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职业打假、知假买假” 一直是争议巨大的话题。民事审判当中，对于打假人能不能主张 “假一赔三、假一赔十” 的惩罚性赔偿，存在肯定、否定、折中三种不同观点，各地裁判结果也并不统一。
而比民事纠纷更加严峻的一个现实是：有一部分司法机关，直接把消费者、打假人的索赔行为，定性成了敲诈勒索罪。
在本文看来，有一个底线必须守住：无论民事层面是否支持职业打假人的惩罚性赔偿请求，都绝对不能将合法的职业打假行为，认定为任何刑事犯罪。
一、职业打假，本身具备正向的社会价值
市场一线监管人员，最能看清职业打假带来的现实作用，它对于市场治理有着不可替代的补充价值：
- 弥补监管力量不足，抬高商家违法成本
- 普通消费者买到假货，大多嫌流程麻烦、维权成本高，最后选择放弃索赔。监管部门人力有限，也很难主动排查出市面上所有假冒伪劣商品。职业打假人相当于一支民间补充力量，客观上倒逼商家不敢轻易售假，净化市场环境。
- 快速发现产品隐患，守护消费者人身安全
- 尤其是食品、药品领域，打假线索能够及时暴露产品质量漏洞，让危害群众生命健康的违法行为无处躲藏。
- 带动全民维权意识提升
- 大量的索赔案例，会潜移默化教会普通消费者识别假货、主动维权，形成全社会共同监督商品质量的氛围。
- 降低行政监管成本
- 基层市场监管普遍面临执法人员少、监管任务重的困境。打假人提供的违法线索，可以精准锁定违规商家，减少监管部门盲目排查的工作量。
既然职业打假能够带来上述正向社会效益，那么该行为本身，就不具备犯罪所要求的社会危害性，自然不应当以犯罪论处。
二、四种常见误区：为什么不能把职业打假认定为敲诈勒索？
实务当中不少人主张对职业打假以敲诈勒索定罪，主要存在四条理由，但这些理由都值得商榷。
误区一：打假属于公权力专属，普通人无权介入
有一种观点认为，打击假冒伪劣是政府公权力的职责，公权力不能交由私人用来牟利，民间知假买假索赔属于私权越位。
该逻辑并不成立。 设立公权力的最终目的，本身就是保护老百姓的私权利，二者不是对立关系。公权力监管和民间维权完全可以并行不悖。 刑法当中打击犯罪属于典型的公权力范畴，但法律依然允许普通公民实施正当防卫，并不会因为公民出手制止不法侵害，就认定其越权。同理，职业打假对公监管形成有益补充，法律应当包容、鼓励。
误区二：职业打假属于 “以恶抑恶、用违法对抗违法”
批评者提出，打假人明知有假还主动购买，利用商家的错误换取高额赔偿，属于用不诚信的方式去打击商家的违法行为。
但这只是一种主观的道德评价，并不是法律结论。 第一，打假人索赔的基础是商家售假在先，并不是打假人主动制造出假货损失；商家需要赔钱，是法律规定其应当承担的责任，并非打假人无故损害商家权益。 第二，惩罚性赔偿本身就是法律明文创设的制度。打假人依照法条拿钱，不属于谋取非法利益。 第三，法律和道德不能混为一谈。就算你不认可打假人为获利而维权的行为，只要他没有触碰法律红线，就不能因为道德观感不佳，直接给他扣上刑事犯罪的帽子。
误区三：打假人目的只是为了赚钱，所以索赔具有非法性
很多人有一个隐含认知：只有无偿公益打假才值得保护，只要是冲着高额赔偿收益去的，就是恶意牟利。
但是，主观上想要获利，从来都不等于违法。 利用现有的法律规则，去争取属于自己的合法收益，本身就是正当行为。就算大家认为部分打假行为存在制度漏洞，也应当通过修订法律法规来完善，而不能反过来，把钻制度漏洞获利的人送去承担刑事责任。
误区四：将真正的敲诈勒索行为，和正常职业打假混为一谈
这也是实务当中最容易出错的地方。 我们必须划清一条清晰的分界线：
商家商品本身确实存在假货、缺陷，打假人没有捏造事实，只是依据法律提出赔偿要求 → 属于合法维权。打假人事先主动掉包、放入过期商品、伪造质检报告，虚构商家售假事实，再以此要挟要钱 → 属于敲诈勒索、诈骗类犯罪。
不能把后者这类违法犯罪行为，打包归入 “职业打假” 的范畴，再以此为由全盘否定所有知假买假索赔行为。
三、从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看：正当索赔根本不满足犯罪条件
敲诈勒索罪成立有两大核心必备条件：主观上具备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实施胁迫手段，造成对方产生财产损失。而正常的打假索赔行为，两项条件都不具备。
- 索赔的目的具备法律基础，不属于非法占有
- 打假人索要赔偿的依据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的惩罚赔偿条款，商家本身就负有赔付义务。维权人取得钱款，拥有合法的法律理由，谈不上非法占有。
- 商家支付赔偿金，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产损失
- 敲诈勒索属于财产犯罪，被害人必须遭受本不该产生的财产损失。而售假商家赔钱，是履行法定责任，这笔支出本就应当付出。即便没有打假人出面索赔，商家的赔偿义务也客观存在。
- 以起诉、向消协投诉、媒体曝光作为谈判筹码，不等于胁迫
- 有观点认为：打假人拿 “曝光商家问题” 来施压协商赔偿，属于胁迫行为，可以构成敲诈勒索。 这个结论站不住脚。 向法院起诉、请求媒体曝光产品质量问题，都是公民正当行使权利的方式。商品有问题本就不怕曝光；商家之所以陷入被动，根源在于自身售假在先，而不是维权人的曝光行为。 即便协商阶段提出的赔偿金额偏高，只要基础事实真实存在，没有捏造假货事实，就不能单凭索赔数额超出预期，直接推定行为人有非法占有的犯罪故意。
举一个典型案例：消费者买到含有异物的食用油，多次沟通厂家无果，联系媒体曝光之后，厂家私下协商。消费者提出高额赔偿，并表示不赔付就继续网上发帖曝光，厂家随即报警。法院最终以敲诈勒索罪（未遂）判刑。 从法理角度审视，这份判决结果存在很大疑问。厂家如果一开始就积极处理赔偿纠纷，后续的曝光事件本就不会发生。商家不能一边销售问题商品，一边要求消费者不得将事实公之于众。
退一步来讲，就算曝光行为给商家带来巨大经营损失，该行为同样具备正当性：曝光假货，能够提醒其余消费者避坑，保护更多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具备违法阻却事由，不应当被评价为犯罪。
四、最后的结论
市场监管人力永远有限，想要单靠行政机关就清除市面上所有假冒伪劣商品并不现实。普通消费者维权成本太高，很难经常性的站出来打击假货。职业打假人恰恰填补了这块缺口。
如果司法实践随意将职业打假索赔定性为敲诈勒索罪，最终的后果就是：民间监督力量不敢再站出来，售假商家缺少外部约束，假冒伪劣商品泛滥，最终损害全体消费者的权益。
因此我们应当坚持一条裁判红线：商品假货事实真实存在、索赔人没有捏造、制造虚假违法事实，仅仅依据法律主张赔偿，哪怕索赔金额偏高，也属于民事维权纠纷，绝对不能升格为敲诈勒索等刑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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