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帚在中国民间有“扫除不祥”的说法，倒挂起来，更像是把家乡风俗带进了晚年生活。有人问他为何这样摆放，许世友只说：“这是老家的讲究，图个平安。”话不多，意思却很明白：他知道身体出了问题，却不愿把病情当成生活的全部。

这时的许世友，已经是南京军区司令员，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战争年代留下的伤病，加上长期饮酒，使他的肝脏早已不堪重负。到了晚年，他对自己的身体并非毫无判断，只是习惯了硬扛。

早在1981年，他就曾把秘书李文卿、魏金山和两个儿子叫到一起吃饭。席间，他没有谈工作，也没有讲战场旧事，而是交代两个秘书多照看孩子，发现问题就批评，不能因为顾情面而放任。

说到这里，许世友还特别提到次子许建军，认为他性格急、胆子大，容易冲动。这个安排不像普通的家事嘱托，更像一位久经风雨的老将，在提前布置身后事。

许世友还明确表示，自己去世后不愿火化，希望葬到母亲身边。他曾向毛泽东和邓小平表达过这一愿望。按照当时提倡火葬的政策，土葬并不是通常选择，但许世友有自己的理由：活着没有尽够孝，死后想陪母亲一程。

他的母亲早年守寡，许世友很小便离开家乡投身革命。参加革命后，他长期在外征战，回家的次数极少。1959年回乡时，他看到年过七旬的母亲还在砍柴、喂猪，心里十分难受。母亲病重时，他又因工作无法及时赶回，这份遗憾一直压在心头。

所以，土葬对许世友而言，并不只是葬法问题，而是与母亲之间未能完成的家庭责任。军人的身份让他习惯服从纪律，儿子的身份又使他始终惦记母亲，两种情感在晚年集中到了一件事上。

1985年春节前后，许世友开始频繁出现腹部胀痛。起初他没有声张，疼起来就忍一忍，缓过去便照常生活。到了3月，他到医院检查，甲胎蛋白指标明显异常，医生判断肝脏病变严重。

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肝癌的诊断和治疗都远不像后来那样成熟。医生们一度希望通过复查、进一步检查来确定病情，也有人劝他到北京接受更全面的诊疗。南京军区方面担心直接告知会刺激他，便请老战友聂凤智出面劝说。

两人见面时，许世友仍显得很硬朗。聂凤智试探着说：“北京条件好，还是去看看吧。”许世友回答：“不去。”对方又劝了一次，他仍然摇头。多年军旅生涯形成的性格，使他不愿被病痛牵着走，也不愿把最后的日子交给反复检查和治疗。

随着病情发展，许世友减少外出，拒绝进一步治疗和频繁探视。这里的“拒绝”，并非完全放弃一切医疗照料，医护人员仍为他补充人体白蛋白、葡萄糖等，以维持基本营养，只是他不愿接受大规模转院、手术或持续折腾。

那把倒挂的扫帚，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它不能改变病情，却满足了许世友对故乡习俗的依恋。对一个戎马半生的人来说，面对无法逆转的疾病，仍要保留一点自主选择，或许比听见各种劝告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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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秋天后，他进食越来越少，身体明显衰弱，排尿也出现困难。9月30日，许世友病情恶化并陷入昏迷，医院向家属发出病危通知。田普和孩子们轮流守在病房，中央也多次询问情况，希望医护人员尽力延长他的生命。

即便如此，他仍保留着军人的倔强。有一次，他坚持下床去厕所，医护人员准备搬动他时，他突然拔掉身上的管子。医护人员一时愣住，因为这些管路正维持着他的基本生命支持。

1985年10月22日，许世友因病逝世，享年80岁。关于身后安葬问题，邓小平作出“下不为例”的批示。随后，许世友按照生前愿望安葬，长眠于故乡母亲身旁。墙上那把倒挂的扫帚，也成了他晚年生活中一个特殊而耐人寻味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