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瞬间，他意识到事情不对。养性殿平日戒备森严，展厅里的文物也经过反复清点，门窗不可能无缘无故破损。田义和没有贸然进入，赶紧叫来同事看守现场，自己赶到保卫部门报告。
很快，消息传到北京市公安局。现场检查显示，养性殿西间展厅一号柜遭到破坏，柜中原有的14页金册、10页玉册，以及玉筷、佩刀、金钗等文物。失窃的，是8页金册和5柄玉雕花把金鞘匕首。
这些东西，绝不是普通的金银器。
金册以黄金制成，每页长约23厘米，宽近10厘米，厚度只有零点一厘米左右，正反两面镌刻满文和汉文。它们与清代宫廷册封制度有关，既是贵重金器，也是研究清代宫廷礼制的重要实物。
5柄匕首同样来历不凡。刀鞘包金，刀柄饰有玉石，其中部分曾为顺治、乾隆时期宫廷遗物。对普通人来说，它们或许只是“金灿灿的刀子”；对文物工作者而言，每一件都带着明确的历史印记。
案发现场没有今天意义上的监控录像，故宫又刚刚全面开放不久，游客数量很大。盗贼究竟如何避开值守，成了侦查的关键。
侦查人员在一号柜附近发现了指纹，在养性门外提取到掌纹，同时还找到血迹和鞋印。玻璃被砸碎时，作案者显然受了伤。血迹不多，却给案件留下了突破口。
专案组判断，外来人员若想潜入故宫，最稳妥的办法不是翻墙进入，而是白天买票进馆，闭馆后藏在某处。8月15日，故宫接待游客约千人，最后离馆的又有一批外国游客。没有准确的进馆登记和监控，逐一排查几乎不可能。
案件因此迅速扩大侦查范围。公安部门将线索通报全国，并与多个省市协查。谁也没有想到，真正的突破口，并不在北京，而是在一列停靠天津的火车上。
11月11日，一列由上海开往北京的列车停在天津站。列车员查票时，发现两名年轻人没有车票，便将他们送到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区分局治安部门。原本只是一起逃票问题，检查其中一人的包裹后，性质突然变了。
包里有一些被剪碎的金片，上面还留着文字。民警问：“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年轻人回答：“家里传下来的。”
这个解释没有让人信服。经过核查，携带包裹者名叫武庆辉，20岁，山东寿光县北洛公社北孙云子村人，同行者是本家兄弟武良玉。北京方面随即派出刑侦技术人员赶赴天津，将武庆辉的指纹与故宫现场指纹比对，结果完全吻合。
那些金片，也被确认是被剪碎的金册。
侦查人员赶到武庆辉老家，在一只木箱中找到5柄玉雕花把金鞘匕首和5页金册。至此，故宫失窃文物的大部分被追回。另有3页金册已经流散，其中两页被武庆辉交给了在北京的姐姐，剩余部分则被他剪开，拿到银行兑换。
武庆辉并非专门盗墓或盗窃文物的惯犯。他早年失去父母，主要依靠兄姐照料。1959年2月，他退学回家。同年7月，他到北京投奔姐姐。姐姐家生活并不宽裕，只能给他少量零花钱，也没有能力替他安排稳定工作。
有一次，武庆辉拿着钱去故宫参观，在珍宝馆看到了金册和匕首。展柜里的金册让他产生了错误判断：只要把这些东西弄出去，便可以换来一笔足以改变生活的钱。
8月15日下午，他向姐姐要了5角钱，带着一把钳子再次进入故宫。闭馆后，他躲进珍宝馆南侧夹道附近的公厕。夜深以后，他借助木板翻越障碍，来到养性殿附近，砸破门上玻璃，钻入展厅。
玻璃划伤了他的脚腕。顾不上疼痛，他又用钳子砸开一号柜，取走金册和匕首，随后从原路离开。宁寿宫一带当时正在维修，脚手架给了他攀爬和脱身的便利。当天夜里11点多，他才回到姐姐家中。
姐姐看见文物后曾让他送回去，武庆辉却说：“送回去就会被抓。”随后，他把两页金册交给姐姐，第二天返回山东。
回乡后，他将一页金册剪碎，先后拿到邻县益都银行和潍坊市的银行兑换，分别换得116元和879元。尝到“来钱快”的滋味后，他购买衣物和食物，还给兄姐寄钱。过了两个月，他又计划前往新疆，并带上武良玉同行。
然而，在从山东前往北京、准备转车去新疆的途中，武庆辉在天津被查获。1960年3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武庆辉作出判决，判处无期徒刑；其姐姐因窝藏、窝赃行为，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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