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八月，四万六千红军只剩三个师番号。
陕西三原云阳一带，队伍等着换帽徽、换番号。红军的八角帽还在手里，新发的帽徽已经摆到面前，许多战士心里别扭。
九月六日，石桥镇誓师大会上，刘伯承站出来说：“我们要把阶级的仇恨埋在心里，跟国民党合作抗日……”他又抚着红五星，把话落到最硬处：“不管戴什么帽子，不管穿什么衣服，我们的心永远是鲜红的。”
这一天，第一二九师师长是刘伯承。
副师长，是徐向前。
这就让许多人想不通了。
第一一五师主要由红一方面军改编，林彪任师长；第一二〇师主要由红二方面军改编，贺龙任师长。可第一二九师的骨干，多出自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却没有坐上师长位置。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谁资历更老”的问题。
徐向前回来时，身上还带着河西走廊的风沙。
一九三七年三月，西路军在祁连山一带陷入极端困难。石窝山会议后，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东返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
那一路，不是凯旋。
接应的人后来见到他，只觉得眼前这个人一下老了许多。西路军的损失压在他心上，压得很重。
他没有推脱。
往后回忆这段，他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那些没能回来的战士，成了他一生绕不开的疼。
可中央并没有因此把他放到一边。
徐向前回到延安后，毛泽东没有重责，反而安慰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这句话很重。
如果西路军问题已经让徐向前失去信任，他不会很快出现在第一二九师副师长的位置上，也不会在洛川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军委委员。
副师长不是闲职。
当时八路军只有三个主力师，一个师的副军事主官，手里压着的是上万人的生死、行军、作战、整训。徐向前能任这个职务，本身就说明，他仍在核心军事指挥序列中。
真正的难处，在“三个师”这三个字里。
红军改编，是国共合作抗日大局下的结果。番号、编制、军饷、给养，都要在谈判桌上拉扯。中共中央军委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发布命令，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和后方留守处。
四万六千人，三个师。
位置少了，选择就变得很硬。
徐向前的资历够不够？
够。
红四方面军时期，他长期担任重要军事领导，指挥过鄂豫皖、川陕等根据地作战。双桥镇、反“六路围攻”等战事里，他的指挥能力早已显出来。
可一九三七年夏天的徐向前，状态并不好。
西路军失败后，他辗转东返，身体、精神都受到很大消耗。要把一支刚改编的主力师立刻带上抗日前线，师长不仅要会打，还要能连续奔波、谈判、整训、出击，在敌后撑起一个新局面。
这时候的刘伯承，优势露出来了。
刘伯承早年参加辛亥革命，长期在川军中作战，后来参加南昌起义，进入人民军队后多次担任总参谋长，又办过学校、带过干部、研究过战术。
他熟悉旧军队，也熟悉红军。
这很关键。
第一二九师不是关起门来打自己的仗。八路军名义上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军费给养要同国民政府方面周旋，部队又必须保持共产党领导和红军传统。
外面是合作抗日，里面是保持本色。
这根绳子绷得很紧。
刘伯承在石桥镇那番话，正好说明他懂这件事的分量。帽徽可以换，心不能变；番号可以改，队伍不能散。
徐向前也懂军事，可当时第一二九师最需要的，是一个既能压住军事局面，又能处理改编后复杂关系的主帅。
刘伯承更合适。
更何况，第一二九师走向太行后，面对的不是一场普通行军。
日军已经全面侵华，华北战局紧迫。八路军要在敌后立足，不能只打几个漂亮伏击，还要建根据地、发动群众、扩大武装，把一支一万多人的队伍变成能长期坚持的力量。
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后来并肩作战。
神头岭、响堂铺等伏击战打出来后，第一二九师在太行山站住了脚。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等根据地一步步连起来，队伍也从出师时的一万多人，发展为几十万人的大军。
徐向前没有被埋没。
一九三九年，他奉命到山东，担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组织领导山东根据地军民反“扫荡”，发展抗日武装。后来解放战争中，他又在晋中、太原等战役中担负重要指挥。
他仍是徐向前。
只是，一九三七年的第一二九师师长位置，不能只看红四方面军旧有系统，也不能只看谁过去名头更大。
那是改编后的第一仗。
刘伯承站在石桥镇的队伍前，手里抚着红五星，面前是刚换装的战士，身后是正在压缩成三个师的红军主力。
徐向前站在副师长的位置上，沉默、瘦削，也把这支队伍往太行山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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