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开，烦不烦啊”：药企董事对记者说的七个字，炸翻了全网
在企业声誉管理和危机应对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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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慕峰港股IPO撞上受试者死亡事件，高管对记者回应“滚开”？
“滚开，烦不烦啊”：一个药企董事对记者说的七个字，炸翻了全网
来源：南方传媒书院 陈安庆
9月4日，一条新闻冲上热搜。
深圳易慕峰生物的一名受试者，在参加CAR-T细胞临床试验后死亡。
家属质疑知情同意书没提示“颅内出血”“脑疝”等致命风险。
而引爆舆论的导火索，是时代周报记者于9月2日就该事件致电该公司董事李佳昕核实时，对方回复了七个字：
“滚开，烦不烦啊。”
七个字，一夜之间引爆舆论。
一家正在冲刺港股IPO的生物科技公司，一次本该严肃对待的受试者死亡事件，就这样被自己的高管亲手推上了热搜。
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滚开，烦不烦啊”的董事李佳昕现年39岁，其拥有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药理学博士学位，2025年11月起担任易慕峰生物董事，负责为集团的业务、战略及业务发展提供指导。
李佳昕为什么失控
李佳昕不是易慕峰的员工，是投资人。
她的身份是复健资本总经理，代表复星系坐镇易慕峰董事会。
复健资本联合深圳国资发起的50亿鹏复基金，最大单笔押注就是易慕峰——2.39亿，拿15.16%股权，她是这笔投资的操盘手。
易慕峰正第二次冲刺港股IPO。
李佳昕和复星系的2.39亿赌注，退出通道就绑在这次上市上。
如果核心产品IMC002因受试者死亡被认定为“严重不良事件”，港交所必然问询，上市节奏被打断，复星的2.39亿就可能套牢。
所以时代周报记者打电话问“临床试验死亡是怎么回事”时，接电话的不是公关部，不是CEO，而是李佳昕。
董事长孙敏敏不接，公关不回应，话筒落到了一个被钱绑得最紧的人手里。
她说“滚开”，骂的不是记者，是“你为什么来碰我的命”。她不是情绪失控，她是被逼到了不能输的牌桌上。
董事长躲了，公关哑了，唯一接起电话的，是那个输了就要赔2.39亿的人。
这通电话的真正问题，不是有人骂了记者，是这家公司面对危机时，只有投资人可以接电话。
易慕峰生物CEO孙敏敏。图片来源：中国商报
而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孙敏敏，两个月前刚签署了一份《坚守科研伦理行业自律书》，第一条就写着“确保受试者充分知情、自愿参与，并对其安全置于首位”。
伦理签了，态度炸了。
一、滚开，烦不烦啊。为什么诛心？
“滚开”是拒绝，“烦不烦”是嫌弃。
连起来翻译就是：你问我这件事让我很烦，你别问了。
记者代表的是公众知情权，问的是一个人的死。
董事回答的是“你让我很烦”。
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公众的直觉反应是：他们心虚了，他们慌了，他们根本不想被问。
而这恰恰是家属一直在说的——药企一直在推诿。董事这七个字，等于帮家属做了证。
危机公关有一条铁律：出事之后，态度比事实先被审判。
事实可以查，态度一秒就被定了。易慕峰的态度审判，已经输了。
新京报评论就此发表评论，批评李佳昕面对媒体追问时口出恶言，指出“让记者滚开，只会把事情闹得更大”。
媒体圈如何看此事？
媒体圈的反应出奇一致——这不是骂人，是一次“危机公关的裸奔”。
新京报评论发文《让记者“滚开”，只会把事情闹得更大》，直指“一句‘滚开’堵了记者的嘴，也让公众感到窝心”。评论点破一个关键悖论：药企招募受试者时和颜悦色，一出事就把记者当“利益对立方”。
时代周报评论说“粗暴的言语可以驱赶记者，却掩盖不了受试者死亡的真相”。记者采访是公众知情权的延伸，“不是无端寻衅”。
媒体人的真实反应：一家IPO药企的核心管线出了人命，接电话的竟然是一个被2.39亿投资绑定的投资人——董事长不接、公关不回应，唯一接电话的开口就是“滚开”。
在媒体圈看来，这叫“危机管理体系的第一道防线本身就是空位”。
媒体圈的共识是：“滚开”两个字，比“死一个人”的杀伤力大得多。复杂的人命案需要2000字解读，权力傲慢只需要7个字就能让全网看穿。
二、为什么炸毛
李佳昕说“滚开”，不是情绪失控，是利益被捅到后的本能反弹。
时代周报记者问的不是八卦，是受试者死亡事件。
这件事恰好卡在易慕峰第二次冲刺港股IPO的关键窗口期——8月18日刚递表，9月2日记者就来了。
如果死亡事件被认定为“严重不良事件”，港交所必然问询，IPO审核周期将大幅拉长，甚至影响上市定价。
一个两年半亏损近3亿、核心产品只有IMC002的公司，IPO就是它的命脉。
记者问的每一个字，都在戳这条命脉。
所以“滚开”不是骂记者，是骂“你为什么来碰我的命”。
三、时间线：主治医生推荐、家属签字、人没了
2025年3月：占某确诊胃食管结合部腺癌，在上海长海医院接受全胃切除术及6次化疗，化疗后身体状况良好。
2026年初：主治医生推荐他加入易慕峰的临床试验。家属签署《受试者主知情同意书》。
输注当日：占某输注试验药物后数小时，突发双侧硬膜下血肿、脑疝，被迫接受开颅手术。
2026年4月26日：占某在上海长海医院ICU去世，昏迷一个多月后死亡。
2026年8月18日：易慕峰第二次向港交所递交IPO申请，此前2月首次递表已失效。
2026年9月2日：时代周报记者致电易慕峰董事李佳昕，对方回复：“滚开，烦不烦啊。”
2026年9月3日-4日：《澎湃新闻》、《南方都市报》等多家媒体跟进报道。澎湃新闻记者再次致电李佳昕，表明身份后对方直接挂断，短信也未回复。
南方都市报向公司发去采访函，截至报道时未获回应。
一个细节值得反复看：占某化疗后身体状况良好，是在“主治医生推荐下”才加入试验的。
推荐了，家属签了，药打了，人死了。
然后所有人都在说“跟药物没关系”。
四、知情同意书：你签了字，但你真的知情吗？
家属程女士提供的《知情同意书》中，“可能的风险与不适”一栏列出了“CAR-T相关出凝血疾病”，但没有写明“颅内出血”“脑疝”。
易慕峰的回应是：“CAR-T相关出凝血疾病”这一概括性表述已涵盖出凝血障碍可能引发的各类后果。
长海医院伦理委员会在记者追问时，反问“你只是个记者是吗？”然后说“我们不知道”，挂断。
三个角色——药企说“无关”，医院说“无关”，伦理委员会说“不知道”。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别查了。
说“CAR-T相关出凝血疾病”和说“你可能会脑出血死掉”，中间隔着一层专业术语的屏障。
这层屏障被资本用来遮蔽风险，被权力用来切割责任，被制度默认为“合规”。
知情同意书不再是在告诉患者真相，而是在替企业免责。
专家表示，受试者可能死亡的风险应当在知情同意书中明确告知，用专业术语包裹风险不符合“充分知情”的伦理要求。
五、他们都在急什么
药企在冲刺港股IPO。
2024年亏7130万，2025年亏1.15亿，2026年上半年亏1.09亿。核心产品IMC002是唯一的希望，2026年上半年光它就烧了6311万。
这次死亡事件如果被认定为“严重不良事件”，港交所必然问询。
董事当然急了——急到用“滚开”回应记者。
医院也有自己的账。试验是他们做的，如果药物被认定与死亡有因果关系，伦理审查、监管问责、舆论追打都会来。
伦理委员会在电话里说“不知道”，不是真不知道，是“知道了也没法说”。
说了就等于参与调查，参与调查就要承担责任。
有论文的地方就有名字，有风险的地方就没有名字。
六、为什么全网围观
围观者的心理动机分三层：
本能的反感——一个药企董事对记者说“滚开”，公众的第一反应是：死者家属你们也这样对待吗？权力对弱者的傲慢，是最容易引发共愤的画面。
代入恐惧——一个晚期癌症患者，在主治医生推荐下签了知情同意书，结果死了。然后所有人都在说“无关”。
舆论追问的底层逻辑是：如果我是那个患者，我会不会也被这样对待？
制度的不信任——药企说无关，医院说无关，伦理委员会说不知道。三个角色口径一致，指向同一个方向：别查了。当制度内的所有角色都在回避，舆论就成了唯一的监督者。
骂记者为什么比出事本身更炸
一个受试者死了，报道发了，舆论没炸。
董事骂了一句“滚开”，热搜直接冲上去。
死人的事太复杂。临床试验、出凝血疾病、化疗副作用——哪个字都不好懂，记者写清楚要2000字，读者看完还是不明白谁对谁错。
骂人就三个字，谁都听得懂。
围观的门槛，被这句话瞬间拉到了零。
更关键的是，吃瓜群众对“资本傲慢”有极低的容忍阈值。
当一个董事在电话里对记者说“滚开”，观众代入的不是受试者，是“被权力甩过脸色的自己”。
这个画面比任何专业分析都更具穿透力——它把复杂的医学伦理问题简化成了一场“权力姿态的裸奔”。
对抗舆论监督的心理惯性在这里暴露无遗。
董事长不接、公关不回应、唯一接电话的投资人开口骂人。这不是情绪失控，是一家公司面对危机时“逃避-沉默-爆发”的应激反应。
他们习惯了“捂”，捂不住了就“滚”。
这套反应链在社交媒体时代只会制造更大的反弹——因为每一次捂嘴都在向公众证明“你确实有事要捂”。
为什么他们还是生瓜蛋子？
因为他们的危机预案里没有“接电话”这三个字。
一家准备IPO的药企，核心管线出了人命，董事会里竟然没人被授权对媒体开口。剩下的那个，开口就是“滚开”。
当一家公司把对外发声的责任层层推诿，最终落到一个被资本逼到墙角的人头上时，它的危机管理体系已经先于产品管线，出现了致命空位——不是在公关层面，而是在战略层面。
1. 态度审判优先于事实审判
舆论场的第一反应不是分析你说得对不对，是感受你态度对不对。
态度一秒被定性，事实一个月才查清。
你态度崩了，事实翻过来也救不了你。
2. 权力姿态的裸奔
公众愤怒的不是事件本身，是事件中暴露的权力姿态。
一个董事对记者说“滚开”，公众代入的不是受试者，是“被权力甩过脸色”的自己。谁在电话里展示傲慢，谁就被全网围观。
3. 接电话空位
一家公司危机来临时，没人被授权接媒体电话。
董事长不接、公关不接、最后接电话的是投资人——开口就是“滚开”。
这不仅仅是情绪问题，是危机管理的第一道防线本身就是空位。
4. 二次引爆法则
死一个人没上热搜，骂一句记者上了热搜。
复杂的事实不如简单的姿态有传播力。
复杂事件需要2000字解读，权力傲慢只需要7个字。
成熟老手的回答只需三句话：
第一句表明立场：“我们高度重视此事，对受试者去世深表痛心。”
第二句说明流程：“已配合医院伦理委员会调查，目前正在依法依规进行中。”
第三句给出预期：“调查结果出来后我们将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在结论出来前不做任何预判。”
——态度到位、流程合规、信息留白，三句话把“滚开”的杀伤力降到零。
多说一句都是风险，少说一句都是漏洞。
在危机中，态度比事实先被审判。
态度对了，事实可以慢慢查。态度崩了，事实翻过来也救不了你。
七、签了字，但没得选
患者签了知情同意书，法律上他“同意”了。但公众心里清楚——他不是真的同意，他是没得选。
一个胃癌晚期患者，主治医生极力推荐，说“效果挺好”。他信了医生，信了那张纸，信了“风险可控”。
“知情同意”是临床研究的伦理基石。
但当它用专业术语把致命风险包起来，它就不再是“保护受试者”，而是“保护研究者”。
只有当知情同意书能确保受试者真正理解风险，而不仅仅是“签了字”，它才配得上“伦理基石”这四个字。
八、最让人不安的不是骂人
不是董事骂了记者。
不是知情同意书写得模糊。不是医院的沉默。
是当一个人死了，所有人都在做“自己该做的事”——董事维护公司，医院保护声誉，伦理委员会确保程序合规。
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角色里做正确的事。
但合在一起，一个活生生的人死了，没有人觉得自己需要为此负责。
制度没有失灵。制度正在有条不紊地运行——它把风险转嫁给最弱势的人，然后用“签字”堵住他们的嘴，用“合规”挡住追问，用“专业性”屏蔽真相。
当一套系统可以让所有人都不犯错，但它最终把一个活人推到了死亡线上，那这个系统本身，就是问题。
本质：资本逻辑与生命伦理的正面撞车
主要矛盾：药企的IPO生死线vs受试者的生命权。易慕峰两年半亏3亿，核心产品IMC002是唯一希望，IPO一旦受阻，2.39亿投资可能血本无归——公司已经绑在上市这趟车上，不能停。
而受试者死了，家属要真相，要有人负责。一个要上市，一个要真相，这两件事撞在一起，没有中间地带。
次要矛盾：专业术语包装的“知情同意”vs患者的实际知情。家属签了字，但不知道自己签的是“可能会死”。
药企用专业术语合法地遮蔽了致命风险——知情同意书成了免责工具。
隐藏问题：这家公司没人会接电话。董事长不接，公关不回应，最后接电话的是投资人。
一个被2.39亿绑定的人，面对记者问了句“人命怎么回事”，本能反应就是“滚”。
这是中国企业面对危机时的典型困境——对外沟通机制本身就是空位，没人被授权说话。
你忽略了什么：医生。
主治医生推荐患者参加试验，说“效果挺好”——医生在这条利益链上的位置被完全忽略了。
医生的推荐是患者信任的起点，但医院在出事之后，和药企保持了一模一样的口径“跟药物没关系”。知情同意书的问题只是表象，医生作为信任节点的角色从未被追问。
看得透才是高：这家公司的问题不是公关失误，是战略失误——他们在IPO冲刺前，根本没有预判到“受试者死亡”这件事会来。危机管理体系先于产品管线出现致命空位。
不是“滚开”这句话毁了公司，是公司把自己逼到了只能说“滚开”的绝境。
而对于中国大多数企业来说，学会面对媒体，本身就是一套需要提前设计的基础配置——不是上市了才要补课，是成立那天就该装上的必修系统。
舆论监督为什么难，因为企业一边需要公众信任，一边把接电话的人藏起来。没有回应，就没有监督；没有监督，信任就成了空壳。
为什么公共发言人必须情绪稳定
企业新闻发言人的职业尊严，本质上是一套“信任可预测性机制”——你在任何情况下如何回应，决定了外界是否把你当作一个可以对话的对象。
情绪化发言是对这套机制的破坏。一旦你让公众觉得“这个人会失控”，下次你说什么都自带减分。
同一个人的同一句话，冷静时说是“事实”，愤怒时说是“狡辩”。
更残酷的是：公众根本不在乎你“为什么”失控。他们只看到“你失控了”。
一个有专业尊严的发言人，不会把“我很烦”作为沟通起点，因为公众的信任，经不起一次情绪化的消耗。
情绪稳定的本质，是用专业判断覆盖本能反应，用职业尊严守住公共信任。做不到，就不配站在公众面前说话。
在输注后55天离世、董事在电话里对记者说“滚开”，这门关于生命与资本的生意，就被迫摊开在聚光灯下。
死亡与IMC002是否相关，要等法定调查。
对易慕峰而言，赶在钱烧完之前敲钟，只是第一步；
能不能经得起这轮审视，才是真正的关口。
南方传媒书院 陈安庆 9月5日 长沙 国内知名媒体人
— Chen Anqing, Southern Media Academy
（中国顶级媒体采编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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