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是乾化元年，公元911年盛夏。
洛阳热得像被丢进了蒸笼，蝉在树上叫得人心烦。后梁太祖朱温嫌宫里闷，带着随从跑到河南尹张全义家里“避暑”。
所谓避暑，不过是个体面的借口。
皇帝来了，张全义当然不敢怠慢，家里铺张起来，一切照规矩办。可谁也没想到，这次“避暑”，会成为张家一生最不堪、最屈辱的一页。
那天夜里，朱温在张家胡作非为，几乎把张家的妇女糟蹋了个遍。史书上只有短短一句话：“帝避暑于张宗奭第，乱其妇女殆遍。”几个字，却是血淋淋的现实。
对一个男人来说，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哪一件不是刻骨仇怨？张全义的儿子张继祚当场就要拼命，拔刀要冲上去砍了这个荒淫无道的皇帝。
可张全义，硬是把这口血咽了下去。
他一把拦住儿子，脸都吓白了。很简单，他比儿子更清楚另一件事：一旦动手，不是拼命，而是灭门。
张全义压着怒火，对儿子说了一番话，大意是：当年我被李罕之围困，只能啃木屑活命，是如今的皇帝救了我一命，我才有今天的富贵。这种救命恩情不能不报，更不敢忘，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说完，他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继续恭恭敬敬地伺候朱温，任由对方在自己家里胡来。
如果只看这一幕，很多人心里都会骂一句：这人，还有没有一点骨气？
但问题在于，事情真有那么简单吗？
其实，要看明白张全义这个人，得从头说起。
他不是那种一出生就注定要当大人物的人。相反，他的出身很普通——濮州人，也就是今天山东鄄城附近，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贫苦农民。
他生在唐宣宗大中六年，也就是公元852年。那个时候的大唐，看上去还有点中兴的样子，“大中之治”让人以为王朝有可能振作一下。但好景不过几年，唐宣宗一死，朝廷迅速滑向腐烂。藩镇各自为政，宦官作乱，苛捐杂税压得普通人喘不过气来。
张全义小时候，吃过的苦一点不少。好不容易长大了，当上了一个小小的县吏，在临濮县衙门里混口饭吃。按理说能有个公差，就算有出息了，可他没后台、没人脉，在衙门里成了被拿捏的软柿子——上司看他孤立无援，能压就压，能使唤就使唤，给最累的活，吃最小的亏，典型的职场霸凌。
换句话说，他一开始就是个被“制度”和“关系”摁着头打的小人物。
就在这时，外面世界也彻底乱了。
乾符年间，黄巢起义爆发。这个姓黄的盐商不想再老老实实交高额盐税，干脆拉起队伍造反，几乎把半个中原搅成一锅粥。乾符四年，黄巢军打到山东一带，风声鹤唳，官军溃不成军。
可能是被逼急了，也可能是对朝廷彻底绝望了，张全义干脆丢掉小吏身份，投奔了黄巢这支起义军。
黄巢一路打得干脆利落。广明元年，起义军攻入长安，黄巢自称大齐皇帝。张全义在这时候被封为吏部尚书、水运使，这两个头衔，说白了，他一下子从小县吏跳成了京城高官。
那时的朱温，也是黄巢部下，两人算是同一阵营的同事。要是黄巢真能稳住江山，他们大概会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被写进史书。
可惜，农民起义能打天下，很难坐天下。中和三年，李克用等大批藩镇合力围剿，黄巢被迫退出长安，势力急剧衰落。没多久，他兵败自杀。所谓“大齐”，只活了短暂的几年就成了历史的脚注。
黄巢一倒台，整支队伍就像树倒猢狲散。朱温率先投降唐朝，摇身一变，成了平定黄巢的“功臣”；张全义这边，也赶紧撤退，带着一家老小找新靠山。
他选的对象，是河阳节度使诸葛爽。
这位诸葛爽，跟他算半个同乡，也同样有着造反再投降的经历：当年在官场被逼急了，参加庞勋起义，失败后又投降唐朝，后来被黄巢任命为河阳节度使，黄巢败亡后，再一次向唐廷称臣。
换句话说，两人都是在乱世里来回横跳的人。
诸葛爽倒是很看重这个老乡，甚至预测他将来成就比自己高，还特意提拔他做了泽州刺史。可惜好景就几年，光启二年诸葛爽病死，河阳镇内部马上上演权力争夺战。
最后的局面是：张全义和诸葛爽的老部下李罕之联手，接管了河阳的权力。但不要以为这是从此同心协力，他们其实只是短暂结盟。那时的天下，已经乱到藩镇之间你吞我并、你防我抢，大家都靠刀子说话。
李克用和朱温这两位，逐步成了最大的两座山。河阳这种小藩镇，打谁都打不过，结果很快被秦宗权部将孙儒打得满地找牙，张全义和李罕之被迫向李克用求助。
求助的代价不低：他们把泽州割让给李克用，还对外承认臣属关系。李克用出兵，把孙儒赶跑，扶持李罕之做河阳节度使，张全义做河南尹，守洛阳。
就这样，张全义第一次靠向了“晋王”李克用这个大佬，在洛阳站稳了脚跟。
不过，站住脚跟不等于能安心。真正的麻烦，随后才开始。
虽然表面上都归李克用管，但李罕之和张全义之间，矛盾一天比一天大。简单点说：一个扛着枪，一个管地方钱粮，军事实力悬殊，李罕之仗着自己兵强，三天两头来敲竹杠，要钱要粮要人。
你要是现在走进某个公司，碰到这种上级部门来横征暴敛、视下属为提款机的情况，大概也能感同身受。
张全义不是那种愣头青，他知道硬刚必死无疑，于是表面上低声下气，什么要求都答应，填钱、送粮，一副“我好说话、你尽管拿”的样子，实则一直在等机会。
机会在文德元年，也就是888年到了。
那一年，李罕之受李克用命令，领大军去打护国节度使王重盈，把主力都带去了晋州、绛州一带。后方的河阳兵力空虚，就这么放在那儿。
张全义立刻意识到：这是天赐机会。
他没有犹豫，暗中联络王重盈，联合发兵突袭河阳，一举把那边打了个措手不及。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不仅和李罕之撕破脸，也等于反叛李克用。
李罕之气得发狂，赶紧找李克用告状；李克用也愤怒地不可开交：河阳地盘，哪能说叛就叛？于是两人联手围攻张全义。
这一次，张全义是真被逼到了死角：城中孤立无援，粮草耗尽，眼看就要守不住，兵也没饭吃了。
走到这一步，他做了一个看似“老套路”的选择——再次改投新主子，这次投的是朱温。
朱温当时早就盯上河阳这块地盘，只苦于没有正当理由去插手。张全义派人求救，相当于把“门户”主动打开了。
朱温也不含糊，马上出兵。战局很快逆转，李克用和李罕之被击败，河阳镇转而归入朱温的势力范围。换句话说，张全义用一次冒险换了一个更强大的靠山，也彻底离开了李克用阵营。
从此开始，他站到朱温这一边，也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压在了这个性格极端残暴的军阀身上。
如果说，张全义不擅长的是带兵打仗，那他真正拿手的，是治地方、管钱粮。
洛阳本来是唐朝陪都，文化底蕴深，城市规模大。但经历了黄巢起义之后，几乎成了人间炼狱。
同期史料里说，当时洛阳“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居民不满百户”。想象一下：一座原本数十万人口的大城市，最后剩不到百户人家，人死得差不多了，房屋荒废，荒草比人多。
张全义接手的，就是这么个烂摊子。
他用的方法不复杂，也不花哨：修城、招人、劝农、减税、压豪强。
他先重建南北二城，把基本的城防、街道打好；再四处招募流民，把在战乱中逃散的人慢慢吸回来，给他们土地，鼓励他们种田、织布，恢复生产；同时减轻徭役和赋税，让百姓有喘息空间；对那些趁乱兼并土地、欺压百姓的豪强，他则出手打压。
在纸上看，这不过是几个政策方向；可在当时乱成那样的背景下，要执行下去，可不是动动嘴皮子那么轻松。
结果也确实很明显。几年之后，洛阳的人口重新聚集起来，田地恢复耕种，粮食产量上来了，商业也慢慢恢复，史书里用了几个很关键的评价：
“京畿无闲田”，地没有荒着的；“民户数十万”，说明人口又恢复到一个庞大规模；“家家有蓄积，水旱无饥民”，也就是说，遇上点灾年，老百姓还有存粮，不至于饿死。
这不是随便夸，他一管就是将近四十年。洛阳在战乱不断的五代，被硬生生经营成了一个相对安稳的“避风港”，也是朱温用兵天下的后勤大本营。粮草从哪来的？兵员从哪来的？大半都绕不开洛阳。
换个角度讲，如果没有张全义这个“河南尹”，朱温的后梁政权会不会这么硬挺那么多年，很难说。
朱温称帝那一年，公元907年，他正式废唐自立，建国号梁。张全义被封为魏王，赐名张宗奭，官居极高。看上去，他似乎已经站上了人生顶峰。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他始终不是朱温亲手带出来的“嫡系”，而是半路归附的势力，而且坐镇洛阳，掌控钱粮、地盘，实力不容小觑。对一个天性多疑、喜欢清洗的皇帝，这本身就是巨大隐患。
朱温晚年的精神状态，史书讲得很直白：残暴、淫乱、猜忌。他的怪癖之一，就是迷上儿媳妇。
他丧妻之后，整个人彻底放飞。他的儿子们为了讨好老爹，甚至争着把自己的妻子献上。朱温和许多儿媳都有染，臣子家眷也很难幸免，只要被他盯上，基本没好结果。
在这种氛围下，张全义处境极其微妙：一方面，他是大功臣；另一方面，他又太有权太有钱，皇帝迟早怀疑他。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有了文章开头那场“避暑”——实际上，是对张家极其赤裸的羞辱。
站在旁观者角度，很多人本能会说：这时候就该拼命，就该豁出去。可站在张全义那个位置，他看得比任何人都清楚：一旦反抗，全家老小会被怎么收拾，他手下数以万计的兵、几十万依附在洛阳的百姓，将面临什么样的屠杀，完全不在话下。
他最终选择了吞下这口血。
不光如此，他后来还把自己的妻子储氏献给朱温，让她常伴皇帝左右。听上去很不堪，但事实就是这样记在史书里的。
有人会说，这是丧尽天良；但从另一头看，这也是一种极冷酷的活法：牺牲自家小家，换全族、全城不被灭顶。
有一次，朱温下诏急召张全义进宫，实际上是想找机会把他干掉。结果是储氏在枕边劝说，才救了张全义一命。
她对朱温说的意思大概是：张宗奭本来就是个农夫，没有多大野心，只是开荒种地、经营洛阳三十多年，才立下这么些功劳。现在他年纪也大了，活不了几年了，你何必非得杀他呢？
朱温听了，心里那股杀意暂时压了下去。
说白了，是老婆在床头讲了几句，人情世故给做足了，他才算多活几年。
但这几年，其实也谈不上安稳。
乾化二年，公元912年，朱温被亲生儿子朱友珪杀死。随后，后梁内部又经历了朱友珪、朱友贞兄弟之间的一轮骨肉相残。帝王换了好几茬，对张全义的猜忌，一点没减弱。
同时，外部局势也在剧烈变化。后梁最大的对手晋国，在李克用之子李存勖带领下越打越强。朱温晚年已经多次在战场上败给这位年轻对手，后梁的命脉一天天被掏空。
朱温死后，后梁更扛不住了，被李存勖打得节节败退。
张全义，看局势看得很清楚。他自己当年就是从李克用阵营翻出来的人，对这父子俩的底细也算了解，再加上他有个弟弟在被李克用俘虏后留在晋方服役，后来竟然成了李存勖器重的大臣。
也就是说，他和“敌国”之间，天然就有条隐秘的渠道。
于是，他悄悄通过弟弟，向李存勖递话，打算后路转向后唐（那时晋国改国号唐，后世称“后唐”）这边。
同光元年，也就是923年，李存勖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唐，史称后唐庄宗。他在那一年灭掉后梁，兵临开封。后梁的基业，一朝崩塌。
而张全义，几乎是在短时间内就从洛阳赶往开封，向新皇帝表明归附。庄宗很高兴：洛阳这么重要的地方，能稳稳拿住，对整个天下布置大有好处，自然乐得接纳。
还有一个小细节，很能说明张全义的处事方式。
李存勖想要挫骨扬灰朱温，毕竟这是自己父亲多年的死敌，又侵占了唐室的天下。他想把朱温死后的骸骨挖出来侮辱一番，以泄心头之恨。
张全义站出来劝他说：杀人不过头点地。朱温确实是我们大唐的仇人，可你灭了他的国，杀了他的家人，这仇已经报得差不多了，没必要再折磨一个死人。
庄宗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这看似只是一个劝谏的小故事，实际上是他在乱世之中，用这种方式替前主子留了一点点体面，也算是还了朱温当年救命、提携的一段旧恩。
后唐定都洛阳之后，张全义继续做河南尹，官职更上一层，被封为尚书令、魏王，名义上已经站在权力顶端。而且，李存勖的皇后刘氏出身卑微，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干脆认张全义为义父。
从此，他在名义上又成了皇帝的“干岳父”，这份荣耀，放在任何时代都算是到了极限。
如果皇帝贤明，遇到一个既懂治理、又懂人情世故的老臣，往往是幸事。可偏偏，李存勖在当了皇帝以后，完全变了味。
他沉迷声色，宠信小人，对政事不上心，和他父亲当年在战场上拼命的样子，判若两人。朝廷一天天败坏，各地军队怨气四起。
同光四年，魏州兵变爆发，赵在礼、皇甫晖等人揭竿而起，河北一带大乱。这场叛乱，成为后唐政权的催命符。
面对这个局面，张全义按理说还在履行忠臣角色，他建议李存勖重新启用大将李嗣源去平叛。李嗣源是老牌名将，打仗有一套。
但没想到，历史就是这么戏剧：李嗣源在前线被部下裹挟，反而加入叛军，带着兵马掉头扑向洛阳，和李存勖争天下。
消息传到洛阳，张全义一看傻了：自己是建议皇帝启用李嗣源的人，现在李嗣源造反了，将来不管谁赢，他都可能被算账——皇帝会觉得你“荐反臣”，叛军会觉得你“曾劝皇帝来讨伐我”。
所以，他整个人进入一种极度惊惧的状态，担心自己怎么做都是错，左右不是。
同年三月十五日，他在这种恐惧中病逝，享年七十五岁。
五代十国那点事儿翻来覆去就是这几样：军阀割据，皇帝频换，人命贱过草。很多人以为自己在掌握局势，其实连自己哪天死都说不准。
在这样的时代里，张全义算不上君子，也算不上英雄，他只是一个在缝隙间竭力求生的政客，带着一肚子精明算计，在狼虎堆里硬生生熬了几十年。
问题是，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就复杂了。
站在道德制高点往下看，你很容易列出一长串罪状：投黄巢、投唐、投李克用、投朱温、最后又投李存勖，一路上改换门庭，看上去没什么立场；为了自保，把妻女献给荒淫暴君，还劝皇帝放过前主人的骸骨，这些行为用“无耻”来骂，似乎一点不过分。
所以，后世确实有不少史学家写到他时，词语并不好听，认为他是典型的“乱世小人”。
但如果把视角稍微下沉一点，看一看那些活在洛阳城里的普通人，你会发现对他的评价又完全是另一番画面。
他在洛阳做地方长官，前后加起来四十年。那些年里，兵乱不断，王朝更迭，可洛阳这块地方，却始终没有变成饿殍遍野的修罗场。
洛阳百姓怎么说他？史书里的原话是：“瀍雒之民，恩如父母。”
意思是：在洛阳人的心中，对他的恩情感觉像对父母一样。
他死后，百姓自发给他立祠，不是上面命令建的那种，而是老百姓自己凑钱、自己修的。
更有意思的是，北宋真宗年间编《册府元龟》，离他死已经过了八十年。书里还记着这样一句话：从唐末开始，张全义在河南为政，四十年兵乱之后，他几乎是把整个都畿地区重新建立起来。直到那时，洛阳那些白发老人提起他来，还念念不忘他的好。
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小节有亏”的人，但很难否认，他在大节上确实救了很多人的命。
如果没有他守着洛阳几十年，那些躲进城里求活路的农民，会不会早就死在某一场不记名的屠城里？没人知道。
所以，到底怎么评价他？这就回到了一个老问题：在极端动荡的时代，一个人要活到最后，能不能既保持完美的道德，又保护身边的人不被屠杀？
答案，可能远没有那么理想化。
五代另一位被骂了千年的“投机宰相”冯道，后来留下一句话：“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意思是，只要心里不存大恶，即便身处狼虎之中，也可以活得下去。
你说这话是不是自我安慰？也许是。但如果你把自己想象成生活在那一段历史里的普通人，你可能更懂这种挣扎：是做一个昂首挺胸但很快就死的义士，还是咬牙跪下来，忍辱负重，活得久一点，多救一些人？
张全义，显然选择了后者。
这不是替他洗白，只是把事实摆出来——他确实献过妻女，确实反复改换门庭，也确实在四十年间让一座被战火毁掉的城市重新站了起来，让无数人在乱世中多活了几年、多活了一辈子。
公道到底怎么评？落到最后，只能是那句老话：后世史官有史官的笔，百姓有百姓的记忆。
史书可以用冷冰冰的寥寥几笔，给他定一个“无耻”或“圆滑”的标签；可在洛阳人的记忆里，那几十年的丰衣足食、相对安稳，恐怕比任何高调的骂名都更具体、更真实。
生不逢时，与魔共舞，这大概就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悲剧，也是他身上最让人纠结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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