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庐山牯岭的会议气氛已经变了。7月15日，宋任穷带着万毅登山时，两人原本是为核工业的一桩急事而来，却没想到会被卷入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风波。
事情的起点，不在会场，而在苏联援助突然收缩。此前，中国核工业建设得到苏联方面的技术帮助。1959年6月，苏联方面通知中方，将停止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有关技术资料，援华专家也陆续撤回。对于尚在起步阶段的中国核工业而言，这无异于迎头一击。
当时，宋任穷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万毅则是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宋任穷掌握着核工业建设的具体情况，却认为万毅熟悉国防科委的军工协调工作，向上汇报时少不了这位副主任。
宋任穷找到万毅商量，提出一同上庐山。万毅起初并不愿意去，理由很实际：科委还有不少工作，聂荣臻已经在山上，自己没有必要再跑一趟。
宋任穷却没有松口：“你是副主任，有些情况你最清楚，还是一起去。”万毅仍然推辞，他大概没有想到，这趟临时成行的庐山之行，会改变自己后半生的轨迹。
两人抵达时，会议第一阶段已接近尾声。7月14日，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陈述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些问题的看法。信中既有肯定，也有批评，原本带有党内交换意见的性质。
可是，会议的风向很快发生转折。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后，会议进入集中批评彭德怀等人的阶段。小组讨论与大会发言交替进行，参会人员面对的已不只是工作汇报，而是必须表明政治态度。
宋任穷与彭德怀有旧交。1928年井冈山斗争时期，宋任穷曾在红五军工作，彭德怀是红五军军长。两人早年有过上下级关系，这段经历使宋任穷对彭德怀并不陌生。
但在当时的会议压力下，宋任穷选择了批评彭德怀。他的发言没有像后来万毅那样直接维护彭德怀，而是承认自己不同意那封信的基本观点。对身处会场的人来说，这是一种自保，也是一种随大势而行的选择。
万毅的处境却不一样。他出身东北军，长期在张学良部下任职，1942年底才正式加入八路军。解放战争时期，他主要在东北工作，与彭德怀并无密切交往。抗美援朝期间，他担任志愿军炮兵司令员，才与彭德怀有了较多接触。
因此，万毅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彭德怀的人”。他之所以后来被牵连，关键并不在私人关系，而在庐山会议期间的一次小组讨论。
当时，总参谋部、军委办公厅和国防科委被分在同一小组，万毅还被推为组长。宋任穷提醒他，发言只谈苏联专家撤走、核工业协议等具体工作，不要涉及其他内容。万毅也明白形势紧张，前几天小组几乎没有人主动发言。
然而，上级要求各组必须表态。讨论再次开始时，万毅没有直接批判彭德怀，而是提出：“既然要讨论，不如先把彭德怀的信认真学一学。”这句话听起来平常，却与会场要求的“揭发批判”明显不合。
有意思的是，万毅并没有把讨论引向个人攻击，而是让大家回到信中所涉及的实际问题。经过一番交流，小组成员承认，彭德怀反映的部分情况确实存在。眼见讨论没有按照预定方向发展，万毅又说：“既然问题已经谈清楚了，还批什么？小组解散，大家各自学习。”
作为组长，他的这番处理，实际上拒绝把一次工作讨论变成对个人的围攻。也正因此，他很快被视为所谓“军事俱乐部”成员，职务被撤，离开军队。1960年，他转到陕西工作，长期从事林业管理。
万毅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并没有把责任全部推给宋任穷。他认为，即使宋任穷没有来找自己，按照自己的性格，到了那种场合也未必能够违心附和。这个判断，既是对自身性格的承认，也说明两人在关键时刻的选择，本来就不相同。
宋任穷的选择使他没有受到这场风波的直接冲击，后来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沈阳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等职务。晚年回忆往事时，他承认自己当时存在“左”的思想，认识片面，随大流批评彭德怀，是一生中的遗憾。
万毅则为那次发言付出了二十多年军旅生涯中断的代价。1977年，他得到平反。组织上征求意见，问他有什么要求，万毅只提出希望重新回到军队。1978年，他被安排到总后勤部担任顾问。
两人的经历并非简单的忠奸之分。宋任穷面对的是政治压力，万毅坚持的是工作事实；一个选择了谨慎自保，一个坚持把问题留在问题本身。庐山上的几句发言，后来却成了两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宋任穷于2005年去世，享年96岁；万毅于1997年去世，享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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