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16日，福建漳浦县城，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刚刚完成集结，国民党军队便亮出了枪口。原本以“军事操练、点名发饷”为名的集合，转眼成了要求红军缴械的包围行动。站在队伍前面的何鸣，面对的不是一纸协定，而是近千名战士的生死选择。
“真要缴枪吗？”有人低声问。
何鸣没有立即回答。国民党军已经布置在四周，突围意味着伤亡，留下又可能失去武器。片刻之后，他作出了一个后来改变个人命运、也影响中共军政判断的决定：接受改编，放下武器。
何鸣并非临时冒出来的人物。1903年，他出生于海南万宁，原名何君熙。1927年12月，在全国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海南地下斗争，担任过共青团万宁县委书记。国民党大规模搜捕后，他辗转南洋和闽南，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到了1930年代初，何鸣已在闽南红军中担任重要职务。1932年底，他出任中共漳州中心县委书记、红三团政治委员。1936年闽粤边特委成立后，他又成为代理书记。这个时期的闽粤边根据地，活动范围涉及闽南、粤东多个县，拥有党组织、红军和地方武装，具备相当的独立作战能力。
有意思的是，何鸣的问题并不出在贪生怕死，而是出在对形势的判断上。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不断扩大，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走向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使不少共产党人看到共同抗日的可能，何鸣也希望借此结束闽南长期的军事对峙。
1937年春，他通过报纸得知国共合作的新动向，主动与国民党一五七师接触，商谈共同抗日。4月，谈判一度展开，国民党方面却先设法扣押何鸣等人。经过交涉，他才被释放。此后双方继续谈判，6月达成协议，闽粤边红军游击队接受改编，国民党方面则承诺停止封锁和进攻。
协议本身并不等于缴械。中共南方委员会曾明确要求，就地谈判，部队不能离开根据地。何鸣却认为，既然双方已经谈妥，就应当集中队伍接受整编，于是命令各支游击队向漳浦县城集结。
这一步，改变了局面。
日军于1937年7月7日发动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民族危机骤然加深，但国民党地方军政人员并未因此放弃反共打算。余汉谋、李振球等人抵达漳州后，与一五七师师长黄涛等商议对付闽粤边红军，决定借改编之机迫使其交出武器。
漳浦县城于是成了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
红军抵达后，国民党军以军事优势包围驻地，突然提出缴枪要求。闽粤边独立营营长卢胜、红三团参谋长王胜等主张突围。他们清楚，部队一旦失去枪支，便不再是武装力量，今后也很难在敌后生存。
何鸣却判断，国共合作尚在，国民党不至于公开破坏协议。他不愿让部队与数倍于己的军队交火，更担心牺牲扩大，于是同意接受缴械。随后，近千名红军游击队员被迫放下武器，何鸣本人还被编入国民党军某师政训处，任上尉附员。
这就是后来所称的“漳浦事件”，也是毛泽东反复提到的“何鸣危险”。
事情发生后，中共方面提出抗议并交涉，何鸣和部分游击队员最终获释。但他回到新四军系统时，已经背负了极其沉重的嫌疑。一个负责地方武装的领导人，未经批准带队离开根据地，又在国民党军中任职，许多人很难相信这只是判断失误。
1939年6月，何鸣被新四军军法机关处决，罪名涉及叛变、内奸。那一声枪响，处理的不只是一个人的责任，也反映出战争环境下党组织对武装控制和政治忠诚的高度敏感。
不过，何鸣并不是国民党派来的内奸。新中国成立前后公布的相关党史材料中，对此事的评价逐渐明确。20世纪50年代初编入《毛泽东选集》的文字写道，何鸣“对蒋介石的阴谋没有警觉”。这句话的分量很重：它指出何鸣犯的是缺乏警惕、判断失误的错误，而不是蓄意叛变。
功过不能混为一谈。何鸣确实应当为擅自改变部署、把部队置于危险境地承担责任；但把错误决策直接等同于主观投敌，同样不符合后来材料所呈现的事实。建国后，何鸣被海南万宁县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1945年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赴重庆谈判问题。面对蒋介石的邀请，毛泽东提出可以谈判，但不能以放弃武装为代价。他说：“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事件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
这句话不是简单追忆旧案。何鸣事件留下的教训，被转化为党在统一战线和军事谈判中的一条边界：可以谈合作，可以作必要让步，但不能丢掉独立掌握的武装。何鸣本人因此成为一个特殊的历史人物——不是叛徒，却因一次严重误判而承担了无法挽回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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