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5月18日凌晨，山西榆次一带的军营内，63军副军长余洪信持枪离开驻地，随后发生枪击事件。军部政委曹步墀的家属邢玉荣中弹身亡，副政委杨兆魁和通信员张彦平受伤，余洪信则趁夜色翻墙逃走。
消息传出后，军队和公安系统迅速展开追捕。一个曾经在战场上立过功的高级军官，突然变成持枪逃犯，案件本身就极为罕见。更棘手的是，余洪信熟悉部队部署，也曾长期在内蒙古巴盟一带工作，许多人据此判断，他很可能会向北方边境逃窜。
余洪信早年的经历，确实容易让人产生这种判断。他1925年出生于河北武强，16岁参加八路军，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夏的金城战役中，他曾率部实施穿插，攻击南朝鲜军白虎团指挥部，这段战斗经历后来成为其军旅生涯中最受称道的战绩之一。
战场上的勇猛，并不等于能够处理好和平时期的权力和纪律问题。进入地方军政工作后，余洪信逐渐表现出强硬、专断的一面。有关材料显示，他长期存在严重生活作风问题，曾受到组织调查。问题涉及人员较多，影响恶劣，军内对他的处理意见也因此不断加重。
真正改变案件走向的，不只是处分本身，还有他对处分结果的判断。1971年以后，关于余洪信问题的调查在军内展开。原本拟定的处理意见报送后被退回，要求重新检查。此事让他明显感到前途已尽，精神状态也越来越紧张。
据当事人回忆，余洪信曾多次担心自己会被判处极刑。身边人按照组织要求注意他的行踪，家庭关系也因此变得僵硬。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处境只能解释他的心理变化，绝不能成为持枪杀人的理由。无论功劳多大，军队干部都必须接受纪律和法律约束。
5月17日，余洪信得知北京军区干部即将到63军，便把这一消息理解成专程前来宣布处分。当天夜里，他观看演出后情绪异常，回到住处迟迟无法入睡。18日凌晨，他以查哨为名离开房间，前往侦察连枪械存放处，取走两支五四式手枪。
妻子发现异常后追问，他曾出言威胁，随后发生枪击。余洪信又前往军部其他领导住所，造成一死两伤。整个过程持续时间并不长，却让军部大院陷入混乱。等警卫和公安人员组织追捕时，他已经消失在夜色中。
最初的搜捕重点放在边境地区。各处关卡加强盘查，部队和公安人员反复检查道路、车站及荒滩。可是十多天过去，始终没有找到可靠线索。有人发现疑似目标，也有人报告发现尸体，但核查后均被排除，追捕逐渐陷入僵局。
公安部门随后让乌国庆参与专案侦查。与许多人不同，他没有立即奔赴边境，而是重新阅读余洪信的档案、处分材料、伤情记录和案发现场笔录。他注意到，余洪信身上有明显旧伤，携带的枪支弹药有限，且作为长期从事侦察工作的军官，不会轻易选择自己熟悉、又布满检查点的边境路线。
“如果是你，会往哪里走？”有人问他。
乌国庆的判断是，余洪信未必在计划长期逃亡。他更可能躲进远离城市的农村、窑洞或田野，甚至已经产生自杀念头。于是，搜捕方向由边境转向山西、河北交界的偏僻地区，重点排查废弃建筑、田地和荒僻山沟。
6月7日，榆次郊外两名社员在麦田中发现一具高度腐烂的男尸，尸体附近有两支手枪。腐败已经使面部无法辨认，单凭外貌根本不能确认身份。上级要求专案组必须拿出证据，既要证明死者是谁，也要查清死亡原因。
乌国庆没有急着下结论。他从尸体附近找到军绿色解放帽，又从衣物和随身物品中寻找线索。帽子的磨损方式、毛衣的织补特征、钥匙上的挂件，都由熟悉余洪信生活的人逐一辨认。随后，专案人员将钥匙带回军部，发现它能够打开余洪信原来的住处和办公抽屉。
身份确认还不够。勘验显示，死者头部有与余洪信旧伤相符的弹片残留，喉部和肩部也存在相同位置的陈旧伤痕，牙齿情况与既往体检记录吻合。枪支编号与军部失窃枪械相符，现场还缺少搏斗痕迹，周围足迹基本只有死者一人留下。
对枪伤和枪支的进一步检查表明，子弹射击距离很近，弹道方向和现场姿态相互印证。两支枪都在尸体附近，相关痕迹没有显示第三人参与。经过多项物证、伤情记录和现场勘查相互验证，专案组最终认定，尸体就是余洪信，死亡原因为双枪自杀。
案件因此告破。余洪信被开除党籍、军籍，撤销原有职务和待遇。一个曾经的战斗英雄，因严重违纪违法走到持枪行凶的地步；而专案组从边境搜捕转向现场证据，也说明刑事案件不能只凭身份、经验和传闻判断。军功不能抵消罪责，流言也不能代替证据。整具腐尸无法说话，最终却由一顶帽子、一串钥匙、几处旧伤和两支枪，拼出了案件的真实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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