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湖州衙门，日头刚过正午。
苏轼正在官署里批阅公文，一顶官轿突然停在衙门口。轿里下来的是太常博士皇甫遵，身后跟着两名御史台差役。皇甫遵没有寒暄，只说了句："本官奉旨勾到，请子瞻先生这就随行。"他取出一封文书，举到苏轼面前。
苏轼被这阵仗吓住。他以为死到临头，私下跟老仆人商量怎么办。据宋人笔记，他当时"魂飞魄散"，差点当场自尽。是随行的通判祖无颇死死拉住，告诉他这是公文押解、不是赐死，他才定了定神，换上朝服出见。这一拉，把一个文人的命，从湖州官署的台阶上，拽回了东京御史台的牢房里。
一个天下最好的诗人，仕途正盛的知府，就因为一篇谢恩表里写了几句自嘲的话，被当场夺职、押解进京、关进了大狱。关了一百三十天。这就是北宋最著名的一桩文字狱：乌台诗案。
谢上表里的十二个字
苏轼为什么会被抓？表面看，是他在到任湖州时写的那篇《湖州谢上表》。
新官上任，照例要向皇帝递一道谢恩折子。苏轼在这篇应酬文章里，夹了两句很"不合时宜"的自嘲：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意思是：我知道自己笨，赶不上如今这班新提拔的朝官；我也知道自己老了，不会惹事，或许还能管管小老百姓。
这两句话，放在散文里是自谦，放在党争白热化的元丰年间，就是一根引线。
最先咬住它的是监察御史何正臣，六月里抢先上奏，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借谢表欺君。紧接着，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舒亶、国子博士李宜之等人轮番上阵，弹章一封比一封重。舒亶说得最狠，他从这两句里读出"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
什么叫"无复人臣之节"？就是说你苏轼嘴上说"追不上新进"，实际是在骂皇帝提拔的人、骂皇帝推行的新法；嘴上说"老不生事"，实际是在讽刺朝廷多事。一句话，定性成"诽谤朝政、讥讽天子"。
这就是典型的"揪字眼"。一篇几十字的谢表，被这帮人拆开、放大、上纲上线，一个字一个字地往"怨望""不臣"上靠。苏轼不是头一个倒霉的，但他是把这种手段推到极致的那个。至于沈括早年抄录苏轼诗稿进呈、却被神宗搁置，那是远因，真正把火点起来的，是七月里这份谢表。
诗，变成了罪证
光一篇谢表，还撑不起一个大狱。李定们的第一步，是把苏轼过去十年写的诗，全部翻出来，一首一首拿去对号入座。
这才是乌台诗案最核心、也最荒唐的地方。苏轼的诗，咏景、咏物、咏怀，写的是山水、是节令、是兄弟情、是人生感慨。可在审讯者眼里，这些诗全都是"讽刺新政"的暗号。
试举两例。
一例。苏轼写过《山村五绝》，里头有句"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舒亶说，这是讽刺朝廷的青苗法，把农家子弟都赶进城里了。苏轼在狱中供认，说确实如此。
另一例最著名。苏轼在徐州写过一首《王复秀才所居双桧》，咏的是庭院里两棵高耸的桧树：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字面意思：这树根扎到地底深处，也没有一处弯曲，世上只有蛰伏在九泉之下的龙，知道它的正直。
这本是一首托物言志的咏树诗，夸主人品格刚直。舒亶等人却把它解成了谋反。宰相王珪在神宗面前这样奏报：陛下您是飞龙在天，苏轼却说什么"九泉之下的蛰龙"，这不是暗指他自己是条"蛰伏的龙"，有觊觎神器、觊觎皇位的心吗？
"蛰龙"二字，一下被推到谋逆的高度。苏轼的命，就悬在这两个字上。
可皇帝神宗听到这个解释，反应却出乎所有人意料。据叶梦得《石林燕语》记载，神宗听完王珪的弹劾，只是淡淡说了句：
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
意思是：写诗的人，怎么能这样穿凿附会？他明明是在咏一棵树，关我什么事？
王珪当场语塞。旁边站着的章惇补了一句：龙未必专指天子，人臣也可以称龙，诸葛亮就被叫作"卧龙"，东汉还有"荀氏八龙"，难道他们都是君王？说得王珪哑口无言。这句"彼自咏桧，何预朕事"，是整场诗案里最耐人寻味的一笔。皇帝亲口把李定们苦心经营的"谋逆"定性，轻轻拨了过去。这也说明：所谓"蛰龙"谋反，从头到尾是一场借题发挥的政治表演，连皇帝本人都觉得牵强。
乌台：那座柏树上的监狱
苏轼被押到东京，关进的是御史台狱。为什么叫"乌台"？这是个很有画面感的典故。
汉代御史府里种着柏树，常有几千只乌鸦在上面筑巢，晨去暮来，所以后人管御史台叫"乌台"，也叫"柏台"。苏轼被关进来的，就是这片"乌鸦栖宿"的囚笼。
进了牢房，苏轼心里一片漆黑。他觉得自己必死无疑，因为李定这帮人摆明了要置他于死地，皇帝开头态度又很严厉。他连日常服用的青金丹都藏了起来，准备一旦被判死，就吞药自尽。
恐惧到极点，苏轼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他和长子苏迈约了一个暗号。他叮嘱苏迈：送饭时如果送的是菜和肉，说明案子还有缓；如果改送鱼，说明情况不妙、可能要问斩。谁知有一天，苏迈因银钱用尽，出京去借，把送饭的事托给一位远亲代办，却忘了交代这个约定。那位远亲好心，觉得苏迈天天送菜太单调，特地做了条熏鱼送去。
苏轼一看碗里的鱼，登时眼前一黑，以为大限已到。
第二件，他趁此时，给弟弟苏辙写了一首诀别诗，《狱中寄子由》：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诗里，他把皇帝比作"如天"的圣主，把自己比作"愚暗"的小臣，说自己是"自亡身"，罪有应得。但他最牵挂的不是自己，是弟弟，是他那十口之家，是"与君世世为兄弟"的来生之约。他把诗卷好，托给待他友善的狱卒梁成，嘱其转交苏辙。
这封信送出的时候，苏轼以为自己马上就要死了。他万万没想到，这封"遗书"后来会传遍天下，成为乌台诗案里最让人心酸的一页。据说它辗转送到神宗手里，皇帝看了，一时也很感动。后来苏辙果然上书，愿把自己的官职全捐出来，给哥哥赎罪。
审讯室里，一群人在"找诗"
苏轼在狱中，经历了好几个月的审讯。御史台对文人，不像对杀人犯那样动大刑，而是换了一种更折磨人的方法：逼供。或者换个更准确的说法：逼"认罪"。
审讯者要苏轼交代，自己写的哪些诗"讥讽新政"，一首一首供出来。这就是《乌台诗案》这份案卷的由来。它是后来被完整保存下来的一份审讯档案，里面苏轼的供词、李定舒亶们的按语，全都清清楚楚。正因为这份案卷留下来了，后世才能完整看到，一场文字狱是怎么被"做"出来的。
据案卷记载，苏轼被要求逐首交代自己诗的"本意"。他一首首辨认，有的一口咬定"无讥讽"，有的则承认"此诗讥讽朝政"，有的被审讯者硬是解释成讽刺。审讯者要的，不是诗人的"本意"，而是一份能让皇帝点头的"罪状"。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苏轼供状"，其实是控方和被告在一个极不平等的处境里，一寸寸咬出来的东西。
最让苏轼难堪的，是被牵连的"同党"。因为诗案，和他有诗文往来的司马光、范镇、王诜、张方平、黄庭坚、苏辙等人，全都被卷了进来。王诜因为是驸马都尉，又与苏轼交情最深，被御史台指为"泄漏密命"，削除一切官爵，成了仅次于苏轼的二号人犯。其余司马光、范镇等人，各罚红铜二十斤。一张由诗文织成的网，把大半个文官集团都罩了进去。据案卷统计，受牵连的有三十九人。
大理寺判了，御史台不认
案子审到今天，出现一个极有意思的转折，也是全案最见"人心"的地方。
审讯完了，按宋朝的司法程序，接下来该由大理寺"检法"量刑，也就是对照法律条文，给出判决意见。
大理寺给出的初判是四个字：
当徒二年，会赦当原。
意思是：按律，苏轼该判两年徒刑；但正好遇上朝廷的赦令，他的罪应当赦免，免予处罚。说白了，大理寺从法律角度认为，这就是个"刺几句诗"的轻罪，够不上大狱，更够不上死罪。
御史台不干了。李定、舒亶看到这个判决，勃然大怒。他们上奏皇帝，要求对苏轼"特行废绝"，也就是依法外加重惩，彻底废黜。有意思的是，李定舒亶的奏状里没有一点司法层面的争辩，没有指出大理寺的判词哪里错，只说这个结果不对，起不到惩戒"旧党"的作用。他们不跟大理寺讲法，跟着皇帝讲人。
这时，负责复核的审刑院站了出来。审刑院复核对，支持大理寺。它给出的结案判词有两条：一是苏轼"当徒二年"；二是"会赦当原"，赦令对苏轼有效，应免罪；三是奏请依皇帝圣旨，对苏轼加以"特责"，即贬谪处分。
最后拍板的，是神宗。他一锤定音：戴罪贬谪，贬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意思是：给一个"副使"的虚衔，发配到黄州，但不许他碰任何政务。
李定、舒亶们费尽心机罗织的一桩"谋反大案"，最后定谳成一个"贬谪"。这个落差的背后，正是大理寺、审刑院，与御史台、皇帝之间，一场无声的角力。朝堂上写诗的人有罪，但还不至于死；朝堂上想杀人的人很凶，但没杀成。
皇帝的秤
苏轼的命，最后是保住了。但让他活下来的，不是李定们的宽宏，也不是他自己认罪认得好，而是一杆"秤"：皇帝的秤，和各方力量共同压下去的秤。
营救苏轼的力量有好多股。
第一股，是苏辙。他在《为兄轼下狱上书》里说，自己"早失怙恃，惟兄轼一人相须为命"，如今兄长逮捕赴狱，举家惊号，忧在不测，请求朝廷宽赦；"臣欲纳在身官以赎兄轼"，愿以自己的一官半职换兄长一命。手足之情，字字见血。
第二股，是章惇。此人是变法派宰相，跟苏轼私交不错，也出面替苏轼说话。
第三股，是王安礼，王安石的亲弟弟。他进谏神宗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论罪人。"
第四股，是最有分量的，神宗的祖母、太皇太后曹氏。她当时正病重，跟神宗提起当年仁宗皇帝得了苏轼、苏辙兄弟，回宫喜容满面，说"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可惜自己老了用不上，是留给子孙的。如今你把苏轼下狱，真令人难过，求陛下垂慈。据说神宗听了，心里也跟着动容，说"尚未定谳"，安抚祖母。
第五股，是王安石。他已罢相，退居金陵，听到消息，上书神宗，说了一句流传至今的话：
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
意思是：哪有大治之世，杀一个才华的人的道理？当年苏轼和王安石政见不合，是政敌；可到了要杀人这一步，王安石站了出来。这话分量极重。
而最终关键的，还是神宗自己心里的那杆秤。他既讨厌苏轼写诗讥讽新法，又不屑于用一句"蛰龙"去杀一个文人。他听了"彼自咏桧，何预朕事"，心里其实早就定了：这案子可以办，但罪不该死。所以当御史台的气势汹汹，撞上大理寺、审刑院的"当徒二年"，再撞上那一票求情的人，皇帝顺水推舟，把案子落到了"贬谪"的刻度上。
诗案之后，留下哪些记载
乌台诗案能成为后世反复研究的对象，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留下了好几份互相参差的记载。它们之间的差异，恰恰说明这桩案子的"真相"，从一开始就被不同立场的笔写成了不同的样子。
第一份，是宋代人编的《乌台诗案》案卷。这是审讯档案，苏轼的供词、李定舒亶的按语一应俱全，是还原审讯过程最直接的材料。但它有一个天然的缺陷：这是审讯方的记录，苏轼的"认罪"，未必等于他的"本意"。
第二份，是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作为编年史，它把元丰二年十二月苏轼责授黄州的诏令、案件经过，用极简的笔法记了下来。它承认苏轼因"诗文"下狱，还对大理寺"当徒二年，会赦当原"、御史台反对、审刑院复核的过程，有相当完整的记载。这是最接近官方司法过程的记录。
第三份，是《宋史·苏轼传》。正史的写法，落在"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语，以为诽谤"一句上，承认这是"摭"出来的罪名，多少带着点替苏轼鸣不平的味道。但它同样没有展开审案的细节。
第四份，是各种各样的宋人笔记。叶梦得《石林燕语》记"蛰龙"事，留下了神宗"彼自咏桧，何预朕事"那句最关键的软话；孔平仲《孔氏谈苑》记皇甫遵到湖州"拉一太守，如驱犬鸡"的情形；王巩《闻见近录》补了章惇怼王珪"呸，舒亶的唾液也可啖么"的场景；陈鹄《耆旧续闻》则详细记了太皇太后曹氏求情的那段对话。这些多是追忆或传闻，未必都确凿，但恰恰因为有了它们，乌台诗案才从一个枯燥的案卷，变成一个让人揪心的故事。
这四份材料放在一起，就出现一个耐人寻味的落差：案卷和正史，都承认苏轼"因诗获罪"；但诗到底"罪"到什么程度，案卷说得最重，正史说得最轻，笔记又补了皇帝态度的反转。这落差本身，就是一场文字狱最真实的注脚。
黄州，那片荒洲之上
元丰三年正月，苏轼被押出京城，踏上了去黄州的路。
黄州是长江边上一座荒凉的小城。苏轼在这里，连俸禄都领不全，俸禄太少，养不活一家人。他就在城东的一片坡地上开荒种田，给自己取名"东坡居士"。
就是在黄州这片苦地上，苏轼写出了他一辈子最好的作品。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定风波。都是他在黄州被贬的几年里，对着长江、对着赤壁、对着风与月写出来的。
后人常说一句话：如果没有乌台诗案，苏轼也许是北宋一个锦衣玉食的太守；正因为有乌台诗案，才逼出了那个"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苏东坡。
这话有道理，但不全对。苏轼的伟大，不是被诗案"成全"的，而是在诗案之后，没有垮掉。一个人在牢里待了一百三十天，以为自己会死，出狱后还能写出"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这样的人，才是真本事。
这案子到底在审什么
回到那个问题：苏轼被关一百三十天，到底犯了什么罪？
能确证的，有两层。
第一层，苏轼确实写过不少调侃、批评新政的诗。他反对王安石变法，觉得新法扰民，这种情绪在诗里是真真切切的。所以，李定们弹劾苏轼"讥讽朝政"，不算完全凭空捏造。这是苏轼自己后来也承认的。
第二层，也是更重要的一层，李定舒亶们要做成的，是另一回事。他们要把苏轼写成"谋逆"，把一句咏桧树的"蛰龙"，穿凿成"觊觎皇位"。而这一步，连皇帝本人都不买账。神宗一句"彼自咏桧，何预朕事"，把李定们精心搭建的"谋反"高楼，轻轻推倒了。
所以乌台诗案的真相应是：一半是真牢骚，一半是罗织。苏轼的"罪"，是"讥讽朝政"，但被他自己的政敌，用最恶毒的方式，放大成了一桩"谋反案"。这场官司，表面在审一个文人的诗，实际是一场党派倾轧。李定多年前就与苏轼有过节，舒亶们要借弹劾立威邀功，他们把一桩本来可轻可重的文字纠纷，一路抬进御史台，抬到皇帝的案头。
而神宗最终没有杀苏轼，不是因为李定们仁慈，恰恰是因为他跟李定们不是一条心。他用一句"彼自咏桧"，把这事从"谋逆"降回了"贬谪"，又借助大理寺、审刑院的"当徒二年"，给李定们的杀心上了一道锁。这是皇帝对党争的一点点制衡，也是苏轼命里的一线天。
至于苏轼每一首诗真正想表达什么，时间的风沙早把它磨得模糊，谁也无法一一确证了。能确证的是：那个七月午后，湖州衙门里一个写诗的人被押走，从此，诗与罪，在中国历史上，被钉在了一起。这一钉，就是上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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