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农历八月十七日，河南信阳长台关北湾，15岁的余连炎正在土坡上放牛。那天最先闯入眼里的，不是枪声，而是六七匹高头大马，以及马背上晃动的白底红心旗。
骑兵从沈营方向奔来，在河沿附近兜了一圈，很快又调头离去。孩子们不懂战场上的调动，却认得那身军装和刺眼的旗号。刘明喜拽了余连炎一把，说：“这是日本人的探马，赶紧回村报信！”胡二孩也顾不上放牛了，几个人赶着牛，撒腿往村里跑。
消息传开后，村里的气氛立刻变了。妇女和孩子收拾简单行李，准备向相对安全的地方转移；青壮年留下来，能找出什么武器便找什么武器。那时的乡村没有坚固工事，更谈不上充足弹药，能够做的，往往只是提前发现敌情，尽量保住乡亲。
当天深夜，淮河东岸的蒋寨、易湾一带突然响起枪炮声。驻在易湾附近的国军第六十八军部队，得到日军偷袭的消息后，连夜赶往拦截。村民们躲在屋内，听着枪声一阵紧过一阵，谁也不知道前线究竟有多少人。
战斗持续到天亮。外出查看情况的人，遇到了两名负伤士兵。他们相互搀扶，已经走不稳了。士兵带回的消息让村民心头一沉：一个连约120人，能够撤出来的只剩他们两个。村民赶紧救治，可伤势太重，两个年轻士兵最终没能撑过去。
临死前，他们反复催促乡亲转移，说日军大队很快就要到了。这样的叮嘱，听上去简单，却是用战友和自己的性命换来的消息。村民们含泪安葬伤兵，随后带着老人、孩子和少量财物向外躲避。
上午十时左右，日军大部队进入长台关。按照余连炎晚年的回忆，日军进村后烧毁民房，掠夺牲畜，对未能及时撤离的百姓施以暴行。村庄里的炊烟、脚印和哭喊混在一起，原本熟悉的街巷变成了令人不敢靠近的地方。
下午三时，日军队伍向西北方向的陈店开进。前方是骑兵，中间是步兵，牲畜驮着弹药，后面还跟着火炮。队伍拉得很长，走在前面的已经离开很久，后队却仍在田野间缓慢移动。
躲在沟渠和庄稼地里的百姓，看着这支队伍经过，谁也不敢出声。枪支、刺刀和军靴制造出的威势，压得人喘不过气。但队伍越长，间隔越大，掉队者也越容易暴露在村民眼前。战争中的强弱，有时就在这种细小缝隙里发生变化。
半个多小时后，一个日本兵牵着小黑驴走来。驴背上驮着两枚炮弹，他把带盖步枪斜挎在身上，钢盔挑在枪头，军装领口敞着，腰间弹盒随着脚步不断碰响。沉重的皮靴拖着泥土，这名士兵显然已经疲惫不堪。
萝卜地旁有一座简陋窝棚，守地的青年朱荣贵认出了他的身份。朱荣贵是余连炎的邻居，平日靠制作、贩卖鞭炮为生，身材魁梧，常年挑担使他练出一身力气。窝棚里，还藏着一把磨得锋利的短柄长刃西瓜刀。
朱荣贵没有立刻冲出去。他先观察道路，确认日军主队已经远去，又盯着那头驴和士兵之间的距离。这个判断很关键：落单不等于没有危险，敌人仍有枪，也可能随时有人返回。可日本兵越走越近，机会转瞬即逝。
等对方走到窝棚几步之外，朱荣贵突然冲出，挥刀砍向其后脑。日本兵惨叫着扑倒，鲜血溅在田埂上，但并未立即毙命。他挣扎爬起，转身扑向朱荣贵。两人扭打在一起，刀和枪都失去了原有的威慑，剩下的是近身搏斗。
这时，路过的余道河听到动静，迅速赶来帮忙。两名青年合力将日本兵按倒，朱荣贵夺得空隙，连续挥刀，结束了这场搏斗。整个过程没有援军，没有号令，也没有所谓的轻松取胜，只有对地形的熟悉、对时机的把握，以及被侵略者逼到绝境后的反抗。
村民随后处理了现场，并将消息在乡里传开。日军后来曾寻找这名掉队士兵，却没有找到。对长台关百姓而言，这不是一场改变战局的战斗，却是苦难日子里一次真实的回击。
多年以后，余连炎仍记得那头驮着炮弹的小黑驴，也记得朱荣贵从窝棚里跃出的身影。大部队能够横行，并不代表每个士兵都能安然离开。进入被侵略的乡土之后，日军面对的从来不只是正面战场上的军队，还有熟悉道路、沟渠、庄稼地的中国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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