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在大城市成家8年没回过老家，我悄悄找过去，邻居上下打量我：这家3年前就把房子卖了回女方家了|女儿|新房子|旅馆

腊月二十三，我给儿子打电话。

第一遍没人接，第二遍刚响两声就被按掉了。

我攥着手机坐在医院走廊，老伴的化验单就在兜里。

肾衰竭晚期，县医院的医生摇着头，让转到省城去治。

八年了。

儿子在大城市成了家，一次没回来过。

我给他发了条短信：你妈病了。

发完靠在墙上，走廊那头有人在哭，哭得断断续续。

我把手机揣回兜里，起身走回病房。

老伴正靠在床头，看我进来，轻轻问了一句：“孩子怎么说？”我笑了笑，说：“他说过两天就回。”老伴信了，点点头躺下去。

我站在门口，把病房的灯关上，在黑暗里站了很久。

那天晚上我没有睡。

老伴吃了药睡了，呼吸又轻又细，像一片随时会被风吹跑的纸。

我坐在床边，借着走廊漏进来的光，盯着她的脸看。

她才五十五岁，头发白了一大半。

年轻时在纺织厂干活，三班倒，落下一身病。

后来厂子倒了，她又去超市做保洁，一天站八个小时。

我让她别干了，她说儿子在城里要供房，能攒一分是一分。

攒着攒着，攒出了一个尿毒症。

我年轻时在机械厂当钳工，手艺不错，脾气也硬。

儿子从小学习好，是这片出了名的乖孩子。

他考上大学那年，我摆了三桌酒，亲戚朋友都说我沈德才命好，儿子将来是要出人投地的。

那会儿我也这么想。

谁也没料到，他这一出去，人就远了。

头两年还好，过年还知道回来。

第三年开始变味了。

先说公司加班，后说要值班，再后来就变成了路程远、票难买、孩子小经不起折腾。

我和老伴嘴上说理解，心里头多少有些不是滋味。

没办法，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日子要过。

老伴这病，不是一天两天了。

前年查出来的时候，她去县医院做了两次透析。

我劝她去省城好好治，她死活不去，说费钱。

我知道她是怕儿子为难，怕那点治病的钱，让儿子跟儿媳吵架。

她想儿子，嘴上从来不提，只把孙子照片压在枕头底下，一张翻得起了毛边的照片，还是五年前儿子用手机传过来的一张。

从那以后，再没有新照片传过来。

我每年都跟儿子说，给你妈发点孙子的照片。

他都答应，答应完就没下文了。

腊月二十四早上，我给我哥打了个电话，让他隔两天去医院帮我看看老伴。

我哥问我去哪儿，我说去省城看儿子。

我哥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早该去了。

我装了几件换洗衣裳，把攒的八千块钱从存折里取出来，又翻出另一张卡。

卡里还有一万二，是去年给人做零活攒的。

我怕不够，转了两趟中巴去镇上，把邮局里剩的三千也取出来了。

凑了两万三，揣在内裤缝的口袋里，热乎乎地贴肉。

出门前我又折回来，站在门口看了一圈这间住了十几年的老宿舍。

墙皮掉了大片，窗台上一盆白掌长得歪歪扭扭。

这房子夏天热冬天冷，可好歹是个家。

我在心里跟房子说，你替我看好家。

火车是下午的。

我坐了四个多小时绿皮车，到了省城，天已经黑透了。

车站那么大，人乌泱乌泱的，我拖着行李箱被人潮推着走，一时分不清方向。

儿子三年前给过我一个地址，说是他自己买的房子，让我以后来城里就上那儿找他。

我用纸抄下来了，压在手机壳里。

我找了个面馆吃了碗面，问老板娘这个小区怎么走。

老板娘指着方向说坐地铁三号线。

我坐不明白地铁，买了张公交卡，一路问过去，倒了三趟，到那小区门口的时候，已经快晚上十点了。

小区挺大，门口有保安。

我报了儿子名字，保安查了半天，摇了摇头，说没有这个业主。

我心里咯噔一下，说不可能，我儿子在这买了房子。

保安不耐烦，指着门牌号让我自己一家一家看。

我提着行李绕到那栋楼下，抬头数楼层，数到十一层，那一排窗户黑着几户，亮着几户，看不出哪扇是他的。

我摸出手机拨儿子的电话。

这回通了。

响了三声，传来儿子的声音：“爸？”

“我到楼下了。”我说。电话那头没声了，停了片刻，他的声音有点发紧：“爸，你……你一个人来的？”

“嗯。”我说，“你妈病了，我上来跟你说一声。”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最后他说：“爸，你站在原地别动，我下来接你。”我在楼下等了十来分钟，冷风直往领口里灌，脚趾头冻得发麻。

单元门开了，一个人影快步走出来。

走廊的灯光打在他脸上，我愣了一下。

八年不见，儿子瘦得脱了相，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陷下去，西装挂在身上空荡荡的。

他走到我面前，张了张嘴，第一句话不是问我妈怎么样，而是：“爸，你怎么不打声招呼就来？”我看着他，心里堵了一块石头：“你妈住院了，医生让转院。”他垂下眼皮，嘴唇动了动，说了句：“我知道了。”说完他伸手接我手里的行李箱，指尖碰到我手背时，凉得像冰。

他没有带我上楼。

他说家里有点乱，儿媳妇已经睡了，不好打扰。

他带我走到小区门口的一家小旅馆，开了一间房，付了押金，一句话没多说。

进了屋，他把箱子放在墙角，在床沿坐下来，低着头，两手交握，指节泛着白。

我坐在另一张床上，看着他的样子，说：“你就打算让我住旅馆？”他抬起头，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又低下头去：“家里……不太方便。”我看了他一眼，八年了，第一次见。

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不回家了。

这个儿子，瘦得脱了相，望着自己的膝盖，连抬头看我的勇气都没有了。

那天夜里，我跟儿子在旅馆的窗边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一张小茶几。

他掏出一盒烟，递给我一根。

我摆手说不抽了，他也没多劝，把烟放在桌上，两只手来回搓着膝盖。

我问他卖房子的事，他愣了愣，说我怎么知道的。

我说那小区保安不让我进，说查无此人。

他沉默了好一阵子才开口，说房子卖了，去年春节前卖的。

他解释说，孩子大了，原来的房子学区不好，岳父帮着张罗，打算换一套带学位的，钱放在岳父那里周转。

我问卖了多少钱，他说一百来万。

我又问新房子买在哪儿了，他咬着嘴唇不说话。

“你说话啊。”我忍不住提高了声音。

他搓了搓脸，声音又低又哑：“在等着，中介那边还没办妥。”我盯着他看了很久，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他说话的口气很敷衍，像背了一百遍的台词，连他自己都不太相信。

我再追问，他就说自己不常住那边，最近都住在岳父家里，方便接送孩子上下学。

我问他住岳父家方便吗？

他说还行，岳父岳母人都挺好。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没有看我，望着窗户上灰蒙蒙的玻璃，像在说服自己。

我半夜没睡着，翻来覆去在床上烙饼。

第二天一早，我叫醒儿子，让他带我去看看那个原来的房子。

他犹豫了一下，说房子已经卖了，去也进不去门。

我说我就想看看那栋楼，在楼下站一会儿也行。

他拗不过我，带我去到那个小区。

白天再看，小区环境不错，绿化也很好。

我在大门口站了一会儿，看一群老头老太太在院子里聊天晒太阳，一楼的阳台上挂满腊肉和香肠，年的味道已经出来了。

我指着那栋楼问他，原来你住几层？

他说十一层。

我仰头望着那排窗户，十一层的阳台晾着一床格子纹的床单，在风里晃来晃去。

那肯定不是儿子的，他从来不喜欢格子纹的东西。

中午儿子带我去小区门口吃饭。

一盘炒合菜，两碗米饭，一盆西红柿鸡蛋汤。

他吃得很慢，筷子夹起菜来送到嘴边，嚼半天才咽下去，像喉咙里卡了什么东西。

我把自己碗里的肉夹给他，推过去。

他看着碗里多出来的两块肉，没有拒绝，埋头扒饭，含含糊糊地说：“爸，你自己吃。”我说你瘦多了，多吃点。

他不说话了，夹起肉，塞进嘴里嚼了几下，喉结上下滚动了一次，停了片刻才咽下去。

我看着他的侧脸，觉得他吃东西的样子，像在咽药。

吃完饭，他说公司还有事，下午得回去。

我说行，你去吧。

他站在饭馆门口，看了我一眼：“爸，你打算待几天？”我说待到你妈转院的事安排妥了，就走了。

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又把话咽了回去。

最后他说：“晚上我过来陪你吃饭。”他转身走了，背影融进街上的人流，瘦窄的肩头在人潮中晃了两下就消失在拐角。

我站在原地抽完一根烟，没有回旅馆，又折回了那个小区。

这一回，我没进大院，在旁边的超市买了箱牛奶和一兜水果，拎着走到小区门口，跟保安说我去朋友家送点年货，报了一户的门牌。

保安看我年纪大又提着东西，没多问就放了进去。

我在小区里转了一圈，表面上是在散步，眼睛一直在找合适的人。

花坛边坐着两个老太太在晒太阳，我在旁边坐了一会儿，插不上话，就起身往单元门走。

进电梯上了十一层，走廊里静悄悄的。

我找到了原来那户的门口，大门关得严严实实，门上贴着张过期的春联，边角有点翘。

我站在门前犹豫的工夫，身后那户的门开了。

一个年轻女人探出半个身子，手里拎着外卖袋子，她看了我一眼：“你找谁？”我说我来看老邻居。

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番，问道：“你是这家的什么人？”我说我是他家亲戚。

她摇摇头：“这家三年前就搬走了，房子也卖了。”我心里咯噔一下。

她接着说：“当时搬得很急，我以为出什么事了，后来听物业说，是回女方那边去了。”她说完没再看我，拎着外卖袋往电梯间走。

我站在那扇关着的防盗门前，手里的牛奶盒勒得手指头发疼。

三年前？

儿子跟我说的是去年卖的。

差了整整两年。

我走出小区大门，在路边蹲了下来，把牛奶和水果放在地上。

人行道上的彩砖冰凉，透过棉裤扎进膝盖里。

我点了一根烟，抽到一半，头顶的天阴沉沉的，快要压下来似的。

我掏出手机给齐德清打了个电话。

齐德清是我二十年的老伙计，以前在厂里干会计，脑子比我好使，也比我见过世面。

电话通了，我把情况说了。

他听完，停了一会儿：“那房子卖得有问题。”我说你也觉得？

他说：“你儿子说的是一年前卖，邻居说是三年前。这里头差了两年，你儿子骗你了。”

我蹲在路边，手指夹着烟，半天没动。

东南风卷起路面上的落叶和碎纸片，打在我裤腿上又旋开。

那时我心里隐隐觉得，来这一趟，恐怕不是劝儿子回家这么简单。

可我还不知道，真正的坑，在哪儿等着我跳进去。

晚上八点，儿子果然过来找我吃饭。

他挑了一家小馆子，坐下后点了两个菜，一瓶啤酒，自己给自己满上一杯，闷头喝了一口。

我看着他喝，没说白天我去过小区的事。

吃到一半，他忽然放下筷子，抬头望着我：“爸，妈的情况，你跟我说实话。”我说县医院让转院，肾上的毛病，已经到了后期。

他手里的啤酒瓶晃了一晃，没有拿稳，骨碌一声倒在桌面上，酒水顺着桌沿淌下来，淋湿了他的裤腿。

他没动，就那么坐着，像没感觉到酒是凉的。

老板娘赶紧跑过来拿抹布擦桌子，说了几句“没事没事”。

他这才回过神，低声说了句对不起。

“回去看看吧。”我说，“你妈天天念叨你。”他点了点头，声音有些涩：“等过了年，我把这边事了了就回去。”又是这句。

这三年，每次打电话他都是这句“等过了年”

“等忙完”。

我把筷子往桌上一放：“你妈怕是等不到过了年了。”他愣住了。

我从来没有用这种语气跟他说过话，我跟他之间，从来没有这样僵硬过。

小的时候他皮，我打过他，踹过他屁股。

可他长到二十岁以后，我没再动过一根指头。

他上大学那会儿，我扛着一床新弹的棉被送他到宿舍，往床板上一铺，跟他说：“好好念书，将来过好日子。”他站在旁边点头，眼眶红红的。

那时候多好。

这些年他在城里过得怎么样，我和老伴压根不知道。他从来报喜不报忧，张口闭口都是“好着呢”

“涨工资了”

“别操心”。

可看他现在这张脸，瘦得眼窝子都陷下去了，这叫好？

我心里压着火，没有再吃。

他也沉默，埋头把那瓶酒喝完了。

结账的时候他抢着扫了码，出了店门，兄弟两个站到了路灯下。

他说：“爸，我送您回旅馆。”我说不用，我认得路。

说完我走了几步，又回头，说了一句：“你妈这个病，县医院让尽快转院，我回去就办。”他站在路灯底下，脸上的光影半明半暗：“钱的事你不用操心，我来想办法。”他这句话说得很快，像怕说慢了就没了底气。

第二天，儿子没有来。

晚上七点多，他打了个电话来，说公司临时有急事，去外地出差了，让我先回县城，等忙完这阵就回去看我妈。

我嘴上应了，挂了电话我就坐公交去了那个小区。

我一路摸到了小区门口的中介门店，玻璃门里亮着灯。

我推门进去，里头坐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后生，正对着电脑发呆。

我问他，同志，我想打听个事。

他抬头看我，我说三年前你们中介帮一个姓付的女士卖了一套房子，在某某小区十一楼，现在想找当时的记录。

后生摇头，说他不清楚，三年前他还没来这上班。

他指了指电脑：“这里头的成交记录早就清理过了，要找得去总部调档案。”我问他总部在哪儿，他说城市广场那边。

大城市的中介，买房卖房都在电脑里走，比我想象的复杂得多。

我这种老骨头一辈子跟铁疙瘩打交道，从没碰过这些弯弯绕绕。

出了门店，我在路边站了一会儿，突然想到一个笨办法。

我绕回小区，跟保安套近乎，递了根烟。

保安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头，接了我的烟，点上吸了一口。

我问他，师傅，原先住十一楼那户人家，现在搬哪儿去了？

他想了想：“你说姓什么来着？”我说姓沈。

他摇头说不记得了。

我说三年前搬走的，当时有个小孩子，还有个挺好看的女的。

那保安想起来了：“你说的是姓付业主那家吧？她爸经常来的，开一辆黑色车子。”我心里一沉：“那家，是女方买的房子？”

保安吐了一口烟圈，说记不太清了，反正房产证上不是男的名字，男的倒是见过几回，不多，总是低着头。

他吸完最后一口烟把烟头踩灭了。

我递烟的手还悬在半空，过了好几秒才放下来。

那天晚上我躺在旅馆的床上，越想越睡不着。

儿子说房子是他挣的，供了房贷，怎么房产证上就不是他的名字了？

如果房子是儿媳妇的婚前财产，那儿子这些年交的房贷、首付，又都去哪儿了？

我又想起他今天说出差时那副躲闪的语气，像极了小时候干了坏事不敢认账的样子。

我在床上翻了大半夜，将近天亮才合了一会儿眼。

第二天一早，我做了一个决定，先不回县城。

我去老伴的病房给她打了个电话，说明天就回。

挂了电话，我去了那家房产中介的总部。

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窗口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调取三年前的成交档案需要提供产权人身份证号码或房产证编号。

我给不出来。

我站在服务大厅的柱子边上，傻了眼。

老办法走不通，就没别的路了吗？

我心里憋着一口气，又回到那个小区，在门口转了几圈。

快中午的时候，我瞧见一个穿物业工装的大姐，拎着一串钥匙从大门出来。

我赶紧上前，叫了一声大姐。

她停下来看着我。

我说：“大姐，我想问个事，前面那个十一楼的业主，以前是你这边管的吧？”她上下打量我：“你是干什么的？”

我说我儿子以前住那，我过来找人。

她皱起眉头，说我干物业都干了十年了，你儿子叫什么？

我说沈毅坤。

她愣了一下，像在努力回忆这个名字。

她想了很久，摇了摇头：“没听过这个名。十一楼那个户型，那家姓付。”我心里那根弦一下子绷紧了。

我又问：“那家是不是有个男的，瘦瘦高高的，戴眼镜？”她说：“有，但那个人是不是业主我不清楚。我来收物业费的时候，签字基本是女的名字。”她说完又打量我两眼：“你要找人，最好还是去派出所问。”我站在原地，太阳晒在头顶上，我却觉得后背发凉。

八年前卖老宅，借遍亲戚，往儿子卡里打了二十万。

我一直以为那笔钱变成了儿子的安身之所。

现在这个安身之所，连他的名字都不在了。

当晚我给齐德清打电话，憋不住了，把事情全倒了出来。

齐德清是个慢性子，听完半天没说话。

我急了，说你倒是吭一声。

他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老沈，你先别急，听我一句话。”我说你说。

他说：“你要查这事，光靠自己跑腿不行，得找个懂行的。”我问他找谁。

他说：“你记不记得我那外甥媳妇，在省城做律师助理？”我哪记得这些，我都不知道齐德清还有个外甥媳妇在省城。

他在电话那头把联系方式翻了半天，报了一串号码给我。

我拿笔记下来，记歪了两个字，又拿橡皮擦了重写。

挂了电话我坐在旅馆床沿，看着那张字条，心里忽然有些发酸。

我沈德才活了大半辈子，头一回要靠求人打官司来探儿子的底细。

第二天上午，我跟那姑娘见了面。

她姓林，看起来不到三十，说话倒是干脆利落。

我粗略说了情况，她问了我几个问题：买房时是谁出的首付？

转账凭证还在不在？

有没有汇款记录？

我点头说都在，我家那二十万是分两笔转的，一笔五万，一笔十五万，银行的转账回单我还留着，压在老家铁盒子里。

她又问：房子买的时候写的谁的名字？

我说当时我不太懂，儿子说贷款用的他的公积金，我寻思写他的名字就这么写了，他也没提过儿媳妇加名的事。

她说那就是说房产证上本来有他的名字。

我说应该有。

她沉吟了一会儿说：“如果有他的名字，他本人不到场，房子不可能被卖掉。夫妻共同财产，需要两个人签字。”

她这句话让我一下子愣住了。

我下意识地说“可我儿子说是为了换学区房，把房子卖了”，她听完我儿子的说法，嘴角抿了一下：“那他至少知道卖房这件事，是他亲口承认的。如果是他签了字卖的，你就不能说他被骗。”我心里堵得慌，又理不出头绪来。

她又问我：“你说邻居说三年前就卖了，你儿子跟你说去年才卖的？”我点点头。

她说：“那你们先别管房子是怎么卖的，最奇怪的是你儿子为什么骗你。他瞒这个，一定有他的原因。”她说话的神情很平静，却像一把刀，把包在外头的纸慢慢剥开了。

从她那里出来，我又打了个车去原来那个小区。

车停在南门，我没有进去，只站在马路对面看着那栋楼。

十一层的窗户亮着灯，似乎住着一对小夫妻，窗帘是他们新换的，浅灰色。

我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直到风吹得鼻涕都流下来了，才抬手抹了一把。

这时我听到一个声音在背后响起来：“你怎么又来了？”我回头一看，是那天在电梯里碰到的那个年轻女人，她手里提着两袋垃圾，正准备扔到路边的垃圾桶。

我有点不好意思，说我还在找我儿子的事。

她看了我一眼，我心念一动，问她那天说这家人三年前就搬走了，是不是真的。

她说当然是真的，她来这边住了都快两年了，上一户搬走后房子空了小半年才租出去。

她说着，又补充了一句，“那时候中介带人来看房，我听楼下阿姨说，这家是急着要钱，低于市场价卖掉的。”

我心里一紧：“低于市场价多少？”她想了一下：“好像比同户型便宜了十几万，所以才很快成交了。”她还提到当时卖房的是个女的，还有一个秃顶的中年男人，不是中介。

她随手一指：“就那个方向，穿个皮夹克。”那就是付国柱。

我心里说。

我蹲在路边，从兜里摸出烟盒，摸到烟，手有点抖，半天没点上。

一旁的女人看了我几眼，犹豫了一下，还是走回楼里去了。

傍晚的风吹得光秃秃的树枝子刷刷响，我坐在马路牙子上，抽完了一根烟，把烟屁股压扁在脚边的砖缝里。

如果付国柱背着儿子卖房，怎么能办下来贷款过户？

这里面还缺一环说不通。

我心里琢磨着，那晚回到了旅馆。

进门的时候，前台的小姑娘叫住我，说有个人找我，在这等了半钟头了。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沙发角落里坐着一个人，手里攥着一个信封。

是我的儿子沈毅坤。

他抬头看见我进来，从沙发上站起来，手里的信封捏得更紧了。

他没有解释为什么没有去出差，也没有问我白天去了哪里。

他站在旅馆窄小的大堂里，昏黄的吸顶灯照着他的脸，颧骨的阴影深得几乎像一条沟。

我走过去，在他对面坐下。

沉默了半天，他把手里的信封递到我面前：“爸，这钱你拿着，先给妈转院。”我接过信封，里头厚厚一沓，一看就是刚从银行取出来的现金。

我没有拆开看，只问他：“哪来的钱？”他又沉默了一会儿：“我找了同事借的，一万，先拿着用。”我说你出差去了，怎么还有空找同事借钱？

他没作声。

我又问：“你到底出了什么事？”他忽然抬起头，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爸，我没出事，就是手头紧。你别问了，行不行？”他说完，站起来要走。

我一把拉住他的胳膊：“你等等，你跟我实话实说，那房子到底是什么时候卖的？”他整个人僵住了。

他张了张嘴，又闭上，像一个溺水的人，找不到可以抓的东西。

过了很久，他垂下头，声音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爸，你别查了。有些事，不像你想的那样。”

他往外走，走到门口时停了一下，又折回来，从我面前走过去，又停下来，站在门口，背对着我。

他终于开口，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铁皮：“爸，那房子卖了三年了，钱我一分没见着。”这话像一记闷锤，砸在我心口上。

我一下子喘不上气，伸手扶住桌沿才没瘫下去。

他已经拉开门走了出去，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

我坐在旅馆的床沿上，手里的信封不知什么时候掉在了地上。

我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儿子刚结婚那年，过年回来，他笑着跟我说，爸，房贷还得差不多了。

我拍拍他肩膀，说好小子，有出息。

想起他后来回得越来越少，有一次打电话我妈接着了，他在电话那头说，妈，我不回去了，你们自己好好的，那头匆匆挂断。

那时候我骂过他，老伴拦着说孩子有难处。

现在我才知道，他确实有难处。

可我一点也不懂，他为什么瞒了我这么多年。

我一夜没合眼，反复看手机里儿子发来的那条短信：“爸，你明天回吧，这边没事。”我盯着那行字，心里的火苗一点点窜起来，几乎烧到喉咙口。

第二天一早，我把那一万现金塞回信封，揣上昨晚写的律师咨询记录，打了一个电话。

我打给付国柱。

我跟他说我来了城里，中午想请他吃顿饭。

老亲家，坐在一起叙叙旧。

他在电话那头笑得热络：“行啊行啊，咱老哥俩有日子没见了，我请你。”挂了电话，我低头看着自己那双旧皮鞋。

鞋底磨得快要穿透了，后跟已经歪到一边。

我在小卖部买了一卷透明胶带，蹲在马路牙子上把鞋底缠了一圈又一圈。

午间，付国柱约在一家饭馆。

他来得比我晚十几分钟，穿着一件深色夹克，肚子微微发福，头发梳得一丝不乱。

他笑容满面地跟我握手，握着我的手晃了两下：“老沈，毅坤也不早说你来。你早来嘛，早来我让静宜把家里拾掇拾掇，让你住家里去。怎么还住旅馆呢？”我说住旅馆方便。

他招呼服务员点菜，点了一桌子，又给我倒酒。

我端起来跟他碰了一杯：“老付，我问你个事。”付国柱放下酒杯，笑容没变：“你说。”我放下酒杯，直视着他：“沈毅坤的那套房子，什么时候卖的？”

包间里安静了几秒。

付国柱脸上的笑容没有垮，还挂在那儿，但眼睛里的一道光微微闪烁了一下。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反问我：“老沈，这件事是毅坤跟你说的？”我说我自己查的。

他“嗯”了一声，拿起酒瓶又给我斟了一杯，不紧不慢地说：“是这样的，老沈，去年我看中了一套学区房，跟毅坤商量要换，让他把旧房挂出去。谁知道那房卖得不顺，拖了一阵。这不还挂着吗？那房子卖了以后，钱在我这边过了一下，年后再给他去付新房首付。”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始终带着笑，语气又轻又快，像在讲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一个影子往它背光处缩了缩，露出一丝不容易察觉的破绽。

我当时没有立刻发作。

我只是垂下眼睛，端起那杯酒，又放下了。

我说：“老付，你也知道，我老伴这个病等钱，我来主要是想让毅坤回去一趟。”付国柱立刻点头：“应该的，过年我让他回去。”

我看着他，心里什么都明白了。

他说话的方式，像他从来没做错过什么。

这顿饭我吃到半程就起身走了。

他没有拦我。

我走出饭馆门，在马路边站了一会儿，一辆洒水车远远开过来，水柱溅到我鞋面上，打湿了那双缠着透明胶带的旧皮鞋。

我还是不解。

他到底拿什么捏着我儿子，让一个大活人在这座城市里，不敢吭一声？

第二天我又去找那姑娘，就是齐德清外甥媳妇。

她姓林。

我把这顿饭的每一句话原原本本讲给她听。

她听完问我：“你儿媳妇付静宜知道这回事吗？”我说我不知道。

她让我想办法查房屋档案，看看当年贷款还有没有未结清的部分。

我去了不动产登记中心，排了一上午队，窗口的小姑娘查了半天，告诉我一个消息：这套房子在卖掉前，做过两次抵押贷款。

一次是在银行做的按揭，已经结清了。

另一次是在一家民间小额贷款公司做的二次抵押，金额是三十万。

那家小额贷款公司的名字我没听过，看起来很正规。

她打了一张单子给我，指着上面的字让我看。

我看了看，公司的注册地址在经开区，法人的名字我不认识。

我又去了一趟工商局，查那家小额贷款公司的登记信息。

在那张企业信息表上，法人栏里写着一个名字：王春华。

我不认识王春华。

林姑娘听我讲了之后，又要执照号码，用手机查了一下，抬头跟我说：“这家公司的监事是付静宜。”

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

她又补充了一句：“就是你的儿媳妇。”我看着她，脑子有点转不过弯来。

她说：“这套房卖了三年，钱为什么没到你儿子手上？第一次抵押是还清了按揭。第二次抵押的三十万，大概是被拿去还了一笔欠款或者挪用。然后房子被低价卖掉，过户时因为抵押已经解除，所以没有障碍。付国柱不需要你儿子出面，他只需要一个曾经签过字的授权委托书。”她停了停：“你儿子说他签过不少东西，很可能其中就有这份委托书。他以为他签的是办贷款的附件。”她的话说得平静，但落在我耳朵里像炸雷一样。

我儿子签过字，卖房的三年前他就签了，等于他自己亲手把房子从自己名下送走了。

我呆坐了一会儿，突然问了一句：“那套房子卖的钱，去了哪儿？”她没说话，看了看我：“这需要查资金流向，最好通过律师去调。如果房子是被恶意转移，你可以主张追回。”我说那就打官司吧。

她看着我，轻轻说了句：“沈叔，打官司打的是你儿子的名义。”这句话像一根针，扎在我心里最软的地方。

我儿子要是愿意打这场官司，哪里还用等到我来？

他连跟我开口的勇气都没有，哪来的勇气去告自己的岳父？

那天下傍晚出了太阳。

我在旅馆楼下买了一碗粥，端着上楼，坐在窗边慢慢喝。

粥已经凉了，我一口一口喝完，放下碗，拿起手机给儿子打电话。

响了三声，他接了。

“你到你岳父家那套房子里，把我孙子和你媳妇的照片发一张给你妈。”我停了几秒钟，说，“你叫你媳妇听电话。”他沉默了一下，说：“静宜不在家，带孩子出去了。”我说那就算了。

挂了电话后，我又拨了一个号码，打给付静宜。

响了几声，她接了，声音带着一丝警惕：“爸？”我说静宜，我来城里了，你有空出来见一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