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38年，秦国都城咸阳，秦孝公已经去世，商鞅听到秦惠文王即位的消息后，立刻意识到危险正在逼近。几年以前，他还是秦国变法的核心人物；此时，却成了旧贵族和新君共同防范的对象。
商鞅并非秦国人，而是卫国贵族后裔。魏国没有任用他，秦孝公求贤时，他才来到秦国。商鞅与秦孝公反复讨论治国之道，最终获得信任。从公元前356年起，秦国陆续推行变法，户籍、军功、土地、度量衡都被纳入新制度。
这些措施见效很快。秦国的行政效率提高，军队战斗力增强，普通士卒也有了凭军功改变身份的机会。可在另一面，旧贵族世袭的利益被削弱，变法越深入，反弹就越强烈。商鞅曾对秦孝公说：“法令若不能取信于民，改革便无从谈起。”这也是他坚持立法严苛的原因。
秦孝公死后，商鞅失去最重要的政治支撑。秦惠文王以谋反罪名发兵追捕，他逃到边境，想投宿旅店，却因没有凭证被拒。后来商鞅兵败被杀，尸体被车裂示众。人死了，法却没有废除，秦国此后继续沿着他建立的制度前进。
韩信的悲剧，发生在功劳与猜忌之间。公元前202年，长乐宫钟室，吕后与萧何设法召韩信入宫。这个曾经统率大军横扫北方、逼迫项羽走到绝境的将领，最终死在宫廷内部，且被夷灭三族。
韩信早年贫困，曾受“胯下之辱”，投奔项羽时也没有得到重用。转投刘邦后，他一度失望离去，萧何连夜追赶，才把他带回汉营。刘邦问他能统率多少兵马，韩信回答：“臣多多益善。”这句话后来被反复提起，也成了他与刘邦关系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韩信的军事才能毋庸置疑。汉军在关中站稳脚跟后，他平定魏、代、赵、齐等地，又在垓下完成对楚军的合围。刘邦能够建立汉朝，韩信确实立下了决定性功劳。但天下归一后，能打天下的将领，往往也成为皇权最不放心的人。
韩信先被封为楚王，后改封淮阴侯。公元前196年，有人告发他谋反，吕后与萧何将他骗入长乐宫，以谋反罪处死。史书记载他被斩于钟室，并没有“竹签捅死”等细节。功劳越大，越难安然退场，这正是韩信命运最冷峻的一面。
南宋绍兴十一年，即1141年，临安大理寺狱中，岳飞被指控谋反。此前他率军抗击金军，收复襄阳等地，又在郾城、颍昌等战事中取得胜利，金军将领金兀术一度遭受重创。岳飞的军队纪律严明，百姓称其为“岳家军”。
北宋灭亡后，宋高宗赵构在应天府即位，南宋政权由此建立。岳飞所面对的，不只是外部金军，还有朝廷内部对战争风险的权衡。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进展顺利，但宋高宗与秦桧最终决定与金议和，岳飞被召回。
岳飞曾在奏疏中表达迎回徽、钦二帝的愿望，这使他与南宋政治目标之间形成了复杂冲突。秦桧主导的和议完成后，岳飞被捕入狱。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即1142年1月27日，岳飞在临安大理寺狱中遇害，罪名被概括为“莫须有”。“莫须有”并非正式罪名，却成为这场冤案最令人难以释怀的三个字。
明正统十四年，即1449年，土木堡之变后，明英宗朱祁镇被瓦剌俘获。北京城内人心惶惶，迁都南京的主张一度出现。兵部尚书于谦站了出来，反对仓促南迁，并拥立朱祁钰即位，稳定了京师防务。
于谦并不是只会守城的文臣。他调度军队，整饬军械，组织北京保卫战。瓦剌军逼近城下时，明军出城迎战，最终迫使对方撤退。景泰帝即位后，于谦权势日重，但他性情刚直，处理政务不肯轻易妥协，也因此积累了不少政敌。
景泰八年，即1457年，明英宗发动“夺门之变”重新登基。于谦被捕，以谋逆罪处死。抄家时，家中只有书籍、衣物和日常器具，妻子儿女也被牵连。一个曾经主持守卫京城的大臣，就这样被政治斗争推向刑场。
袁崇焕的结局，则与辽东战局和皇帝疑心紧紧相连。明天启六年、七年，即1626年至1627年，他先后取得宁远、宁锦之战的胜利，使后金军在坚城和火器面前受挫。崇祯即位后，袁崇焕被重新启用，并提出“五年复辽”的设想。
然而，辽东并非只靠一支军队就能解决。袁崇焕与毛文龙之间长期存在矛盾，崇祯二年，即1629年，袁崇焕以擅杀、侵饷等罪名处死毛文龙。此举削弱了东江军的凝聚力，也给后金制造了可乘之机。
同年冬，皇太极绕道蒙古，兵临北京城下。袁崇焕率军回援，京城暂时解围，却被崇祯怀疑与后金有暗中联系。后金散布反间消息，朝廷内部又有人推波助澜。崇祯三年，即1630年，袁崇焕被凌迟处死，罪名包括谋叛和擅杀毛文龙。
这五个人所处时代不同，身份也不同：商鞅以制度触动贵族，韩信以军功震动皇权，岳飞与和议路线相冲，于谦死于复辟后的清算，袁崇焕则败在战局、决策与疑心交织之中。忠诚能够留下功业，却未必能替一个人挡住权力变化带来的刀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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