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2月17日凌晨，昆明军区大院，军区司令员谭甫仁和夫人王里岩在住所内遭枪击。枪声打破了冬夜的安静，也使这起案件从一开始就带有特殊分量：被害者是军队高级干部，案发地点又在戒备森严的军区机关内部。
接到报告后，昆明军区迅速组织抢救和现场勘查，并将情况上报北京。周恩来听取汇报时，特别强调两点：一是全力救治，二是重点查清军区内部是否有人涉案，不能排除集团作案的可能。
谭甫仁夫妇最终因伤势过重死亡。专案组随即成立，公安部也派员前往昆明协助调查。现场遗留的枪支、弹道、人员进出情况，以及军区内部的值班、警卫和管理环节，都被列入核查范围。
案件侦破并不顺利。调查中，王自正被认定与案件有关，但他后来在关押期间自杀，无法通过审讯还原完整经过。作案枪支虽然被找到，可关键嫌疑人死亡，使许多细节失去了直接口供。
更让办案人员感到棘手的是，专案组办公室主任、军区保卫部长景儒林后来也自杀身亡。一个重要嫌疑人没有留下完整供述，一名负责案件的人又突然死亡，两个情况叠加在一起，案件自然不能只凭已有材料草草收束。
1971年，公安部工作组阶段性返回北京，昆明方面继续推进调查。表面上，案件似乎已经有了基本结论；但在周恩来看来，结论必须经得起推敲。案发过程是否完整还原，王自正为何能够在管理环节中行动并自杀，景儒林自杀是否与案件存在关联，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
1972年，云南方面有关人员赴北京汇报案情。周恩来审阅材料后指出：“这样的结果，交代不了人民。”这句话并不是要求办案人员追求轰动，而是说明重大案件不能留下含混之处，尤其不能因为主要嫌疑人死亡，就把所有疑问一并封存。
要重新梳理案件，需要一个熟悉侦查、又能跳出原有办案框架的人。周恩来想到赵苍璧，决定让他负责组建破案指导小组。赵苍璧当时在四川工作，曾任四川省公安厅厅长，长期从事保卫和侦查工作，对复杂案件中的证据链、人员关系和工作漏洞有较丰富经验。
赵苍璧早年参加革命，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进入西北政治保卫系统学习和工作。一次培训中，周兴让学员寻找教室里的“反动标语”。众人翻找桌椅仍无结果，赵苍璧却从一张纸上的成语排列中发现了藏头文字。这个细节未必能决定一个人的一生，却能看出他办案时重视观察，不轻易被表面现象牵着走。
在陕北工作期间，赵苍璧曾参与侦破运输物资被劫案件。调查人员很快查出物资被地方武装抢走，但他没有马上满足于这一层结果，而是追问：运输任务既然保密，地方武装为何能够提前掌握消息？沿着这个疑问继续查，才发现中央机关附近存在为敌方刺探情报的人员。
这种办案习惯，正是周恩来调他介入谭甫仁案件的重要原因。赵苍璧到北京后，中央办公厅向他传达要求：复查前一阶段工作，查明王自正为何能够自由进出管理场所，景儒林为何自杀，以及原有调查中是否存在遗漏，不能只重复已有结论。
赵苍璧随即赶赴云南，并参加省委、军区党委联席会议。随后，公安机关从有关地区抽调干部和技术人员，组成指导力量，与原专案组共同核对材料、复勘现场、复查证言，对枪支来源、警卫部署、案发前后人员活动重新梳理。
这次复查并非简单推翻此前判断，也不是另起炉灶。它更像是把已经掌握的材料逐项拆开，重新确认哪些属于直接证据，哪些只是推断，哪些环节虽然看似合理，却缺乏相互印证。办案中最怕“差不多”，重大案件尤其如此。
1973年初，赵苍璧进京接受任务后赴昆明。指导小组工作持续推进，部分疑点得到核实，相关材料也不断补充。此后，案件并未立即对外形成结论，而是继续经过内部审核和逐级上报。
1977年3月，赵苍璧出任公安部部长。到1978年上半年，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批准形成案件结案材料，并正式报送中央，专案组随后撤销。历时多年，这起发生在军区机关内部的枪击案，才完成了从侦查、复查到结案的完整程序。
周恩来在案件上的态度十分明确：案子可以有困难，侦查也可能反复，但重大案件不能靠一句“基本查清”结束。正因为关键疑点始终存在，他才会点名调赵苍璧进京，要求把前后环节一一核实，给出经得起审查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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