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妹同赴革命洪流，姐姐嫁开国上将，妹妹身陷囹圄，建国后嫁开国大校|上将|建国|开国大校|李秋君|李艺

在浙江宁波小港北仑区小港街道蛟山公园，蓝天碧日，静谧舒适，矗立着两座相连的别具一格的亭子，前立一方大理石碑，上书“乾坤亭”三字，这是出生在这里的李家后人为了纪念祖居地而建造的，因为真正的李家老宅，原来是成片的房子，亭台楼阁，小桥流水齐全，在抗战爆发时日军轰炸宁波时已经夷为平地，现在重建的二座亭子体现的是“江南风格，藏而不露；人中蛟龙，大隐于市”的的李氏家族品格。

在清末民初时期，小港李家是当年著名的“宁波帮”诸多家族中可以说是发迹最早、财力最雄厚、影响最大、传世时间最长的家族之一。早在上海开埠前的1820年前后，15岁的李也亭从小港到上海淘金。经过20余年的拼搏与苦心经营，李氏建立起包括航运（沙船业）、钱庄业在内的庞大家业。李也亭的成功奠定了小港李家在上海的基础。

进入20世纪前后，小港李家在上海的事业如日中天。李家第三代更是人才辈出，强手如林，有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的李云书、旅沪宁波同乡会会长的李征五及李薇庄三兄弟最具风采。他们除经营祖传家业外，还广泛投资新兴事业，如垦殖、轮船、银行、保险、丝织等，使李家成为名震沪上的工商大家族，在工商界叱咤风云。

有了钱的李家十分重视教育，培养人才，有考中进士的李濂水，诰授通奉大夫，花翎四品衔，掌管清朝户部财赋，与盛宣怀、康有为、谭嗣同相交，赞成维新。有毕业于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的李祖恩，便被“北洋财阀”盛宣怀委以重任，相继担任邮传部主事、财政部库藏司司长、印刷局局长、币制局主事，有“小财神”之称。有毕业于美国伦赛利工程学院的李祖贤，归国后创办六合工程公司，名闻国内建筑界的上海海关大楼、上海图书馆、南京故宫博物馆、中央研究院以及武汉大学图书馆等一批著名建筑物均出自“六合”之手。有与张大千情同兄妹的李秋君，艺术成就享誉民国画坛，她以山水、仕女画见长，是我国最早在国际美术界获得声誉的女画家之一，曾担任中国女子书画会主席。

李濂水有个儿子名叫李善祥，早年读书成绩优异，后参加辛亥革命，民国时期担任镇海县民政长（县长）。李善祥他博览群书，思想开明，从政时因秉公办事不徇私情，招致豪强劣绅的攻击，他也看不惯袁世凯等新军阀的倒行逆施，就愤然辞官，远赴东北，要走“实业救国”、“农业救国”的理想道路，前往东北锦州创业，他从国外购进新式铧犁、发电机、电话，创办恒康农场，开垦土地，打了23口井，抽水灌溉土地，种植苹果，并采用先进技术，改良品种，并开办商号、油坊，第一次以股份制方式经营，第一次用农业机械耕种，第一次在盐碱地试种水稻成功，有了钱之后在自家果园创建耕余学院，有小学部、中学部、大学部，免费培养贫苦孩子。

然而，好景不长，“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入侵锦州，曾多次拉拢李善祥，要他担任会长。李善祥坚决推辞，后带领家小，回到老家小港。当时的小港已经成为抗日前线。李善祥出钱又出力，要求读过很多书，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们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还出资建了一家小型医院。其中，二子三女全部参加新四军。最为出名的才女是次女李幼兰（又名李又兰），她有着大家闺秀的风范，举止典雅、秀外慧中、知书达理。抗日战争时期，她分配到新四军军部担任速记班学员班长。

在当年录音技术尚未广泛应用高级别的军事会议内容均被严格保密。与会者的每一句话、每一项决策，都需由速记员以一纸一笔细致记录，最终汇编成会议纪要，以供存档和审查之用。因此，速记员不仅必须拥有迅捷的书写能力，更是组织内部最可信赖的人，其职责是聆听关乎组织核心的秘密，笔尖记录的，是关乎组织的重大决策。

速记工作听上去“不上战场”，其实责任极重：各级会议、重要指示、作战部署、对敌宣传稿件，全都离不开这些“拿笔的人”。听得不准、记得不清，后果很严重。李又兰文化基础扎实，思路又快，速记课并不多愁她。更关键的是，她并不把自己当成特殊人物。吃窝头，喝稀粥，睡草铺，与普通战士一样。战地生活艰苦，饮食单一，洗澡、洗衣都是问题，她却很快适应下来。有人悄悄说：“这哪像是大户人家的小姐。” 那时候新四军里文化人不算多，开大会、作报告，能把发言完整记录下来的人更少。有重要会议，军部几乎都会点名要她去做速记。是一位真正的人才，也正是在这样的场合，李又兰与新四军副军长（其实是政委）走得近了。

然而，不幸的是，“皖南事变”副军长牺牲了，她将满腔的悲痛与全部的精力，毫无保留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一年多之后，李又兰遇到了她一生的伴侣——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兼苏北军区副司令员张爱萍。两人相濡以沫共同走过了60多个春秋。在这60多年里，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特殊时期，他们彼此心心相印、相互信任、恩爱情深。

新中国成立后，张爱萍将军屡任要职，先后担任过解放军第七兵团暨浙江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参谋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并在六十年代担任了国防科委副主任，参与了我国的“两弹一星”工程，做出了重大贡献，李又兰历任华东军区司令部秘书、民航总局政治部组织科长、国防科委办公室副主任、军委办公厅办公室主任，离休后享受副军级待遇，可以说丈夫的成就背后都凝聚着她的辛劳的汗水。

更为传奇的是，李善祥第四个女儿李采荷（又名李艺），浸润着爱国家风与进步思想长大的李艺，早年就读于家乡蔚斗小学，年少便立下救国之志。在她16岁那一年，也跟着哥哥姐姐投身抗战的洪流之中，先是组织抗日宣传队、救护队，宣传抗日救国，救护伤员，以青春之躯奔赴救国前线，具体工作是从事三五支队民运，那时，李艺有在四明山发动群众支援部队，带领四明山的妇女抬担架、救伤员、做布鞋，支援前线作战。

当年，李艺虽然是一个小姑娘，但她工作十分积极，做得十分出色，而且认识了同是在三去除工作的一位同乡，那便是担任支队宣教股长林晖，通过打听，林晖是和她的二姐幼兰、三姐采芝、二哥祖宁一道前往而参加了新四军的，这更是接近了一层关系。原来，这次林晖正是跟随粟裕率领的新四军一师来浙东，在古窑浦登陆，担任三支队政治处任宣教股长。李艺跟他初次见面的时候，三支队正好在四明山区的乌岩、红岭一带休整。

林晖，原名林圣纬，宁波小港（今北仑区戚家山街道）桥东村人。早年在小港伏波、蔚斗小学读书。抗战爆发之后毅然加入小港抗日救亡宣传队，这支队伍宣传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后来被吸纳进新四军战地服务团行列，林晖就是与李艺的姐姐哥哥一块从小港出发踏上了追寻真理之路，那时候，新四军战地服务团里欢歌笑语不断，来自广东阳江的著名作曲家何士德，就是他们这群人的音乐教师。那时的何士德，３０岁出头，常穿一身草绿色的军装，腰扎皮带，个儿不高，但两眼炯炯有神。他教唱时非常认真，在上百人的队伍中一旦发现有谁走了调，会立即让大家停唱，把那人指出来。

由于林晖有一定的音乐天赋，被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文化队队长何士德看中，成为这个队的骨干成员，那时的林晖每天早晨，和文化队的其他同志一起列队进行发声练习，那“啊啊啊——”的声音，伴着初升的旭日，在绿色的山谷中回荡。接着，何士德创作出《新四军军歌》就是由林晖等人第一批唱出的旋律“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歌曲雄壮有力，真正表达了新四军战无不胜的英雄气概，大家越唱越有劲。

据林晖回忆，第一次唱响《新四军军歌》的时候，正是新四军召开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的时候，会场设在皖南山区一个松林茂密的半山坡上，这是一个极其隐蔽的地方，无论从哪一个方向，甚至是天空中，都不能窥见它。会场利用松树干作为柱子，房顶用毛竹盖成，上面覆盖了绿色的松枝，没有门窗，仿佛是个巨大的亭子。台下坐的都是身经百战的革命战士和首长，军歌嘹亮！此后的岁月中，《新四军军歌》成为鼓舞大江南北广大军民有力的精神武器，传唱至今。

随着队伍的发展壮大，林晖作为这支队伍的宣传骨干，直到他担任一师宣传股长来到浙东时，认识颇有才华的李艺，同乡加革命战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从此两人鸿雁不断。由于三支队驻地经常变动，他俩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但彼此的感情却随着通信日益加深。

１９４３年秋天，四明山上的竹林依旧苍翠蓬勃，山乡宁静而充满活力。然而，这如画的风景里，掺进了血雨腥风，飘来阵阵硝烟。国民党的３２集团军在天台成立“前进指挥部”，“挺三”、“挺四”、“挺五”（都是挺进纵队的简称）进入四明山心，林晖所在的三支队在大俞、柿岭一带被迫展开反顽自卫战争。就在自卫战爆发前夕，林晖好不容易与李艺见上了一面。“柿林有丹山赤水，山石呈红色，泉水流过映出红色，我和李艺就坐在丹山赤水的黄叶树下谈话。”此情此景，至今仍烙印在林晖的记忆深处。

转眼就是冬天，那是一个离旧历年还有６天的阴霾而又严寒的冬日，农民们正在忙着准备过年，磨豆腐、做年糕，李艺来到鄞西一个叫杜岙的小村庄做民运工作。由于游击区的经济困难，做民运工作的同志那时还没有穿上棉衣。这天，看看天色还早，李艺就到半里路外的严家岙裁缝师傅家取她的棉衣裤。当她刚跨进裁缝家门槛时，杜岙的一个小青年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有部队向杜岙开去，穿的是灰军装。”

三五支队和国民党顽军当时都是穿灰军装，一时间无法断定是敌是我。李艺觉得自己应该赶紧回杜岙弄清情况、作些安排才是。于是她把身上的钢笔、小本子、粮票等容易被敌人抓住把柄的物品留在裁缝师傅家，匆匆地往回赶。当她走进杜岙路边一户人家屋里稍事休息时，隔窗望去，只见十几个扛枪的军人走过，后面没有其他了。李艺判断这应该是自己人，因为国民党部队是不敢十几个人闯进根据地的。

就这样李艺被国民党顽军抓住，尽管她不断挣扎着，说自己是村里的普通老百姓，但还是被扣住了。不久后，保长徐祥根夫妇也被带来，他们见到李艺后，开口就叫“女儿”，让军官放了李艺。李艺也说自己是在樟村小学教书的，学校没有课就回家来了。但他们根本不相信，说李艺长得白净，不像是保长家的，肯定是三五支队的，还威胁着要把保长的妻子拉去枪毙。

这时，李艺挺身而出：“我是三五支队的，你们要抓就抓我！必须把老百姓放掉！”就这样，１８岁的她她被捆起来带走了，之后被押到上虞，后来被送到了福建崇安集中营关了好几年，在狱中她坚贞不屈，在晚年的时候，李艺写过一篇《她们没有眼泪》的５万字的回忆文章，记述了她被俘的经历以及在集中营斗争的过程。其中，有一段拒绝填写“自新登记表”的经历记录得很详细，斗争很巧妙。

当她看到敌人发给他的《自新登记表》有“你何时入党”、“你的介绍人”、“在党内担任何职务”、“你的同党姓名”、“你的认识”等。她装着根本就不知道，李艺委屈地回答：“你们自己人打自己人，为什么把我抓来？我想家，我想妈妈……”说着说着，她故意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

集中营的周围圈起了铁丝网，隔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营房的门前和附近山岗都有宪兵和岗哨。集中营生活，每天要听特务的训话，要给他们洗脑，这让她想起自己队伍中的团结、友爱、紧张、活泼的生活。那时敌人怕她们逃跑，早晨一个个点名，晚上也要一个个点名。尤其怕她们趁天黑逃跑。规定她们在晚饭后坐在中间那间屋子里的小板凳上，谁也不许走动，谁要站起来就得报告。

不过，那时顽固派害怕暴露自己人打自己人，破坏抗日专搞摩擦的真相，关押这些人的地方不敢称之为“集中营”，而起了一个冠冕堂之的名字叫 “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训练总队军官大队”。为了掩饰，根本不允许外人进入，更不允许家属探亲，而且通信要受到严格审查，许多人也怕连累家庭而不敢与家里通信，生怕在国统区的家庭受到迫害，在集中营还没有听说过哪个家属能来或敢来探亲的。

但是李艺父亲李善祥毕竟当过县长，也许是爱女心切，到监狱探望女儿，还带出了一封信交给林晖，上面纤细漂亮的字写着：晖，别为我流泪难过，其实，我每天何曾不流泪呢？那天盘问我时，他们说要活埋我，我说，我不会怕的，只要你们说我是犯什么罪，抗日假使犯罪，那么是没有办法的了！我给你的刺激太大了，但是，会使你更向前的。只要你能等着我。你记住保尔，我会记得莲娃的。我又吐过血。好！心绪这样乱我不会写了！和你紧紧地握手！在牢内。永远是你的S.M。“S.M”就是四妹，李艺在家中排行老四，这是她和林晖之间的秘密。

通过组织及家人的营救，李艺终于出狱了，她一路赶回浙东，然而，林晖已北撤到苏北。直到一年多后林晖再次见到李艺，她已不是初见时清水出芙蓉的俏丽模样。仅仅20岁的她，白皙的皮肤变得萎黄，整张脸松弛无光，连性情也大变了。曾经活泼天真的她，变得沉默低迷，缺少20岁少女应有的青春活力。这是两年多集中营残酷生活的摧残烙印。但此时的两人相互鼓励　“谁也不能摧毁我们坚贞的心意。挺起你坚强的胸膛，血红的太阳将在东方冉冉升起。”

全国解放之后，林晖与李艺这对患难伉俪，才真正走到了一起，李艺先后在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南京市军管会文艺处、华东军区政治部文化部、解放军文艺社和总政青年部等单位从事编辑工作。后调入中央广播事业局，历任编辑、干部科副科长、中唱公司办公室主任兼人事处长等职，离休时为司局级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