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桂林城里，白先勇出生在白崇禧家中。这个孩子降生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的紧张气氛已经笼罩大地，父亲身在军务之中，未能长久陪伴左右。
白先勇的童年并不只是将门子弟的优渥生活。桂林的山水、米粉、方言和街巷，确实给他留下了鲜明记忆；但战火很快逼近，防空警报、仓促转移和不断更换的住处，也成为他少年时期无法摆脱的背景。
抗战时期，白家辗转迁徙。白先勇年幼时曾患肺结核，被安排在相对隔离的房间休养。对一个孩子来说，病痛并非最难熬的部分，真正漫长的是与亲人、同伴隔着距离，看见外面的热闹，却无法参与。
那段日子改变了他的性格。别人玩耍时，他常常独自读书、观察庭院和街道。母亲马佩璋收藏的《红楼梦》，成了他早年重要的精神入口。书中那些关于家族盛衰、人物命运和人情冷暖的描写，或许让这个敏感的少年第一次找到了理解孤独的语言。
白先勇后来写人物，常有一种不合年龄的苍凉感。那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技巧，而是战争、疾病、迁徙和家庭变故共同留下的痕迹。他笔下的人物往往身处繁华之外，带着旧日生活的印记，在时代转折中寻找安放自身的位置。
1949年前后，白家迁往台湾。对年仅十多岁的白先勇而言，这并不是一次普通搬家，而是与故乡生活的断裂。他曾考虑学习水利工程，希望参与建设；进入大学后，却发现真正牵动自己的仍是文学，于是转入台湾大学中文系。
这次选择并未遭到父亲严厉阻拦。军人家庭通常强调纪律和服从，白崇禧却没有把儿子的前途简单限定在“实业”或“仕途”上。白先勇后来回忆，父亲对他的选择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尊重。这个细节，比“将门之后弃工从文”的传奇色彩更值得注意。
大学期间，白先勇与同人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并开始持续发表小说。作品中的人物并不热衷于喊出宏大的口号，他们更多是在日常生活里承受失落、离散和身份困境。这样的写法，使他的小说带有古典文学的含蓄，也有现代小说对个人心理的细密观察。
1962年，母亲马佩璋病逝。她长期操持家庭，在战乱和迁徙中照料子女，对白先勇的影响尤其深。母亲去世后，他赴美国留学，白崇禧曾到机场送行。关于父子最后一次见面的细节，后来的叙述各有不同，但可以确定的是，母亲离世与远行求学，成为白先勇人生的重要转折。
在美国期间，他继续写作，也逐渐正视个人情感经验。同性情感并非《孽子》才第一次进入他的文学世界。早期作品中，已经能够看到边缘人物、隐秘情感以及社会目光带来的压力。
1983年，《孽子》出版。这部作品以台北城市生活为背景，描写一群被家庭和社会排斥的年轻人。他们并非抽象的“问题人物”，而是有记忆、有尊严、也渴望亲情的人。小说的价值，正在于它没有把人物处理成道德标签，而是让读者看到他们具体而艰难的生活。
有人问起白崇禧若读到这部小说会怎样反应，白先勇说：“我想他知道我的性向的，不过他对我蛮尊重的。”这句话并不是说父子之间曾有过公开讨论，也不能据此推断白崇禧对相关问题有完整的现代观念。更准确的理解是，父亲或许有所察觉，却没有用训斥、羞辱和强迫去处理。
白崇禧一生身处军政风云，性格中有强硬的一面；但在家庭关系里，他并非只会发布命令。白先勇转向文学、长期旅居海外、选择不同于传统家庭期待的生活道路，都没有被简单视作“不务正业”。这种不干预，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白先勇与王国祥的感情，后来成为他生命中极重要的一部分。王国祥患再生障碍性贫血后，白先勇陪伴其求医问诊。1992年王国祥去世，白先勇将追忆写入《树犹如此》。文章没有铺陈传奇，而是从树木、病榻和共同生活的细节写起，记录一个人如何面对至亲离去。
白崇禧没有机会读到儿子全部的作品，也未必完全了解白先勇内心的每一层波澜。父亲与儿子之间，许多话没有说出口，许多判断也停留在沉默里。可正是这种克制，留下了一个颇有分量的事实：白先勇没有因家庭压力放弃写作，也没有把自己的生命经验从文学中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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