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2月，北京，江渭清面对中央同志的询问，没有马上接受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等职务，而是先提出：“让我担任副职，是否更合适一些？”这不是推辞，更不是畏难，而是他清楚，江西是中央苏区和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担子非同寻常。
这次任命之所以引人注意，还在于它来得颇为曲折。此前，中央曾先后考虑让江渭清到山西、黑龙江、湖南以及有关部委工作，但由于岗位调整、工作衔接等原因，几次安排都没有真正落实。叶剑英得知后，曾半开玩笑地说：“渭清同志，你的工作好难分配呀！”
江渭清并不把这些变动放在心上。他早年参加革命，长期在艰苦环境中工作，已经习惯了服从组织需要。真正让他感到压力的，是江西本身的分量。
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后，江渭清留在湘鄂赣边区坚持斗争。那三年，部队与上级联系不畅，敌情又复杂，能不能保存力量，考验的不只是军事指挥，更是对形势的判断。
1937年，江渭清从报纸上得知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消息。他意识到，继续在地方与国民党军队相互消耗，已经不符合抗战大局，于是主张通过谈判实现停战合作。在董必武等人的支持下，湘鄂赣地区逐步形成了共同抗日的局面。
1938年，江渭清所在部队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傅秋涛任团长，江渭清任副团长。同年7月，他在南京南郊西善桥镇指挥作战，一个晚上歼灭日军一个分队。这场战斗规模不算大，却反映出新四军在敌后作战中灵活、迅速的特点。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江渭清与傅秋涛率部突围。部队在激战中损失惨重，突围人员只剩数百人。几个月的跋涉之后，他抵达谭震林领导的新四军第六师。谭震林熟悉他的能力，安排他担任第十八旅旅长。
那时的江南，日伪军、国民党顽固派和地方武装交错存在。江渭清没有把整顿理解成单纯练兵，而是把纪律、群众工作和统一战线一起抓。他反复强调，部队要能打仗，也要守规矩；离开群众，队伍就难以立足。
1942年，他调任新四军第十六旅政治委员。次年4月，部队先后遭到国民党顽军和日伪军夹击，江渭清在战斗中右臂负伤，因失血过多一度昏迷。伤势稍有好转，他又返回前线。这样的经历，使他后来既懂军事，也懂地方工作中的组织、民生和秩序。
抗战胜利后，江渭清继续参与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初期，他被调到南京，先后担任南京市委副书记等职。南京刚刚解放，城市管理、社会秩序、经济恢复都摆在面前，部队干部能否转入地方，不能只看战功，还要看是否能够处理复杂的现实问题。
1949年9月，江渭清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天，他在六国饭店旧址附近遇到张治中，毛泽东正与张治中同行。张治中认出江渭清后，笑着说：“这个人，我抗战初期就领教过。”
毛泽东听后很感兴趣。原来，抗战初期新四军物资紧张，江渭清曾专程找到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希望解决部队粮饷。第一次谈话，他始终没有把“借粮”说出口；第二次则在门外说道：“新四军将士吃不饱，可就只能回去打游击了。”
张治中赶忙出来应对，江渭清顺势说明困难。后来，张治中设法筹得2000块大洋，缓解了部队的燃眉之急。毛泽东听完大笑。这个细节背后，既有江渭清的机敏，也有国共合作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
毛泽东后来同江渭清谈到南京工作，提醒他从军队转到地方，不能只凭作战经验办事，要把城市建设成为服务人民、恢复生产的城市。江渭清能够听取意见，也敢于谈自己的看法，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正是毛泽东愿意信任他的原因之一。
所以，1974年江西需要干部时，毛泽东亲自点名让江渭清前往，并非临时起意。江渭清有老根据地工作经历，有长期主持部队和地方工作的经验，也经历过战争年代最复杂的局面。江西需要的，正是一位既懂政治又懂生产、既能抓班子又能下基层的干部。
面对任命，江渭清仍然谨慎。他说江西革命传统深厚，自己担心能力不足，希望担任副职。中央同志则表示，组织既然作出决定，就说明对他有充分考虑。江渭清沉默片刻，接受了安排。
到江西后，他先从铁路运输等影响全局的事情入手，着手改善交通和物资流通。随后，他把更多精力放到农业上。针对农村生产积极性不足、农民负担较重等问题，他提出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扩大生产队经营自主权，减轻老区群众粮食负担，并支持农村根据实际情况探索新的经营办法。
这些措施并不是一纸空文，而是围绕“让老区人民吃饱饭”展开。江西是革命老区，群众为革命作出过巨大牺牲，发展生产不能只讲指标，更要考虑农民能否得到实惠。江渭清抓农业，着眼点就在这里。
1982年，江渭清退休。此后他回到江苏生活，仍关心干部培养和地方工作。年轻同志来请教时，他愿意谈经验；涉及具体工作时，却尽量少作干预，避免给一线增加负担。2000年，江渭清在南京逝世，享年90岁。五次安排未能落实，最终由毛泽东亲自定下江西，这段经历也成为他长期服从组织需要的一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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