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深秋，沈阳天嘎嘎冷，西北风刮得人脸蛋子生疼。
王秀莲那年三十六，厂子黄大半年了，在家蹲得五脊六兽。儿子来年开春要交择校费，家里兜比脸干净，老爷们在外打零工，仨月没拿回一分钱。孩子趴在炕头上写作业，念叨老师催学费，王秀莲瞅着娃懂事的模样，心里堵得慌。
街坊邻里闲唠嗑，说南塔红旗舞厅能挣快钱，没啥大门槛，就是脸面挂不住。
犹豫了整整三天，天擦黑的时候，王秀莲咬着牙收拾出门。没敢穿花哨衣裳，就一身洗得发白的藏蓝色工装褂子，黑布裤子，脚上一双平底黑布鞋，头发简简单单扎个低马尾，素得跟舞厅格格不入。
红旗舞厅临街一楼，外墙旧得掉皮，原先贴港台明星海报的墙面，斑驳起皮，边角卷翘得厉害。进门检票的是个寸头中年汉子，常年守场子，眼皮贼毒。
寸头大哥叼着旱烟，上上下下把王秀莲打量个遍，眼神透着看透一切的熟稔，慢悠悠收了五块钱门票，伸手扒拉开那扇包着破皮革的弹簧门。
门一推开，一股子热浪呼脸扑过来。烟味、廉价雪花膏香味、人身上的汗味搅和在一堆，闷得人发懵。王秀莲下意识眯眼睛，抬手挡了一下，紧张得手心直冒汗。
进门过道的墙钩上，挂满客人的外套、围巾、布包，挤得满满当当。里头舞池老大一片，比学校操场小不了多少，水磨石地面被千百双脚踩得溜光锃亮。
头顶老式旋转灯球呼啦呼啦转，红绿蓝黄的光斑乱晃，照得人脸上忽明忽暗，灯电机嗡嗡的老响。四周一圈老式卡座，深绿色人造革面，年头久了，边角磨得起毛、裂口，露着里头发黄的海绵。
每张卡座小桌上，都摆着玻璃罩小蜡烛，火苗忽闪忽闪跳动，玻璃上印的“红旗舞厅”字样，磨得快看不见影儿了。最里头隔了个幽暗小水吧，只有老熟客才往那边凑，花销高，行里人都心知肚明。
场子里热闹得很，舞池里人挤人，大多是中年男女，慢舞曲一响，身子轻轻贴着晃悠，慢悠悠挪步子。偶尔有人跳快舞，裙摆甩开，鞋跟哒哒敲着地面。四周喇叭循环放着老歌，调子软软的，盖过人堆里细碎的说话声。
王秀莲就杵在门口角落，手脚都没地方放，拘谨得不行。
场子里混场子的大姐们，个个打扮得支棱，烫着大波浪，抹着红嘴唇，穿紧身小衫、亮色裙子，要么披着纱巾歪靠卡座，眼神活络，来人就搭眼打量。唯独王秀莲一身朴素工装，站在人群里，格格不入。
她老实蹲角落坐了小半个钟头，浑身不自在，恨不得立马跑路。
这时候，一个穿深色夹克、四十出头的中年老哥凑了过来，脸上带着酒色，笑呵呵地开口邀舞。
王秀莲头一回经历这阵仗，紧张得身子都僵了，硬着头皮起身进舞池。跳舞的时候，她刻意隔着老远，不敢贴太近。可那老哥不老实，手总往下蹭。
她别扭得轻轻躲闪，老哥低声笑她：“妹子头一回来吧？这么拘谨干啥。”
王秀莲抿嘴不吱声，全程硬扛着尴尬。
一曲跳完，老哥随手掏两块钱塞她手里，转身就走，临走还故意蹭了下她胳膊。
那两块钱，王秀莲攥在手里，手心全是冷汗，纸币都捏皱巴了。
头一晚，她咬着牙跳了八曲，一共挣了十六块。
夜里十点多散场，沈阳街头路灯昏昏暗暗，好多灯不亮，一段亮一段黑。路边烧烤摊还支着，炭火通红，孜然香味飘老远，摊主扯着大嗓门吆喝。
王秀莲推着旧自行车，冷风灌进脖子缝，冻得一缩再缩，一路蹬车往家赶。
到家关上门，她把皱巴巴的零钱一张张捋平，数了一遍又一遍，小心翼翼塞进木抽屉最底下。
那一刻她心里明镜似的：为了孩子学费，往后这张脸面，只能先撂地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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