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延安杨家岭，作曲家冼星海来到毛泽东住处。窑洞不大，陈设也很简单，门前还有开荒留下的泥土。可就在这顿并不丰盛的饭菜里，藏着一段关于艺术、革命与人民的谈话。
冼星海并不是带着成名作来延安的。1938年11月3日，他接受鲁迅艺术学院邀请，从武汉经西安辗转抵达延安，担任音乐系教员。那一年，他33岁，已经有海外求学经历，也见识过西方音乐的训练体系。
但延安给他的课题完全不同。
这里没有宽敞的音乐厅，没有完整的乐队，更谈不上充足的乐谱和器材。许多时候，学员们一边参加生产，一边排练节目；歌声不仅要讲究旋律，还要能让战士听懂，让群众愿意唱。
1938年12月9日，延安各界举行“一二九”纪念大会。会前，冼星海教大家唱歌，毛泽东走到他身边，主动叫出了他的名字。毛泽东谈到知识分子参加革命，也谈到音乐家的道路：艺术不能停留在“为艺术而艺术”，还要走向为祖国、为人民而创作。
这番话并非泛泛而谈。冼星海来到延安后，很快发现，战争年代的音乐有着特殊的用途。一首歌可以用于课堂，也可以用于行军；可以登台演出，也可以在田间地头传唱。音乐家面对的，不只是同行和评论家，还有千千万万普通人。
有一次，冼星海与友人到毛泽东住处谈生产运动。毛泽东刚在门前开荒，手里还拿着镐头。冼星海有些不解，认为领导人应当把更多时间放在抗战大事上。毛泽东却没有回避这个问题。
“没有粮食和衣服，抗战靠什么坚持？”
这句话很朴素，却点出了陕甘宁边区当时的现实。国民党方面实行封锁，外部物资难以进入，边区不能把困难转嫁给百姓，只能开展生产自救。开荒种地不是与革命无关的杂务，而是维持根据地运转的重要条件。
毛泽东还打趣说，作曲家也可以下地劳动，既生产粮食，也生产“精神的粮食”。冼星海听明白了：革命文艺并不排斥专业，相反，越是专业，越要找到与群众生活相通的表达方式。
谈话转到音乐时，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更深的问题。中国音乐不能简单照搬外国模式，也不能把古代传统原封不动地搬过来。西洋作曲技术可以学习，但作品必须扎根中国社会，形成民族的、人民能够接受的音乐语言。
冼星海对此深有感触。他早年留学法国，接受过严格的音乐训练，回国后却不断思考一个问题：怎样把西方和声、配器等技术，与中国民间音调、民族语言结合起来。延安的生活，使这个问题不再停留在书斋里。
不久，他与诗人光未然合作，投入《黄河大合唱》的创作。1939年3月31日，经过连续数日的紧张工作，冼星海完成了这部作品。5月11日，鲁艺举行周年纪念音乐会，《黄河大合唱》第一次正式公演。
演出时，合唱队伍规模不小，冼星海对节奏、力度和情绪要求极严。曲调从船夫号子展开，继而转入黄河的咆哮、民族的苦难和抗战的呐喊。毛泽东在现场听完后连声称好，这种反应后来被冼星海写进日记，成为他难以忘记的一晚。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对冼星海的重视，并不只是因为一首作品。1939年，冼星海还创作了《生产大合唱》，其中的歌曲很快在延安流传。生产、抗战、教育和文艺，被组织进同一个生活体系，音乐因此获得了比舞台更广阔的传播空间。
到了1940年，冼星海准备赴苏联工作。毛泽东设宴为他送行，警卫员特意设法弄来一只鸡。延安物资紧张，鸡肉并非寻常菜肴，毛泽东还叮嘱厨房多准备饭菜，再加一盘炒肉丝和鸡蛋汤。
席间，冼星海把鸡肉夹到毛泽东碗里，毛泽东笑说这是“喧宾夺主”。几句家常话，让这顿饭少了拘谨，却没有冲淡谈话中的严肃。临行前，毛泽东还提醒他们办理出境手续时注意身份保密，足见当时环境的复杂。
冼星海后来以化名黄训赴苏联，却因战争阻隔和疾病困扰，未能顺利返回祖国。1945年10月30日，他在莫斯科病逝，终年40岁。消息传到延安后，鲁迅艺术学院举行追悼会，毛泽东亲笔题写挽联：“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
那盘加餐的炒肉丝和鸡蛋汤，当然不是这段历史的全部。它只是一个细节，却让人看见了延安岁月里的另一面：物资匮乏，礼数仍在；战事紧迫，艺术问题仍被认真讨论；一位音乐家的创作，也被放在民族命运和人民生活之中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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