声里发抖。
我从小就怕这种天气，后背一层层冒冷汗。
潮热又涌上来了，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手心全是汗。
摸黑找到那罐“更年舒”，倒了一杯水，冲了满满两勺。
袁永强听到动静，打着手电筒过来，看见我手里的杯子，眉头皱起来：“这么晚别喝浓的。”我有点烦躁，口干舌燥，胸口那团火越烧越旺：“你让我睡一会儿，我实在难受。”
我没等他再说话，仰头一口气喝干了那杯。一股甜味顺着喉咙滑下去，我盖上被子，等着燥热退下去。
后半夜，肚子开始疼。
起先只是隐隐地搅，我忍着，怕吵醒他。
慢慢地，那种疼变成一阵一阵往下坠，像有人攥着我的肠子往下扯。
汗从额头上冒出来，浑身止不住发抖。
终于在又一次剧痛袭来时，我忍不住弯着腰滚到床边，“哇”一声吐了出来。
袁永强几乎是立刻醒了过来。
他光着脚踩过来，一把捞住我的肩膀，碰到我额头时指尖一顿：“这么烫。”他摸黑去外屋端来一盆温水，把毛巾浸湿，敷在我额头上，又替我擦了一遍脖子和后背。
我一直蜷在床边，吐了几回，最后只能缩着身子喘气。
天亮时风停了。
雨还在下，淅淅沥沥的。
我扶着墙去了趟厕所，裤子里湿了一片。
低头一看，浅红。
我呆住了。
停经六年多的人，裤子上出现了一片暗红色的血迹，那颜色像化开的铁锈。
那一瞬间，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钉在了原地，呼吸也停了。
我脑子转得很快，拼命回想昨晚发生了什么。
我半夜吐成那样，身上睡裤是完好的。
袁永强整晚都守在旁边，他连我的手都没多碰一下。
可这个血，我该怎么解释？
我把裤子换下来泡在水盆里，搓了一遍又一遍，搓到指甲缝发红，水盆里全是淡淡的血水。
床单上也沾了一点，我卷起来，塞进洗衣机，倒了半桶洗衣液。
袁永强隔着门问：“你没事吧？”我说没事，拉肚子，已经好了。
门外的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回去以后，你去做个检查吧。”
我站在洗衣机面前，盯着转筒里的泡沫，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我一个人看着那个转筒转了很久，心里乱糟糟的，把最不该想的那个念头按下去，又浮起来，浮起来，又按下去。
06
回城第三天，腹痛又犯了。
这次比在海岛那晚更猛。
我正在厨房倒水，疼得蹲在地上，汗珠子一颗颗往下掉。
我扶着墙挪到电话旁，打了辆车去了市二院。
挂号妇科。
接诊的医生姓傅，戴副细边眼镜，四十出头，说话不快，问得很细。
她问我起病多久，我便从海岛那个台风夜开始说了。
她没打断我，听完问我：“例假什么时候停的？”我说六年前。
她又问：“那个岛上的出血，量多不多？”
我说不多，像以前月事快完那两天。她点了点头，开了B超和血检，让我先去做检查。
B超室里躺下，冰凉的探头在我腹部来回滑动。
那个年轻女医生盯着屏幕，半天没说话，然后放下探头出去了一趟。
过不一会儿，傅医生进来了。
她接过探头手柄，自己在屏幕上看了很久，还让我侧过身又照了一回。
全程没有说一句多余的话。
一个多小时后，我拿着化验单回到诊室。傅芸把几张单子并排摆在桌面上，逐项看。我看不见那上边的字，只见她的眉头越锁越深。
她看了一会儿，把单子转过来，指着上面一行数值跟我解释：“你这个数值，超出正常范围很高。这种值一般出现在妊娠早期，或者某些特殊病变里面。但是你现在这个情况，绝经六年，不应该是怀孕。”
她顿了顿：“血管里那口气都没抽出来，我说的意思你听明白了吗？”我点点头。我脸色肯定很白。
“这个数值异常，加上B超里宫内区域有些异常，需要马上住院排查。先做个刮诊，再查一下内分泌。此外你带的那罐保健品，也尽快送到医院来。”她说话的声音不算高，但每一个字都落得很清楚：“你最近，吃什么补品了？”
我嘴唇动了动。“马红梅给的那罐‘更年舒’。”我没敢提马红梅的名字。
傅芸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又重新戴上：“明天把那个东西拿来。停经六年，照理说不该有这种指标。要么是身体出了岔子，要么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她看着我的眼神，像在掂量什么，“你一个人来的？能联系人吗？”
我坐在诊椅上，手里攥着手机。
手机屏幕亮了又暗，暗了又亮。
通讯录往下翻，语琴排在最上面，第二行是袁永强。
这个点让女儿远在千里之外坐飞机过来，值当吗？
可我还能找谁？
我按下袁永强的号码，电话只响了两声他就接了。“你方便吗？”我说，声音发飘，“我在医院。”
他那边安静了片刻，然后他说：“哪个医院？你别动，我马上到。”
我挂掉电话，发现自己的手在抖。
我坐在门诊走廊那排蓝色椅子上，看着对面的墙，脑子里反反复复只有一个画面：台风夜那杯汤色发白的冲剂，和我裤子上那块洗不褪色的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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