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秋，杨虎城身在欧洲，面对报纸上不断出现的战事消息，最难受的并不是生活清苦，而是抗日战场正在流血，自己却被迫远离中国。这位西安事变的关键人物，已经隐约意识到，所谓“出国考察”，并不是一次普通旅行。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也改变了全国抗战的政治条件。
但事变结束后，张学良陪蒋介石回到南京，随即失去人身自由；杨虎城虽然没有被当场扣押，却被迫离开军队。蒋介石对这位西北军将领始终心存疑忌，不愿让他继续掌握部队，更不愿让他在西北地区保留政治号召力。
杨虎城出国后，先后在欧洲活动。名义上是考察，实际处境却相当尴尬。抗战全面爆发于1937年7月，国土遭到侵略，许多旧部奔赴前线，而杨虎城却被隔在海外。他曾对身边人表示，自己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必须设法回国。
这句话并非一时冲动。杨虎城在西安事变期间与中共方面有过直接接触，知道陕甘宁边区能够接纳自己。他设想过回到西北，重新联络旧部，或者通过共产党方面寻找参加抗战的机会。对他而言，回国不仅是个人选择，也关系到今后如何安置自己的政治立场。
问题在于，公开回国几乎等同于落入蒋介石掌控。杨虎城清楚，自己一旦从国统区港口上岸，便很难摆脱监视。因此，借道苏联、再经蒙古方向进入陕北，成为他考虑过的一条路线。
当时，苏联与中国之间存在复杂关系。苏联在抗战初期向国民政府提供过军事和经济援助，也支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8月，中苏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更重视以国民政府为对华交往的主要对象。
正因如此，杨虎城若真的寻求苏联帮助，就不只是个人避险问题，还会触及苏联对华政策。关于他是否通过苏联驻德国使馆提出赴莫斯科、再转赴陕北的请求，后来流传着不少说法。不过，现有公开史料对具体经过记载并不完整，难以把每个细节都当成确凿事实。
有意思的是，后来的叙述常把这件事概括成“斯大林把杨虎城卖给了蒋介石”。这种说法抓住了政治现实，却把复杂过程说得过于简单。斯大林确实高度重视苏联自身的安全利益，也不愿因杨虎城个人问题破坏同南京政府的合作，但是否存在一份明确指示、由苏方直接向蒋介石告密，仍需要史料支撑。
可以确定的是，蒋介石绝不会愿意看到杨虎城进入陕北。西安事变已经使南京政府的权威受到冲击，若杨虎城重新与西北军旧部或中共方面建立联系，政治影响很可能再次扩大。对蒋介石来说，这不是简单的旧怨，而是一个可能重新发酵的现实威胁。
此时，宋子文被认为是较合适的联络人。他与张学良、杨虎城都有交往，在国民政府内部也具有相当分量。有人转达劝杨虎城回国的话：“全国都在抗战，兄长久居海外，恐怕也难以安心。”这类劝说，恰好击中了杨虎城最在意的地方。
杨虎城并不是没有戒心。他知道蒋介石不可能真正忘记西安事变，可在抗战已经全面展开的情况下，若自己绕道苏联秘密回国，也可能被指责为另立门户。经过权衡，他最终选择返回中国，希望以公开方式寻找参加抗战的机会。
遗憾的是，回国并没有带来所谓的“共同抗战”。杨虎城抵达香港后，很快受到控制，随后被军统方面押解、长期关押。宋子文是否直接参与了诱骗，史料说法并不完全一致；但杨虎城由自由行动转入秘密囚禁，却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此后的岁月里，他辗转于多处监禁地点，家人和部属也受到牵连。1949年9月6日，杨虎城及其家属在重庆惨遭杀害，终年56岁。陪同遇害的还有幼子杨拯中、秘书宋绮云一家等人，行凶命令来自国民党特务系统。
把这段历史只说成“斯大林出卖杨虎城”，未免遮蔽了更关键的一层：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杨虎城仍被蒋介石视为必须清除的政治隐患；而国际力量在处理中国问题时，也往往把国家利益、战略安全置于个人命运之上。杨虎城的悲剧，正发生在这几股力量交错的缝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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