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前后，上海或北京的艺术圈里，徐悲鸿的名字已不再只是宜兴画师徐达章之子的名号。关于他给儿子取名“劫生”的故事，也正是在后来流传的轶闻中，被不断添上了“厌妻”“诅咒”和“报应”等意味。
但这段故事若放回史料中核对，许多细节并不可靠。徐悲鸿的妻子并不是传闻中始终没有姓名的“乡村发妻”，而是蒋碧微。两人的相识，也不是一个男人嫌弃包办婚姻、另寻新欢的简单戏码。
徐悲鸿1895年出生于江苏宜兴。父亲徐达章以教书和作画为生，家境清寒，却十分重视儿子的艺术教育。徐悲鸿早年辗转上海，靠卖画、教画维持生活，后来得到资助赴日本学习，逐渐确立了以写实主义改造中国画坛的方向。
1916年前后，他在上海结识蒋碧微。蒋碧微出身书香家庭，接受过较好的教育，思想和生活方式都比一般闺秀更为开阔。两人往来后关系日深，1917年一同前往日本。此后，他们又赴法国求学，徐悲鸿专攻素描和油画，蒋碧微长期陪伴左右。
这段关系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个人选择色彩。把蒋碧微说成徐悲鸿“毫不喜欢的发妻”，并不符合两人早期共同生活的事实。至于“徐悲鸿为了羞辱妻子，故意给儿子取名劫生”，也缺少可以直接坐实的原始材料。
“劫生”这个名字确实在相关回忆和传记叙述中出现过。旧时中国人给孩子取名，常常带有避讳、祈福或寄托命运的意味。有的孩子乳名粗俗，是为了“压住”灾病；有的名字听起来不吉利，实际却包含父母希望孩子平安长大的愿望。
所以，仅凭“劫生”二字，不能断定徐悲鸿当时怀有厌恶妻儿的心理。名字可能是父亲所取，也可能是家庭成员共同决定，具体过程目前难以还原。把一个名字直接解释成恶意诅咒，更多是后人根据结局倒推原因。
遗憾的是，孩子后来确实早夭。传记资料普遍记载，徐悲鸿与蒋碧微的儿子年幼时感染天花，最终在七岁左右去世。那个年代，天花仍是严重的传染病，医疗条件有限，即便家人日夜照料，也未必能够挽救孩子性命。
蒋碧微在回忆中曾写到丧子之痛。孩子患病期间，母亲的照料、家庭的奔波和无力感，都是那个时代普通人难以摆脱的现实。至于“徐悲鸿人在国外筹备画展，数月后才知道儿子去世”的说法，细节版本很多，不能全部当作确凿事实。
值得一提的是，徐悲鸿与蒋碧微的婚姻后来确实发生了严重裂痕。两人长期在艺术、生活和情感问题上产生冲突，最终分开。可是，婚姻破裂发生在多年相处之后，不能简单移植到孩子出生之时，更不能据此证明徐悲鸿从一开始就厌弃妻子。
蒋碧微后来出版回忆文字，对徐悲鸿的性格、婚姻和家庭生活有不少记录。回忆录具有重要价值，却也带有个人立场和情绪，必须与书信、年谱、同时代报刊等材料互相参照。历史人物的家庭纠纷，尤其不能只凭一方叙述便下定论。
徐悲鸿一生作品众多，奔马、人物和历史题材绘画影响深远。他在艺术上强调现实观察，反对脱离生活的空洞摹写。可在私人生活中，他同样有局限和矛盾：既有对艺术理想的坚持，也有处理婚姻关系不够妥当的一面。
“七年后字字应验”之所以传播广，是因为它符合民间故事喜欢的结构：一句不祥的话，一个早夭的孩子，再加上父亲迟来的沉默，几件事拼在一起，便像命运早已写好的判词。可历史并不是戏文，孩子的病亡有具体的医学和社会背景，不能被包装成名字带来的灾祸。
徐悲鸿的儿子夭折，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也是当时疾病、医疗和交通条件共同造成的悲剧。“劫生”二字可以作为时代语言和家庭心理的切口，却不能成为审判一个人的唯一证据。对这段往事，能确认的应当确认，无法确认的则保留疑问，这比编排一场“名字成谶”的传奇更接近历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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